永嘉之乱是指公元311年,西晋怀帝司马炽永嘉年间,匈奴大军攻陷晋都洛阳,大肆抢掠烧杀的动乱。
历史上的动荡和乱事数不胜数,但只有永嘉之乱称得上是华夏文明尤其是汉族文明的浩劫。
在这场动乱中,匈奴军队疯狂杀戮,遇害及被俘虏的官僚、士兵和百姓有十余万之多,晋怀帝本人连同一大批皇室贵胄均被掠走,西晋王朝在六年后宣告灭亡。
从宏观层面看,永嘉之乱使北方经济完全崩溃,大一统的中国再次走向分裂,从此中原地区进入战乱不休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先秦以来以汉民族和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被摧毁重塑。
永嘉之乱:八王之乱和胡人内迁,司马皇族作出的恶果永嘉之乱爆发的原因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个层面分析,胡人内迁是外因,是表面因素,八王之乱是内因,是根本因素。
从外因上看,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胡人内迁是汉魏数百年发展演变的结果,最早要追溯至公元前180年西汉汉文帝执政时期。
当时的西汉经过诸吕之乱,正值百废待兴,无法与强大的匈奴抗衡,匈奴则倚仗骑兵优势劫掠北部边境。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太常掌故晁错建议以重赏厚酬招胡民实边,通过将投降的胡人部落迁入塞内,与汉族杂居,以同化怀柔的方式实现边境安宁的目的。
这种“柔远人也”的观念成为两汉近四百年的总基调。
汉武帝继位后,励精图治,西汉国力蒸蒸日上,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匈奴边患,汉武帝以攻代守,拉开汉匈战争的序幕。
经过十几年的战争,匈奴在与西汉的竞争中逐渐落入下风,并走向衰弱。
公元前54年左右,汉宣帝执政时期,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南下内附,对汉称臣,胡人内迁迎来第一次小高潮。
此时的西汉国力正值巅峰,胡人无不仰慕大汉国威,南匈奴实为西汉之附属,即便是西汉末年,王莽代汉,中原动荡,北方胡人部落亦不敢造次。
公元25年,刘秀重新统一天下,建立东汉,立国之初,由于战争损耗,人口锐减,刘秀为恢复生产,徙南匈奴数万人居西河,此为胡人内迁又一次高潮。
与西汉高度中央集权相比,东汉政权本质上是地主豪强的联合政权,皇权相对弱势。
到184年东汉末年,爆发规模空前的黄巾起义,朝廷没有充足兵力。
为挽救颓势,一方面放权州郡募兵,另一方面招募胡兵平叛,胡人势力得到松绑,第一次有了介入中原事务的机遇。
此后匈奴侵边时有发生。而内地历经黄巾之乱后进入三国时代。
历史上的三国是一个群英荟萃、群雄并起的时代,各地诸侯虽割据内战,但都是绝代枭雄,内战内行,外战更内行。
比如幽州牧公孙瓒、辽东太守公孙度在当时皆为边缘人物,但却以强硬姿态对抗北方胡人,驱叛胡虏于塞表,威震北疆。
西北军阀马腾马超父子镇守凉州,羌氐族无不敬畏,曹操更是以数千兵力在东北大破乌桓主力,歼灭俘虏乌桓二十万人。
因此在三国近一百年时间里,胡人一直被强力压制,并未构成实质威胁。
不过由于中原连年战乱,北方边境疏于管理,胡人内迁加剧,大有反客为主之势。
最早预见到这一潜在威胁的是曹操,为此,曹操在统一北方后将匈奴分为五部,使之互相牵制无法坐大。
但此后的魏晋政权继承两汉对胡人的开放态度,胡人人口不断膨胀。
280年西晋初期,郭钦向司马炎指出“西北诸郡,皆为戎居”,首次提出徙胡于塞外,让汉人充实边境以对抗外族的建议,然而司马炎没有采纳。
到290年司马衷继位时,关中百多万人口中,“戎狄居半”,大量胡人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势如弧形,包围晋都洛阳。
同时司马宗室诸王的军队中任用大量胡人,匈奴、鲜卑、羌族等大族的军事实力逐步抬头,他们深知晋王朝的虚实,只要时机一到便能起兵作乱。
而司马衷继位之初,外戚杨骏为对抗司马宗室,又将匈奴五部合而为一,这无意间增强了匈奴的实力,五胡乱华第一人匈奴人刘渊就是在此时被杨骏抬举到匈奴首领的位置。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胡人的隐患,呼吁徙胡,但形势已积重难返,晋王室很难有所作为。
此时的西晋如同坐在随时爆发的火山口上,只要一个导火索就会将其掀翻,而这一导火索就是八王之乱。
红色字体为造反的“八王”
如果说胡人内迁是悬在西晋政权头上的利剑,那么西晋王朝就需要有一个执剑之人。
要知道在三国时期,曹操、公孙瓒都有匈奴等胡人被编入军队,但始终没有酿成大乱。
三国后期,司马懿联合慕容鲜卑、乌丸、高句丽剿灭公孙渊政权,屠戮辽东士人,将民众迁徙内地,导致幽州东北诸郡汉族人口大减,这为五胡乱华埋下伏笔。
但司马懿仍以军威震慑东北胡人,永嘉之乱爆发,华北并州、东北幽州同时震荡,西晋无险可依最终灭亡,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
西晋政权是在门阀士族支持下建立的政权,士族集团本就是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和反动性。
西晋统一天下后,上层统治集团迅速腐化堕落,士大夫身系国家要职,却贪图享乐,崇尚清谈。
司马炎在完成大一统后纵情声色,带头腐败,对胡人问题无远大眼光,拒绝徙胡,错失扭转局势的机会。同时,司马炎以宗室为屏藩,大封诸侯。
然而事与愿违,这些宗室不仅没有起到巩固京畿的作用,反而只顾贪权夺利,形成一个个割据政治集团,最终引发了持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导致生灵涂炭,盗贼四起,数十万百姓死于战火。
同时,司马炎执政末期以来,干旱、饥荒、蝗灾经常发生,造成“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的局面,致使社会矛盾激化,晋室国力大减。
八王之乱后,晋室分裂,社会秩序彻底崩盘,匈奴、鲜卑等北方胡人趁此机会向内地发难。
永嘉之乱:匈奴铁蹄践踏洛阳当八王之乱打的如火如荼时,匈奴部出现一位杰出的领袖——刘渊。
刘渊出身于南匈奴单于家族,是西汉时期匈奴单于与和亲公主的后代。
刘渊自幼以质子身份生活在洛阳,年轻时出入晋室宫闱,结交士族权贵,对汉人文化和中原历史、儒家礼仪深为精通,又因为自己有汉人血统,常以汉朝外甥自诩。
公元304年,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起兵反晋,以复兴汉室为名,建立汉国政权,还祭祀西汉、东汉和蜀汉皇帝。
此后在几年的时间里,刘渊几乎攻下整个并州,迅速崛起为北方最强大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
308年,刘渊正式称帝,迁都平阳,此为五胡乱华之始,九泉之下的汉高帝刘邦怕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恢复大汉四百年基业的竟是一个胡人,还是代代世仇的匈奴。
此时的中原已经乱成一锅粥,到处都是叛乱和起义,晋廷大权被东海王司马越掌控,晋怀帝司马炽完全是一个傀儡。
而司马越作为八王之乱的胜利者,可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顾贪恋权势,在与刘渊的对抗中屡战屡败。
308年八月,刘渊派其子刘聪率匈奴主力兵临洛阳城下,这是刘渊政权首次进攻洛阳,也是汉朝数百年来,匈奴军队第一次深入中原腹地。
不过晋廷虽然腐败,但好在洛阳还是有一批忠勇之士,愿意为了保卫家国挺身而出,比如弘农太守垣延假装投降,趁刘聪骄傲懈怠时,于夜间发起突袭,大挫匈奴主力,解洛阳之围。
309年十月,不甘心失败的刘渊再次派遣刘聪、王弥率领五万精锐骑兵二度进攻洛阳。
此战洛阳守军依然英勇抵抗,顶住匈奴骑兵一轮又一轮的冲击,并趁夜间防守空隙,发起反击,匈奴军死伤惨重,成功保卫洛阳。
随着刘渊两次进攻洛阳失败,匈奴军士气大减,然而就在扭转局势的关键时刻,司马越竟打着进攻刘渊部下石勒的名义,携带晋军主力到兖州、豫州驻防。
听闻司马越要走,司马炽大惊失色,匈奴大军都打到洛阳郊外了,整个朝廷安危都系于司马越一身,你这个时候要走是什么意思!
在当时明眼人都看得出司马越打石勒就是噱头,因为司马越在朝中丧失人心,匈奴人随时打进来,迟则生变,将来留在洛阳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不如带上自己的全部主力离开保存实力。
在司马越看来,江山社稷也好,庙堂祖宗也罢,在权力和性命面前完全不值一提。
至于司马炽,本身就是傀儡,死了也没关系,需要的话,再立一个就是了,反正司马家子孙多得是。
就这样,在朝廷一片哀嚎咒骂声中,司马越率领四万兵士向许昌进发,洛阳朝廷的守卫几乎被搬空。
司马越的“釜底抽薪”算是给西晋政权最致命的一击。
随着守卫力量被抽走,本就强弩之末的洛阳城几乎全线崩盘,城内饥饿日益严重,宫殿中死人交相杂横,盗贼公然抢劫。
不过司马越离开洛阳后日子也不好过,很多随从大臣预料到西晋国祚将尽,个个逃命,同时司马炽派苟晞前来讨伐,硬是要鱼死网破。
公元311年四月,众叛亲离的司马越忧愤成疾病逝。
此时隔岸观火的匈奴军队瞅准时机,发动袭击。
一方面,石勒率轻装骑兵追击司马越的灵车,趁晋军不备,发动骑兵包围并用弓箭射击。
十多万晋军官兵兵败如山倒,互相践踏,尸体堆积如山,几乎全军覆没,十余位宗室诸侯和权贵高官被石勒派人推倒墙全部压死。
另一方面,刘聪率兵四万攻打洛阳,由于晋军主力被消灭殆尽,司马炽知晓大势已去,守卫洛阳已无意义,遂决定迁都逃走,但却连必要的警卫都没有。
司马炽走到半路遭遇土匪抢劫,竟毫无防御之力,只能狼狈逃回宫中。
与此同时,晋军在与匈奴的搏杀中连败十二仗,战死三万人,311年六月,匈奴军攻破洛阳,活捉司马炽。
在这一刻,匈奴人不仅赢了西晋,也是对汉民族的完胜,在进入洛阳城的这一刻起,匈奴人的兽性得到彻底释放,似乎故意宣泄这几百年的压抑。
这些士兵大肆放纵杀掠,太子、宗室和朝廷大臣被全部斩杀,司马衷的羊皇后被掠为女奴,近五十年的皇室奇珍异宝全部被掠走,宫殿被付之一炬。
上层权贵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是遭殃,匈奴士兵在城内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普通士民三万多人死于胡虏刀下。
洛阳经过一个多月的人间炼狱,宫庙、官府、房屋被焚烧殆尽,曾经繁华无比的都市变得恐怖死寂。
匈奴人在发泄完后,把司马炽、羊皇后以及皇帝专用的六方玉玺打包送往平阳,至此永嘉之乱告一段落。
永嘉之乱的影响永嘉之乱为异族首次成功入主中原,此后北方各个胡人民族相继内迁建国。
除了匈奴外,山西、山东为羯人石勒所占据,鲜卑则成为继匈奴之后第二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
比如慕容氏与拓跋氏相继入主中原,分别建立前燕及北魏,氐族人李雄建立“成汉”,割据川蜀,羌族在陇西建立后秦,从此中原大地进入几百年混战不休,人民流离失所的黑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