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壹
1957年12月15日，冬日的暖阳下，南昌人民广场锣鼓喧天，红旗挥舞。
在这里举行了省、市各界 10 万多人参加的欢送大会，欢送首批参加农垦建设的近 7000 名干部。
市长张云樵主持大会，省长邵式平在欢送干部上山下乡大会上讲话：“我们正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六十六年前的这一天永远载入了江西农垦事业的史册。
也是这一年，全省五万多名党政机关干部、转业军人、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中央“开发山区、建设山区”的伟大号召，奔赴全省各地，开发建设江西的“南泥湾”。
在此前后，北起庐山脚下的赛湖、云山；
南至全南的九连山；西接浙江、福建的大茅山、德胜关；东临井冈山的广袤赣鄱大地上，
一群群打着背包，扛着大旗的垦荒大军，浩浩荡荡，开始了一场建国后江西党政军民“上山下水”，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宏图伟业。
许多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八路不顾年老体弱，放弃城市生活，亲自带队，再次出征，
与广大干部职工一道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共同劳动，共同生活。
在还处于“竹片点灯，人力碾米”的落后山区；
在俗称“兔子不拉屎，野鸡不宿岗”的红壤丘陵；在鄱阳湖边上的荒滩野渡，
他们铺路修桥、建水电站，伐木造林，垦荒种地、围湖造田，种果树、搞养殖、办企业，开启了“艰苦奋斗，开拓创业”的江西农垦时代。
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无比高涨。
什么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整行装再出发，这就是曾经的榜样！
本文图片来源【江西农垦志】
周总理盛赞：“江西创造性地贯彻了中央的政策”。江西的国营垦殖场是除了新疆、黑龙江、海南、云南这四大军垦农场以外，全国发展的最好的地方。
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年代，
江西景德镇荷塘垦殖场还创下全国的标杆：“农垦学荷塘”。
改革开放初期，江西许多垦殖场异军突起，
走在时代的前列，产值、税收曾经都占当地的半壁江山，并逐渐形成了全省、乃至全国都很有影响的企业集团：共青，省蚕桑、红星、德胜关、大茅山、云山、东风、井冈山、黄岗山、九连山垦殖场等等。
赣水滔滔，风景江西独好！
六十年后的江西农垦系统，
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三，各项经济指标都跻身全国农垦第一方阵。
对于六十年代后期那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由于涉及范围广，“蹉跎岁月”的文学、影视作品浩如烟海，人们耳熟能详。
可源自57年冬天，江西五万名干部，大批退伍军人、一部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水”，艰苦创建国营综合垦殖场的历史却鲜为人知。
老徐这个“肉喇叭”，长期不遗余力地挖掘那些被人淡忘的如烟往事。
PART贰
世间事都是有机缘因果的。
始于 1957 年的全省大规模垦殖场建设，源自1957年2月，农垦部召开国营农场工作会议，提出要发展农牧场，扩大耕地面积；
1957年5月，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派干部“上山下乡”，参加农林业劳动。
江西对此反应积极，并迅速因势利导。
江西大力推进垦殖场建设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江西是一个“六山一水三分田”的省份，山区面积占了一半以上，而且许多都是“万宝山”，另外由于江西过去常年的战火，山区的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虽然经过解放以来的大力恢复，但林业和林副业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到1927年以前的水平。
为此江西不仅反应积极，并且说干就干。
短短两年内，江西农垦事业迅猛发展，全省建成了200多个国营综合垦殖场，成为了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也是因为垦殖场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上山了，教育和科学文化也要随之上山。
在时任江西副省长兼省农垦厅厅长的汪东兴和省长邵式平的提议和推动下，江西又横空出世，创办了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当时遍布全省的共大分校起初都是以垦殖场为基础，建校之初，分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一般都由所属垦殖场的场长和党委书记担任。
据江西农大王锦祥老师回忆：
过去垦殖场与共大关系十分密切，联系也非常多。以省委省人委名义召开的农业战线专门会议通常标题都是称垦殖场和共大工作会议。
也是这个原因，云山垦殖场的首任场长黎超，德胜关垦殖场首任场长屈绍建先后调入共大，成为总校的副校长。
王老师还回忆，长期分管江西农业的省委刘俊秀书记，大会小会多次说过：
“江西农业战线两面红旗，一是垦殖场，二是共大，是拿得出手的两块金牌，我在全国人大会上，今年讲垦殖场，明年讲共大，年年都有新成就、新经验可以介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垦殖场、共大的成立的时期正是大跃进前后，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吹牛会脸红的老表，放了两颗真正的“卫星”。
肯定也有垦殖场的建设功劳，在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江西局势比较稳定，是全国形势最好的省份之一。
据李国强、李希文所著【邵式平传】记载：
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从安徽省过来，去庐山开会。他对同行者说：“沿途鸡犬之声不闻，进入江西到处鸡飞狗跳，没有灾年景象”，说着说着，高兴地流出眼泪。
因江西影响较小，江西不仅外调粮食，还安置浙江、安徽等地灾民50多万。
省长邵式平“江西富农”的外号由此而来。
此间的1959年，云山垦殖场的红薯大丰收，仓库都堆不下，根本吃不完，军车紧急调运，送到外地救灾。
六十年代初，浙江灾民涌入江西德兴近4千人，大茅山垦殖场“以工代赈”，灾民得以扶持安置。之后很多灾民选择留下来，大茅山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也是江西鱼米之乡，有吃有喝的名声在外，
甚至越传越神，什么江西人“吃肉还吐皮”，
导致不光邻近的浙江、安徽灾民，就连较远的江苏农村，很多乡民也是一个带一个的移民到了江西。
PART叁
曾经的国营垦殖场可谓“藏龙卧虎”。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当年省属13个综合垦殖场聚齐了精兵强将。
首任场领导皆是“老将黄忠出马”，中层干部也多来自省地市直机关的干部。
省属垦殖场领导的级别几乎都是地厅级，很多还是老红军，甚至有些革命资历还超过当地的地委书记。
为支持垦殖场建设发展，省委当时还定点分工，邵式平定点云山垦殖场，方志纯定点大茅山垦殖场；刘俊秀则定点井冈山垦殖场。
早在57年的那次欢送大会前，方志纯同志就亲自挂帅，带领省直机关干部到大茅山，创建了江西大茅山综合垦殖场，并选调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曹镜沂任大茅山垦殖场场长，省人委副秘书长阙由熹任场党委书记。
省军区司令员邓克明带队赣粤交界的全南，创办了八一垦殖场，并兼任名誉场长。首任书记、场长是开国上校吕明清，大校韩梅村；
九连山垦殖场的首任党委书记刘达迎是老红军，原省卫生厅副厅长；
云山垦殖场首任场长黎超是原省财政厅的副厅长兼省税务局局长；
德胜关垦殖场的首任场长屈绍建也是老红军，后任共大总校副校长；
红星垦殖场的首任场长是老红军、省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况步才；
王震下放到红星后，第一个就问原总场场长，老红军唐继章同志到哪里去了？
江西蚕桑场的首任场长赖金池是老红军、原省劳动局局长，老红军还有邹理智、许礼富、段玉明等，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党委书记罗朋，曾两度担任过这里的场党委书记；
井冈山垦殖场的首任场长老红军马廷士，是原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恒湖垦殖场是1961年在鄱阳湖边的荒州草甸围垦建场，由于62年的特大洪水决堤形成汪洋，省里为加强力量，选派水利电力厅副厅长的谢富明、农业厅副厅长的田积福、分别担任党委书记、场长；
............
无可否认，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除了领导干部，垦殖场的职工也来自五湖四海。
从1958年开始，江西省属综合垦殖场就招来了很多来自大上海的知识青年。
当年上海有“上工，上农、外农”的就业分配政策，一个家庭如果有几个孩子就业的话，肯定有一个要上农（上海郊区农场），或外农（外地农场）。相比边疆地区，老革命根据地，鱼米之乡的江西，自然是更好的选择。
1961年，由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提高、充实”八字方针，垦殖场又吸收了一批因为调整而出来的工厂富余人员；
早在64年起，在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很多城市的部分初高中毕业生就进了属地的国营垦殖场，成为农场职工；
除了以上这些，当年的垦殖场还安置了些特殊的群体：一是建国后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
另外就是国外的侨民，例如六十年代末，黄岗山垦殖场就接收了大量越南侨民；
既有革命老干部、退伍官兵、知识青年，又有一技之长的工人，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更有因历史原因而蒙冤落难的各类特殊精英，这为日后垦殖场的全面崛起埋下了人才伏笔。
据老同志回忆，当年大茅山垦殖场因为接收了一批成分或者“表现不好”的上海文艺精英，使得由此而组建的省农垦文工团的专业水平甚至超过省歌舞团的水平。
六十年代后，很多垦殖场右派分子“摘帽后”被选作老师，这让地处大山深处、穷乡僻壤的垦殖场子弟学校的教育水平大幅提升。
天南海北文化的交融，形形色色的各类人才，垦殖场犹如一片移民的热土，蛰伏等待着时代吹响号角。
PART肆
翻阅江西国营综合垦殖场的变迁史以及隶属关系，老徐简直看得脑壳发昏。
长期以来，垦殖场尤其是省属垦殖场不断在条条之间、条块之间划过来划过去。
六十年代末，强调一元化领导，省里决定裁撤国营垦殖场，改为当地的公社，或划归省生产建设兵团，72年又开始全面恢复。
七十年代初，在当年裁撤的背景下，
由于省市县各地，干部人才缺乏，为此从国营垦殖场选调了大批干部回城，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轨迹。
也有的人坚持了下来。
而这坚持的过程，让人唏嘘不已。
1969年的冬天，在共青垦殖场裁撤期间，很多老垦荒队员顶住压力，不愿离场，就把垦殖场的招牌挂在船上，成为流动垦殖场。
这其中有一位25岁的年轻人，他和近千名不愿离开土地的人们坚持搬迁到南湖开荒创业，先以养鸭子、放鸭维持生计，再从板鸭厂副主任起步，后学习用鸭毛做羽绒衣，最终形成当年全国最大的羽绒生产基地。
把一片荒滩的南湖区域打造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镇，也是依靠这种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才有了今天作为赣江新区重要组团的共青城。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南昌市长的蒋仲平。
江西最南端的八一垦殖场也面临裁撤，
场领导崔源泉找到老首长邓克明、吕明清，他们当时一个是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一个是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老首长动情传话：“八一场不能散，就是讨饭也要抱成团”。
也在邓克明夫妇的帮助下，从福建几个厂弄来一些拼凑形成的旧设备，办起了火柴厂、继而又创办了板车队，制药厂。
八一场不仅生存下来，还神奇的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制造基础。
顺带一提的是，江西的确是个好地方，
不仅是红色革命的摇篮，也是领袖人物“休养生息”的神奇土地。在那特殊的岁月，江西各地迎来了一众大人物。
邓小平同志落难来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
陈云同志下放到南昌青云谱；
王震同志下放到红星垦殖场；
萧克同志被安置在云山垦殖场的农垦部“五七”干校；
清华、北大集体搬迁到南昌郊区的鲤鱼洲垦殖场，“老九”们放下书本，扛起锄头，在鄱阳湖畔“战天斗地”。
虽然当年他们来到江西的境遇有所不同，但都对江西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尤其是王震同志，在他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曾先后三次到红星视察，对于红星垦殖场的发展倾注了极大地关心与帮助，并把红星垦殖场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萧克日后也三次到云山视察，当年他下放时自制的小木桌、还有很多小木凳成为职工们的收藏。
厉以宁坦陈，他的学术思想的转变和建立就是在鲤鱼洲农场的下放期间。
如今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都成了当地著名的文旅景点。
PART伍
1958年，刚成立不久的云山垦殖场就接到了一单大业务。
云山场区灯火通明，职工加班加点，川流不息的军用卡车24小时不间断地从这里运走木材，发送北京。
时值国庆十周年之前，北京正在热火朝天建设人民大会堂等首都十大建筑。这里漫山遍野的优质杉木被选作首都建设木材供应基地。
林业不能光砍不栽，可林业生产周期长，光靠造林，短期是无法生存的。
对于江西垦殖场的发展，省长邵式平体现了他思维的前瞻性。
在垦殖场创办之初，他就提出要在垦殖场的名字前面一律加上【综合】二字，明确提出了全面发展，综合经营的指导思想。
他要求垦殖场以农为本，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多种经营。
1962年，也正是在云山，邵式平当年还搞了日后产供销一条龙，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雏形试点。
但可惜的是，他这超越时代的构想，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很难推开，试点也被无疾而终。
从林场伐木开始，垦殖场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结构中特殊的“伐木累Family”。
相比农村，也或许地广人稀，场地分散，有些垦殖场很早就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尾巴”。
据云山垦殖场老同志回忆：
“早年垦殖场的综合条件肯定比不上城市，但就吃的方面其实比城里还好。相对农民他们有工资，相对城市职工，他们几乎家家都种了菜地，养了鸡鸭，那母鸡就像认识家一样，早上出去觅食，定时回家下蛋，我家里土鸡蛋都是一篮一篮装的，吃都吃不完”。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六十年代末，
地处黎川，现在都觉得偏远的德胜关农场，除了生产家当年喻户晓的象棋，还诞生了全国著名的江西电炉厂。
它曾是我国五大电炉生产基地，
从73年起，两届全国电炉生产工作会议都是在大山深处的德胜关召开。1980年，还因为我国火箭运载提供过高科技的配套设施，获得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嘉奖贺电。
是当年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农垦工业企业。
这类颇有高科技成分的生产企业，当时能在垦殖场横空崛起，客观来说，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掀起的时代浪花。
或许更鲜为人知的是，江西当年不仅只是“抓革命”，在“程政委”那句著名的“江西决不做上海的殖民地”口号宣传下，江西也还大抓了工业战线的突破。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也因为当年德胜关垦殖场领导思想解放，大胆启用了200多名洪都机械厂下放的技术人员，把他们从拉木头，背毛竹的各个分场迅速集中起来，让原来造飞机的人才改做电炉生产。
加上一机部设计院调来的技术力量，在连续多年的电炉大会战下，诞生了这个当年传奇一时的企业。
老徐母亲亦回忆，七十年代初，
她去德胜关垦殖场采办电炉，最为惊奇的是：场里的食堂早餐竟然天天供应牛奶，午餐还有大盆的红烧肉。
也是六十年代末，在江西最西端的萍乡，
万龙山垦殖场下属农机分厂的一位工人在上海出差时买了一台吊扇回家，这个有意无意的举动，开启了萍乡万龙山电扇厂的最初创办。
谁也不曾料想，当年这个作坊式的农垦小厂，20年后，生产的吊扇竟横扫全国市场，飞碟的品牌几乎就是吊扇的代名词。
PART陆
进入八十年代，遍布全省的国营垦殖场开启了一轮波澜壮阔，百舸争流千帆竞的改革之路。
或许大多数人忽略的是：在改革方面，
从最初1979的的财务大包干，到1983年开始的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实行大农场套小农场双层经营，再到用工制度的改革，农垦系统很多改革措施在国有企业领域都是领先的。
先行一步的放开政策，
长期内部积蓄的能量，加上国家的扶持，甚至还有国有企业的“红帽子”，使得全省众多垦殖场迎来了时代的“冲锋号”，开始了农工商“全面开花”的高速发展阶段。
垦殖场的很多副业发展源自于最初的自产自销，并逐步改进发展起来。
由于地处偏僻，虽然国家有统一的商品调拨，早期的垦殖场有很多自产自销的产品例如酿酒厂、酱油厂、榨油厂。
例如南昌市农垦的朝阳农场，生产的孔雀牌、丰收牌酱油当年很受欢迎，是南昌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当然他的技术源自在1965年抽调了原南昌老字号“老同兴酿造厂”20多名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酒厂是很多垦殖场最早办起来的副业企业，最初也只是满足职工内部需求，后来形成很多垦殖场的大宗产品。
或许是大家互相考察，传授经验。到了八十年代，全省垦殖场各种白酒、黄酒、葡萄酒、药酒、啤酒几乎全面覆盖，遍地开花。
例如大茅山的杨梅酒；
恒丰垦殖场的纯粮大曲；
云山的凤鸟牌葡萄酒、中华猕猴桃酒；
八一垦殖场的灵芝酒、虎骨酒、鹿茸大补酒，甚至还有灵芝可乐这种饮料；
共青除了羽绒服著名，其实还诞生过江南最大的葡萄酒厂，并且生产啤酒；
恒湖垦殖场酒类品种多达60多个，恒湖大曲酒、慈禧益寿酒、三鞭酒、国公药酒等。
各地垦殖场除了传统的农副产品，
短短二十年间，还衍生出大量的工业企业，毫不夸张地说，除了重工业，几乎门类齐全，叹为观止。
红星垦殖场曾是重要的生猪基地，江西供应香港的生猪很多就是来自这里。除了红星乳品厂的奶粉、麦乳精、冰淇淋粉，八十年代还创办了江南最大的巧克力生产企业——江西巧克力食品厂，并且还有著名的红星机械厂。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德胜关垦殖场，
陆续创办了100多家工厂，最高峰从业人员有2万多人。白天行人如织，入夜灯光璀灿，人称“黎川小上海，德胜南京路”；
宜丰的黄岗山垦殖场，
除了拳头产品缝纫机台板，还有众多加工企业，被誉为宜丰的“小香港”；
奉新上富镇的东风垦殖场
由于江苏人特别多，工业发达、生活富裕被当地老俵羡慕地称为“小南京”。
由于共青从养鸭到羽绒产品的龙头示范作用，很多垦殖场于是对标先进经验，也上马了大量的咸蛋、味蛋、板鸭以及羽绒制品企业。
1988年，省属蚕桑垦殖场公开选聘场长。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桑海制药厂的厂长万里扬脱颖而出竞聘为场长，开启了后改为桑海集团的最为辉煌的时代。
三大药厂中，桑海的蛇胆川贝液，白马庙的板蓝根、济生的复方鲜竹沥液等风靡大江南北；气门芯厂，味精厂、羽绒厂、低压电器厂、纸箱厂......，传统的蚕桑农场逐渐演变成一个以医药为龙头的大型企业集团。
而从当年的济生制药厂还走出来一个年轻人，他就是曾经辞去鲤鱼洲垦殖场教师职位，后创办了“济民可信”的李义海。
历史往往回头看才能更清楚。
客观来说，在八、九十年代，市场还是处于商品短缺的契机，虽然很多垦殖场有明显的区位劣势，但企业改革起步较早，当年还有各种资源、人才的优势。
生产上简单开发甚至模仿一些适销对路的产品，销售上对内对外采取些激励措施，日子都普遍过得很红火。
高速的发展掩盖了“装到篮子就是菜”的野蛮生长的代价。“一放就乱”的多年弊端，也内生了后来举步维艰的风险。
随着外部市场竞争的加剧，
一切还是回到了简单的经济价值规律。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乡村振兴的号角下，江西农垦“破茧蝶变”又成为时代的排头兵。
虽说“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可站在八一广场，曾经的主席台下，
我仿佛看见六十六年前，
那些举着大旗，从这里出发，砥砺前行，
却又被迅速变迁的时代遗忘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