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的年号，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也是争议最多的皇帝，提起万历，可能更熟悉的便是“二十年不上朝”。他是以28年不上朝以及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著称，更何况史学界还有个著名的论断，这就是“明实亡于万历”。
“明实亡于万历”似乎现在成为对朱翊钧的盖棺定论，这样说比起说明亡于崇祯当然显得要有文化了许多，其中自然是有道理的，但说明亡于阉党，亡于党争，亡于李成梁的养虎为患也有道理，这些都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总觉得有以偏概全的感觉。按这样的推论，也可以说是明亡于裁撤驿站，因为这样弄得一个叫李自成的成为下岗职工；甚至可以说是亡于朱元璋，因为他娶的马皇后，繁衍了后世一堆奇葩皇帝。
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个儿子，祖父是明世宗朱厚熜，就是那位信道的皇上。
朱翊钧出生在嘉靖四十一年（1563年），因为那位信道的祖父不允许关于储君的言论，嘉靖帝到了晚年迷信道教，更是“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所以，朱翊钧出生没有告诉明世宗，更不敢起名字。一直到父亲朱载垕登基后，五岁才有的名字：朱翊钧。不知道之前都怎么称呼他呢？“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讳翊钧，穆宗第三子也。母贵妃李氏。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性岐嶷，穆宗尝驰马宫中，谏曰：‘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宁无衔橛忧。’穆宗喜，下马劳之。陈皇后病居别宫，每晨随贵妃候起居。后闻履声辄喜，为强起。取经书问之，无不响答，贵妃亦喜。由是两宫益和。”
隆庆六年（1572年），做了六年皇上的朱载垕病崩，年仅十岁的朱翊钧登基为帝，改元万历。从五岁立为太子，尤其是十岁登基后，少年的朱翊钧还是非常上进的，也算是饱读诗书。
隆庆皇帝给儿子留下三位重臣高拱、高仪、张居正，共同辅佐幼主，以高拱为首辅，而内廷更多的依靠冯保。但隆庆皇帝五月二十六日驾崩，朱翊钧六月初十继位，六月十六便将高拱免职，高仪三天后去世，内阁就变成张居正的了。“初，穆宗崩，拱于阁中大恸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谮于后妃曰：‘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迨拱去，保憾犹未释。万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伪为内侍服，入乾清宫，被获下东厂。保欲缘此族拱，与居正谋，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大臣许之。逾日，锦衣都督硃希孝等会鞫。大臣疾呼曰：‘许我富贵，乃掠治我耶！且我何处识高阁老？’希孝惧，不敢鞫而罢。会廷臣杨博、葛守礼等保待之，居正亦迫众议微讽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喑大臣，移送法司坐斩，拱获免。由是举朝皆恶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进。”
张居正
张居正称为内阁首辅之后，万历皇帝对张居正非常尊重，从来都以“先生”称呼张居正，张居正为大明王朝也是出尽了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一步步的代领大明朝步入正轨，历史上称为“万历新政”。
不得不说，这朱翊钧运气是很好的，6岁即被定为太子，上位时无人同他争抢，老师是当朝首辅张居正，母亲李氏亦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太后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挈之登辇以出。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翼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六年，帝大婚，太后将返慈宁宫，敕居正曰：‘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而他的“大伴”太监冯保虽有贪腐之习，但却是个有才能的忠贞之人，所以，他当皇帝后的前10年，老老实实地读书学习便是，其他统统都不是他能管的，有张老师替他统统搞定。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不得不说，朱翊钧亲政后的所作所为还是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励精图治，勤奋好学，精力旺盛，夜以继日，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且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
张居正是历史上少有的能臣，他有能力，有担当，执政期间进行了著名的“张居正改革”，颇有成效，极大地改善了帝国的经济状况，但他对小皇帝太过严苛，遂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张居正在这一时期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他在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简化税制，促进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的发展；在政治上整饬吏治，任用贤臣，并推行“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员，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在军事上任命名将如戚继光和李成梁等抵御边疆的侵扰，巩固国防力量。此外，他还推行了一系列水利改革，如由潘季驯四次治河，成效显著。这些改革措施使得国家收入大增，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科学巨匠迭出，社会风尚呈现出活泼开放的新鲜气息。
张居正
但是，随着明神宗逐渐成年，他开始慢慢疏远张居正。
张居正是万历帝年少时期的老师，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和管束。然而，随着万历帝的成长，他开始追求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对张居正的严格管束和告状行为产生了反感。这种反感情绪逐渐积累，导致他对张居正的信任和尊重逐渐减少。
张居正在政治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对国家的发展有利，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侵犯了万历帝的个人权益。万历帝在亲政后，希望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与张居正在政治上的分歧和冲突逐渐显现。
张居正虽然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但他的个人性格和行为也存在一些问题。他有时表现得过于专断和霸道，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这使得他在朝廷中得罪了一些人，也影响了万历帝对他的看法。
在万历帝成年后，他开始亲政，并逐渐疏远张居正等改革派官员。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频繁发生。
因此，张居正虽然帮助明朝暂时从混乱中走了出来，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住。随着他的去世，明朝很快又恢复了之前的混乱，逐渐走向衰落。
张居正
但很不幸的是，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这次新政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大明王朝一片欣欣向荣。让人不能理解的，张居正生前，万历皇帝对他简直就像对待父亲一样，死后却被抄家，一直到天启年间，才给张居正恢复名声。可能是张居正权力太大了吧，就为了剪除他的势力，将那埋在心中多年的怨恨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不仅抄其家，还封闭张府，将来不及撤出的十余口人全部饿死，手段不可谓不狠毒。
少年的朱翊钧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是一心想把大明王朝治理好，但是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十四岁的万历皇帝，开始沉溺酒色。身体也越来越虚，越来越懒于朝政，更多的是通过奏折、圣旨传达，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年），干脆都不出宫门了。
他安抚流民，轻薄徭赋，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开创了“万历中兴”之局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还算是一个有为的明君，至少在他亲政的前期是可以这样认为的。
他是在这一时期内，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几乎是全盘推翻了，诡异的是似乎也并不没有给帝国的财政带来恶劣的影响，相反，取消了一些伤民的措施后，还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江南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段取得，国内也没有农民起义一类的动乱，整个帝国处于不断地上升阶段。
明神宗在位时期，明朝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其一是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其二便是国本之争。这两件事情直接导致了明朝原本蒸蒸日上的态势陷入危机。
朱翊钧
明神宗朱翊钧的“国本之争”是明朝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期间，面临着皇位继承的问题。他并不想要将自己的长子朱常洛立为继承人，反而想要将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立为太子。这一点引起了朝中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因此太子之位便一直没有确立。
由于他长时间没有确定继承人，导致朝廷内外对皇位继承人的猜测和争议不断。
到了明朝中后期，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文官集团希望通过立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皇帝则希望保持对皇位的绝对控制。
明神宗朱翊钧本人对皇位继承的态度不明确，加上他对权力的热衷和对政务的逃避，使得皇位继承问题更加复杂。
随着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时间的延长，朝臣们开始纷纷上书请求立储。他们援引传统立储法度，要求册立庶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然而，明神宗朱翊钧对朝臣的请求置若罔闻，拖延不立储。他既不愿意放弃对皇位的绝对控制，也不愿意得罪文官集团。随着立储问题的拖延，朝廷内部的党争也愈发激烈。支持朱常洛的东林党人与支持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的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孝定皇后李氏
在经过长达15年的争论后，明神宗朱翊钧最终在李太后的干预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光宗之未册立也，给事中姜应麟等疏请被谪，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结束了“国本之争”。
朱常洛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了明朝的合法继承人。这标志着“国本之争”的结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官集团在“国本之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通过坚持立储请求，最终使朱常洛成为皇太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明神宗朱翊钧在“国本之争”中的拖延和妥协，使得他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皇太子朱常洛的册立，意味着皇权不再是皇帝一个人的事情，而是需要考虑到文官集团和朝廷内外的意见。
不得不承认，张居正给他留下了一把好牌，是他初政时的基础，但随着承平时间的推移，这朱翊钧便开始懈怠了起来，厌倦处理朝政，对朝臣拉帮结派也疏于控制，后来竟懒得上朝理事了，这一拖便是28年。
万历皇帝和他祖父嘉靖皇帝确实也够奇葩的，一个在位四十五年，一个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最长的两位，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在位时间很长的皇帝了，搞笑的是这两位都二十多年不上朝。
朱翊钧
让人奇怪的是，二十多年不上朝，非得没有被人架空，反而大权在握，还没有宦官专政，还能指挥万历三大征。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他亲政之际，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即平定蒙古叛变的“宁夏之役”、击败丰臣秀吉的“抗日援朝”和剿灭苗疆暴乱的“播州之役”，这三次都取得了胜利，不但巩固了大明疆域，还提高了明朝的威望，确立了帝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不过，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的，被打败的也有，这其中就还包括同缅甸的“明缅之战”，以及同后金的“萨尔浒之战”，而后者直接让后金成了气候，实为大明亡国之肇始。
萨尔浒之战的失败暴露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和统治危机。明朝在战争中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失败，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失败。明朝朝廷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贪污腐败、权力斗争和军事指挥失误等问题，这些问题在萨尔浒之战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这是后人对当时朱翊钧的评价，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他其实如他爷爷嘉靖帝一样，他那双眼睛时时盯着朝堂上的风吹草动。
朱翊钧
朱翊钧实在是个奇葩的皇帝，要对他作出准确的评价亦是很困难的，如果分阶段来看，前期的他还是位励精图治、生活节俭的好皇帝，大明王朝欣欣向荣，百事转苏，尽管这些很多人是将其归于张居正，但却也不能抹煞作为皇帝的功劳。
可惜的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朱翊钧后期无论是身体原因或其他原因，长期不上朝是让人不能原谅的，特别是对后金的崛起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采取适宜的军事行动，从而导致了亡国的悲惨结局。
不过，话又说回来，朱翊钧在位时期政局并没有糜烂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而且还颇有活力，从这个角度上看，如果后来继位的皇位是贤明君主的话，大明是不会亡的，变数多多，所以可以认定，“明亡于万历”有道理，但有失偏颇。
明朝的灭亡是个长期又复杂的过程，其中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只能说明朝的衰落是自万历朝开始，就如同清王朝是从乾隆朝走下坡路一样，但如果说清朝亡国始于乾隆，怎么说都有些勉强，此理同一。
从明神宗初期的表现来看，他确有改革进取的心思，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他对于权力的病态执着，让他和明朝中后期强势的文官集团之间爆发了强烈的冲突，从而为后事埋下伏笔。
朱翊钧
如果只是如此，那明神宗称不上“明君”，但也勉强可以在后世留下一个“守成之主”的名声。毕竟历史上沉迷享乐、懒政怠政的皇帝也不在少数，大多都没有冠以“昏君”的名头。
关键在于，就在他在位时期，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和明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并且战而胜之。这一点，就让很多人对明神宗多了许多非议。
但是封建体制的弊端和局限就在此处，无法避免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明神宗处在王朝晚期，恰巧又遇上了刚刚兴起的战力彪悍的游牧民族女真族，只能说时也命也。亦或是，明神宗在位初期怠政，而后期勤政，恐怕评价会有所不同。毕竟，好人做一件坏事就会身败名裂，而坏人做一件好事，往往会被认为是“浪子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