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只存在了短短的38年，却是一个群星璀璨、惊才绝艳的时代，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中留下了无可替代的深刻漏印。那时候的翻译家大都有着着崇高的理想，以强国为己任，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以翻译为媒介搭建起中西方思想与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
从西方先进知识开始，各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宗教、哲学、政治制度，乃至于文学著作，经一批民国翻译大家之手，陆续进入中国，以开拓民智。这些大师往往学贯中西、才气纵横，各自用自己的翻译风格，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翻译作品和翻译方法，滋养后世。
那时候的翻译家，首先该是一个文学家，在他们深厚的中文功底加持之下，总是能将世界各国的文学巨著，以细腻、温暖、优美的语句，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个翻译过程，从来都不只是单一的传达过程，更是一个美的再创造过程，是中外文学一次次的完美碰撞与结合。
罗念生
在清华“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览中有这样一位教授的信札，上面写着他宁愿“没钱吃饭”也要“舞到天明”。他便是被西方报刊誉为“遨游在天书中的人”，被希腊雅典科学院授予最高文学艺术奖的翻译家、作家罗念生先生。
1933年，罗念生登船横渡大西洋，来到希腊，进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修读了雅典城志、古希腊建筑、古希腊雕刻、古希腊戏剧四门课程，成了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人。
古希腊语是世界上难度仅次于印度梵文的一种语言，然而古希腊很多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古希腊最伟大的作品《荷马史诗》使用的语言就是古希腊语。内容深奥、典故繁多……这都是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困难之处，而罗念生却默默坚持了六十多个年头。
一部部古希腊文学作品经过罗念生先生的翻译来到中国，架起了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交流的桥梁。
罗念生倾其毕生所学从事翻译出版古希腊文学作品，一生译著和论文有50余种，1000多万字，填补了祖国希腊文学研究的许多空白，被赞誉为“在中国文化大地上搬来了一座希腊群神聚居的奥林波斯山一样”。
杨宪益
在中国的民国翻译家中，有这么一位奇人。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赶赴国难，毅然与夫人一起回国入川。他与他的太太两人在英国相识，因对中国传统文学共同的爱而结缘，最后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他就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在百年的人生当中，他既是一位留洋求知、潇洒不羁的富家公子，又是战乱时期辗转各地的知识分子；既是“文革”时期身陷囹圄的阶下囚徒，又是与夫人合力“翻译了整个中国”的学界名家。
在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一书中，杨宪益不失冷眼而又饱含深情地记叙着自己的生平。百年人间，无论好坏，他都坦然接受。“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他说，“假如我还能重新活一遍，我还会像以前那样生活。”
中国知识分子走过近代的行途可谓艰难曲折。杨宪益的传奇人生，无疑映照着一众学人共通的不羁与风骨。
丰子恺
丰子恺以漫画家、文学家闻名于世，但同时也是位有着巨大贡献的翻译家。作为翻译家的丰子恺一生翻译的著作有三十多部，涉及文学、美术、音乐等领域，译自俄、英、日等语种，包括英国史蒂文生《自杀俱乐部》、俄国屠格涅夫《初恋》《猎人笔记》、日本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紫式部《源氏物语》等文学作品十四部。
丰子恺在1960年到1965年翻译完的《源氏物语》，是中国第一部全译本，填补了日本古代文学名著翻译的空白。
《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涉及三代人，四朝天皇，经历70余年，出场人物440多人。丰子恺在翻译这部日本古典文学巨著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风格，类似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
丰子恺年轻时对《源氏物语》的阅读和理解以及其自身的国学根底，再加上在日语及中日文学都十分精通的钱稻孙、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丰译本”一出版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杨绛
近现代史上还活跃着一名女性翻译家，她是民国才女中是最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就是杨绛。她也是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她不仅翻译外文著作，还自己写小说、散文，创作话剧，并且这种创作特点还深入到了她的翻译风格中，使她的语言翻译作品更加风格化，堪称“翻译与创作并举”。
她精通英、法、西等多种语言，并首次将《堂吉诃德》直接从西班牙文翻译成中文。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堂·吉诃德》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但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深觉任何译本都代替不了原著，于是毅然决定学习西班牙语。她翻译的《堂吉诃德》，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第一个译本，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并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享誉国内外。
如果说钱钟书的“化境”论是从理论上为翻译开创了一种理想境界的话，那么杨绛的“点烦”论则是从实践上为翻译开辟了一条可行之道。
《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译出八十多万字，后经杨绛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杨绛认为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
傅雷
提到中国近现代翻译史或者民国的翻译家，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傅雷。傅雷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作为法文翻译的巨人，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一生共翻译了33部共600万字的作品。人们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傅雷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自成一家，他翻译的某些作品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他“追求神似而非形似”的风格，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大批翻译家。
傅雷不仅是个“文艺家、翻译家”，更是个“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很显然，翻译不是简单对语言的转化，必须表明文化立场、文化的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从上世纪30年代到抗战期间，他的译作一直都是呼应时局，紧扣国家民族的命运。从译者序言里，不难看出他意图借所译作品，唤醒遭受劫难的人民，鼓舞斗争意志的信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是难以逾越的，翻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它作用于文学，作用于文化的意义不可忽略。翻译是打开外面的世界，通过文化交流，丰富自身世界的一种渠道。
朱生豪
中国翻译史上有这样一位特别的翻译家，他没有留过洋，却有着“中国莎剧译文第一人”称号，被认为是最接近莎士比亚的人，他就是朱生豪。
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莎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而中国却没有莎士比亚的译作，甚至被日本人讥笑为文化落后。在那时的中国，翻译西方文学优秀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体现出了一种迫切的时代需求。这种文化缺失，深深刺痛了朱生豪，他开始把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当成了一项“民族英雄的事业”。
不曾想，这条译莎之路异常艰辛。朱生豪翻译的心血两度毁于日军炮火之中，几近崩溃，只得重头再来。与此同时，他的经济状况极端困难，没有钟表，窗口流转的月亮就是最精准的报时，没钱看病，便一直隐忍着。
1944年12月26日，得了结核病无钱医治的朱生豪终于被疾病击倒。剩下五个半历史剧还没有译完，就撒手人寰。他最大的遗憾是“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但是，他用他短暂的生命，为后人留下了精心翻译的180万字的莎士比亚剧本，使自己的名字与莎士比亚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朱生豪的莎士比亚译作，译笔流畅，好像是高山飞瀑，一泻千里，读之琅琅上口，绝无佶屈聱牙之弊。这不仅是因为朱生豪对莎士比亚的剧本有很深研究和大量阅读，对莎士比亚有非常深的了解。更因为他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消耗的是他22岁一32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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