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明，今年三十岁，出生在一个南方的小县城。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靠种地为生。家里有个弟弟，比我小五岁。
因为家里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从小到大，父母总是更偏爱弟弟，而我似乎只是家里的“帮手”。高中没毕业，我就辍学了，原因很简单——我得去打工挣钱，供弟弟读书。
后来，我一个人去了深圳，在一家电子厂当流水线工人。
那时候，我才十七岁，第一次离开家，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恐惧和不安。但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害怕而停下脚步。
深圳的生活忙碌而乏味，每天都在重复机械的工作。后来，我遇到了我的丈夫李强，他是同厂的技术员，比我大三岁。
我们相识相恋，最后走进了婚姻。婚后，我们回到老家县城生活，他在一家工厂做技术主管，而我则开了一家小服装店。
这些年，我一直和家里保持联系，但关系并不亲密。父母的爱，似乎永远都倾斜在弟弟身上。即便我结了婚，父母对我的态度也没太大改变。
他们时常打电话向我借钱，说是要帮弟弟买房、结婚。我也心软，觉得自己是姐姐，能帮一点是一点。可这些年的帮助，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冷漠和忽视。
今年春节，我和丈夫带着女儿回了老家。大年初一这一天，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却因为一通电话，让我心里五味杂陈。
早上，我和丈夫正在厨房帮忙做饭，妈妈忽然把我叫到一边，语气有些急促：“明明，你弟弟今年要结婚了，但房子还差点钱，你看能不能再帮衬点？”
我愣了一下，没立刻答应。其实，这几年我们夫妻俩的日子也不好过，房贷、孩子的补习班，再加上我店里的生意最近不太景气，手头真的很紧。
我低声说：“妈，这几年我们已经给了不少了，家里情况你也知道，我真的拿不出更多了。”
妈妈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你弟弟是咱家的独苗，房子要是买不成，婚事黄了怎么办？你是姐姐，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我心里一阵刺痛。从小到大，母亲的这句话似乎就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里。“你是姐姐”，这四个字成了我必须无条件付出的理由。
我低着头，没有回答。妈妈见我不说话，直接丢下一句：“算了，当我没说过。”转身就走了。
那顿年夜饭，吃得索然无味。弟弟和弟媳坐在桌旁，兴高采烈地聊着婚事，而我却满心委屈，实在吃不下什么东西。
丈夫看出了我的情绪，小声问我怎么了，我摇了摇头，不想让他为难。他是个好人，结婚这么多年，从未对我父母的偏心有过怨言，但我却难以释怀。
初二那天，我实在受不了家里的气氛，和丈夫商量了一下，决定初三早上就返程。
母亲知道后，脸色不太好看，也没多说什么。我走的那天，父母甚至没出门送我，只是站在屋里，淡淡地说了句：“早点回去。”
弟弟倒是笑着说：“姐，路上小心啊，下次回来记得给侄子带点玩具！”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心里却像堵了一块大石头。
高铁站里人来人往，大家提着大包小包，脸上带着或喜或忧的表情。我和丈夫带着女儿，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心情复杂得说不出话来。
忽然，我的手机响了，是妈妈的电话。接通后，她的声音有些沙哑：“明明，你……你到哪了？”
我以为她是来责备我不懂事，语气冷淡地回了句：“妈，我们在候车室，车快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传来了一声轻叹：“明明，对不起啊……”
我愣住了，手机差点从手里滑落。多年了，这是母亲第一次对我说“对不起”。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这些年，妈是偏心了你弟弟，但妈知道，你过得也不容易。你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穷，你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去地里干活吗？妈心里其实很疼你，但又没办法……唉，妈欠你的，真的欠你太多了。”
我咬着嘴唇，眼眶瞬间湿润了，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电话那头又传来了她的声音：“明明，妈今天打这个电话，不是想让你再帮你弟弟了。妈就是想跟你说，你也是妈的孩子，妈其实一直很惦记你。”
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旁边的丈夫和女儿都吓了一跳，连忙问我怎么了。我摇了摇头，捂着手机，低声哭着回道：“妈，我知道了……谢谢你能跟我说这些。”
母亲的这通电话，像是一阵春风，融化了我心里多年的冰山。她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叮嘱我：“路上小心，到了给我打个电话。”挂了电话，我的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
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爱虽然迟到了，但只要来过，便足够治愈人心。
我不奢望母亲以后会完全改变，但她的那句“对不起”，已是我三十年来，听到的最温暖的话。
回家的高铁上，窗外的风景飞速掠过，女儿趴在我怀里，睡得很香。我轻轻抚着她的头，想着以后的日子，无论生活有多难，我都不会让她承受我曾经的那些痛苦。
我希望，她能明白，父母的爱，应该是公平的，是不需要用付出来换取的。
这就是我的春节故事。有遗憾，也有感动，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