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烈的死，苟且的死，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周恩来

革命，从来都是难免流血和牺牲。老一辈革命家，可以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和死神携手而行。尤其是像周恩来总理这样的领导人，围绕在他周围的危险系数会更高。回看周恩来一生，历经磨难极多，但有两次最为凶险，他所遭受的这两次暗杀，敌人部署之周密，确实令人防不胜防，尤其是发生在建国后的第二次暗杀极险。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改变态度，答应全国统一抗日战线。国共合作事宜的具体谈判工作，中共方面主要是以周恩来为代表往返于西安和延安之间，商谈联络各种事宜，成了那个重要历史节点最重要的一个纽带人物。

但是，我们都知道的一点事实是因为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在军事事变的基础上开展的，所以老蒋是心不情意不愿，表面合作，而内心对共产党却格外防备，甚至暗中授意部下搞破坏暗杀活动。

1937年春，周恩来自西安返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期间起草了非常重要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同时又以个人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有关合作的电文。总之，一切看起来非常顺利，统一抗日局面即将实实在在的实现。

周恩来也非常高兴，计划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于1937年4月24日启程去西安，再南下庐山，与蒋见面，就国共合作的事项展开进一步的谈判沟通。

虽然当时的时局已经处于合作态势，从延安到西安一路上的驻军都是张学良、杨虎城带领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但是为了避免发生意外，确保周恩来的安全出行，中共边区保卫处的正副处长周兴和许建国还是进行了一番周密而仔细的安排。

边区保卫处从特务连中抽调了一个警卫排，让这些警卫分乘三辆汽车来护送周恩来的车（一共四辆车）。这个安排属于机密，除了毛主席等少数领导人知道外，没有人知道这个安排。

但是，后来的事情却发生了意外——这个意外分两个：

第一个意外是，临行的前一夜，即23日深夜，在保卫处的安排下，战士们秘密往前往西安的四辆汽车装物资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一些文件资料等日常用物。

但是，这个情况却被躲在延安暗处的匪特冯长计的注意，他以为汽车上装的肯定都是值钱的烟土和金条。于是，急忙把该消息连夜送回老巢。

这可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第二个意外是，到了4月24日早上，按照早先定好的时间，特务排的战士分别登上三辆汽车。

可是，到了出发时间，周恩来却没有出现。

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便去请示，原来周恩来和毛泽东、张云逸正在就几个国共合作的问题深入商讨。因为问题重大，又急不得，于是三位领导人商量决定，让特务排中的两辆卡车先行，留下副排长陈国桥带领一个班的战士，随后随周恩来翌日再走。

就这样，时间错开了，警卫战士也错开了。

等到4月25日一早，周恩来出发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班的警卫战士了。除了一班警卫战士，出行的人包括周恩来、张云逸、吴涛、管洪才、陈友才，以及一些随行的日常警卫人员等人。共计30余人。

张云逸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管洪才是机要秘书、吴涛是记者，陈友才是周恩来的随从副官。

车子离开延安后，一开始还算平稳，毕竟司机李师傅是跟随多年的老司机，技术精湛。进入劳山的黄龙山后，因为道路崎岖，车子走得有点艰难。尤其是遇到坡路，车子就跑得有点吃力起来。

等车子进入甘泉县境内不久，在一处大坝梁前，忽然遭到一声枪击。

闻听枪声，警卫班的战士本能地警觉起来。

一生遭遇无数惊险的周恩来也意识到了危险，立即令司机老李冲过去。

如果冲过去，就等于冲过了敌人的伏击圈。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在向坝梁冲击的中间，司机老李不幸中弹。

此时，坝梁上架起的机关枪和步枪一起开火，火力非常强大，有敌一百多人。敌人显然是提前知情，布置得十分周密。

周恩来见形势不妙，立即令大家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认为情况太过危险，一边令副官陈友才带领警卫员保护周恩来转移，一边令陈国桥组织警卫班战士还击。

在这个过程中，敌人错把身穿西服、头戴礼帽的陈友才看作了周恩来，所以火力一起密集地朝他射来。陈友才意识到敌人误把自己看作周恩来后，就故意不离开车子，以车子为屏进行还击，为周恩来等人的撤离争取时间。

等周恩来、张云逸等5人撤离到公路对面的树林后，敌人见陈友才、陈国桥等人还在顽抗，加大火力攻击。可是，战士们知道周恩来还没有彻底脱离危险，为了争取更充裕的撤离时间，他们继续同敌人战斗。结果陈友才不幸中弹牺牲，接着警卫班的班长邓庭荣也牺牲了、副班长王开明腿受重伤，不能行动，只能紧握几颗手榴弹。

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陈国桥觉得周恩来等5人已经彻底脱离了危险地带后，下令由自己和王开明抵抗，其余人全部撤离。可是，警卫班战士小陈、小向、温太林尚未来得及撤离，便被一排子弹打伤昏死。接着，陈国桥和王开明在敌人冲上来的时候投出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敌人费尽心机以为抢到了无数财物，但是等冲到车前搜来搜去，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搞到。他们唯一的收获是在陈友才的口袋里搜出了一张周恩来的名片，和两铁皮箱书籍。

却说周恩来一行5人来到三十里堡，那里有一个红军检查站，立即把这里的情况报于延安。延安接到周恩来遭伏击暗杀之事，十分震动，警卫团团长黄霖立即集结部队，奔驰而去。在三十里堡见到周恩来等人后，黄霖才长嘘口气。接着，张云逸随黄霖奔驰坝梁去救援。但是，到了那里之后，战斗已经结束，卡车弹痕累累，周围横七竖八躺着战士们的尸体和敌人的尸体。在清理警卫战士的尸体时，发现包括陈友才在内的10余位警卫战士皆都牺牲，不过幸运的是还有4个战士尚有生命迹象，他们分别是温太林、陈贤仁、李生财、刘久洲。于是，忙抬回延安救治。

而卡车已经被打得几近毁掉，只有发动机尚好，后被检修开回延安。

周恩来一直在三十里堡等待，直到受伤的战士抬回延安，他才骑马向延安而去。

1970年，在延安谈起劳山遇险的事件，邓颖超说：

“陈友才，他是替周恩来同志牺牲的。”

1973年6月，周恩来来到延安，问询劳山牺牲的战士们的坟墓在哪里？想去祭扫。结果没有记录。周恩来要求找到这些同志，把他们请到烈士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再说在劳山组织袭击周恩来的匪特组织李清伍等人，原来是一帮土匪，后被国民党地方政府——国民党甘泉县党支部收买后，专门对付共产党。实际上这伙土匪不但袭击共产党，连国民党的队伍也不放过。比如李清伍团伙在袭击周恩来之前，还在甘泉县马布塔河一带偷袭了一辆国民党运输货车，车上80余包烟土被劫掠一空。但李清伍却嫁祸说是共产党所为，以此制造多起事件，对国共合作起到了极坏的作用和影响。

不过，恶人自有恶报。在伏击暗杀周恩来事件失败后，李清伍团伙被共产党军队打掉。李清伍虽然乔装打扮四处躲藏，但终究没有逃出人民的手心，最终被抓捕。

相比第一次所遭遇的伏击暗杀，周恩来总理第二次所遭遇的暗杀更加可怕。第二次暗杀的时间发生于1955年4月，敌人把暗杀地点从地面搬到了空中。实施这次暗杀的目的或历史背景——是为了阻止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

解放战争胜利后，蒋在台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尴尬，反攻无望的情况下，便企图通过破坏等方式来阻止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像万隆会议这样的具有国际意义的大会，蒋自然是不希望中共政府的亮相的。于是，他们便将矛头对准了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

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前，两名台湾特务从台湾来到了香港。其中一个叫周斌成（有些地方写为赵斌成，但根据1994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华裔学者在《中国季刊》上首次披露国民党特务具体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的记载，在上面写的是周斌成。），一个叫陈鸿举。

当时周斌成担任台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又是戴笠的学生，所以还是颇具手段的。他们来到香港后，主要想在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要乘坐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炸弹。

但是，在4月9日的时候，因为周恩来已经接到了敌人要通过飞机实施暗杀的情报，于是与香港政府进行了沟通。香港方面非常重视，立即对机场进行了严密措施。但是百密一疏，还是让台特务钻了空子。

周斌成和陈鸿举到香港后，发现想进入机场安装炸弹，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必须要物色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此人对机场比较熟悉，最好是机场内的工作人员；二是此人不能太显眼，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三是此人有为了金钱不惜冒死的决心。

最终，他们锁定了一个人选，叫周驹。

此人非常符合要求，他是机场人员，但只是一个清洁工，几乎没人会在乎他的存在。此外，周驹非常需要钱，因为他有一个嗜赌如命的爹。自古以来，一旦摊上赌，不是身败名裂就是家破人亡。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斌成对周驹开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价码：完成任务，酬劳60万。

真是人为财死，周驹为了这一笔巨款，接受了周斌成提供的炸药，并且学会了使用等。4月11日早晨，周驹的工作是三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一架就是在香港短暂停留和加油的克什米尔公主号。

周驹正是借此机会，把一枚炸弹偷偷装在了该飞机右翼轮舱处一个非常隐蔽的位置。

1955年4月11日，该飞机正常起飞，但是在北婆罗洲沙捞越海面忽然发生爆炸，飞机坠入大海，机上人员除了3名机组人员外，其余11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其中11名分别是——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沈建图、以及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和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李炳衡（李平）、中国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杜宏、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石志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郝凤格、周总理的司机钟步云、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李肇基、越南代表团的王明芳。此外还有两名外籍记者——奥地利记者严斐德和波兰记者斯塔列茨。

周恩来总理幸免于难的原因如同劳山遇险时的情形有点像，也是因为一点戏剧性的意外，让周总理临时改变了出行计划。原本周总理也是要在11日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后因一件事导致了变化：

4月7日，周总理刚做了一次手术，身体尚未恢复，恰好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想在万隆会议之前与周总理进行一次会前晤谈。根据这次邀请，周恩来总理的行程就做了一些调整，乘飞机从北京，经重庆，在8日来到昆明。

根据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的回忆，若非这次邀请，后果不堪设想。正是缅甸总理的邀请，参加万隆会议的人员才兵分两路，一路随总理前往仰光进行会前晤谈，一路带着参加会议的资料等物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

在11日，人在昆明得到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的消息后，非常震惊和沉痛。虽然幸免于难，但是大家都知道制造飞机爆炸案的目标人物就是周恩来总理。如果敌人一计不成，再来一计，防不胜防，如何是好？

各方面对周恩来总理的出行深感不安，多半劝其放弃参加万隆会议，因为他的安危对于新中国来说太重要了。包括邓颖超也给周总理写来了充满牵挂的信件，但是周恩来总理给邓颖超的复信写道：

“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

周恩来总理不为敌人的阻挠所畏惧，也没有改变原定的计划，依然按照原定的时间，在4月17日，来到了万隆，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会议对新中国的外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参加会议期间，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情况也在进展，并且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面前，面对遇难者的名单，总理悲痛地说：

“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主的事业牺牲的。”

同时，周总理要求把这些遇难者的骨灰留下，之后被他亲自带回北京，安葬于八宝山烈士墓，他们的墓碑上刻写着一行大字：

“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祖国发展，周恩来总理可谓是经风历雨、置生死于不顾，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