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绝对是“大哥”，中国基本上算是“二哥”，那么作为“小弟”的朝鲜此时为什么反对苏联，而支持中国呢？
中苏关系破裂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横加批判。由于苏联当时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老大哥”，斯大林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义的共同领袖，所以，对斯大林扩大化的抨击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中国党和政府认为，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由此中苏关系发生了第一道裂缝。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联系中国国防部，提议在中国内陆中苏共建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同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主席转达了赫鲁晓夫关于中苏建立联合潜艇舰队的提议。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苏联企图以合作与援助的名义介入我国的国防建设，从而以某种形式来影响甚至控制中国的国防。所以，主席断然拒绝。我方的这一坚决态度让赫鲁晓夫颇感惊讶和不解。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从中国撤走1360名专家，同时带走有关图纸、技术资料和有关设备；终止了600份合同，使许多建设项目和技术项目变成“烂尾”。这种背信弃义的恶劣行径对我国的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
由于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的影响，中苏结束了我国建国初期开始的中苏友好“蜜月期”。在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中苏两党、两国间矛盾逐渐加深，关系逐步冷漠。
中朝贷款协定
在中苏交恶之后，中苏各方都希望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有更多的成员能够支持自己，而朝鲜是一个重要的应该“争取”的对象。
在这以前，中朝关系与苏朝关系都像“同志加兄弟”那样友好。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领头羊”，在各方面都支持朝鲜。而中国，早在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战士抗美援朝，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不怕流血牺牲，与朝鲜人民军战士一起，把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军队赶出三八线，中朝建立了“鲜血凝成的友谊”。在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也已经给与力所能及的援助。
为了继续履行中国一直奉行的国际主义义务，也为了进一步团结和联合朝鲜，对抗苏联的压力，我国政府与朝鲜政府签订了一份重要的协定。这使金日成首相本人和朝鲜政府都感觉到难以舍弃的“吸引力”。
那是在1960 年9月到10月之间，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在10月3日，中朝签订了《中朝贷款协定》，包括供应成套设备和提供技术援助。
在1961年至1964年期间，中国政府将按照《中朝贷款协定》，分期向朝鲜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且还将提供棉纺机械、电子通讯设备等。此外要帮助朝鲜建设日用品制造厂，尤其还有无线电器材厂以及车辆轮胎厂等。
雪中送炭的是，1960年，即使中国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中国政府还是克服困难，向朝鲜紧急提供了23万吨粮食，以缓解朝鲜因为自然灾害与外援减少造成的饥荒。
在与朝鲜访华代表团团长李周渊的会谈中，周恩来总理表示，近期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洲发展中国家也向中国提出援助的请求，另外，苏联从我国撤走了专家和很多设备，所以中国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但是，中国即使对其它国家“欠账”，也要保障对朝鲜的援助项目。
为了具体履行协定，同年10月18日双方又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国轻工业部负责协调选拔和派遣援朝技术专家，另外承担培训朝方的实习生。
谈判和签订协定也许只要一个月时间，但是执行有关条款是曲折的、艰苦的，那更能够显示中方的诚恳和负责精神。
1961年初,金日成首相说，朝方已经了解到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造成协议中的煤炭、食品和多种原料都延误了，未及时向朝方发货。金首相表示，鉴于中国的实际困难，朝方不应该向中方催货。
朝鲜不曾催促中国，但中方自己感到着急。因为中方知道，我国的煤炭供应关系到朝鲜钢铁企业的运行，为此，中国国务院下达紧急通知，优先备货援朝的煤炭，并且优先运输。
中国对朝援助不仅保证数量,还要保证质量。1961 年7 月,金日成首相来华签订《中朝友好条约》期间，向周总理提到，中国出口朝鲜的煤炭中混有石头，有时候吨数也不足。周恩来总理立即嘱咐主管对外经济援助工作的方毅同志,设法召集中朝双方的项目负责人，编制一份协议,凡是货物质量不好，也包括设备质量不好,朝方可随时通知中方,待中方查证后，马上组织更换。
1962年，为了满足朝方建厂的急需，在我国无法及时新制有关设备和配件的情况下，经双方协商后确定方案：中方把刚建成尚未投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全套设备，包括 12.6万枚纱锭，3000台织布机和印染设备全部拆卸，运往朝鲜。
朝鲜三角外交
朝鲜在外交上，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要争取获得更多的外援，尤其是苏联、中国的援助。
在朝鲜的中苏朝三角外交中，朝鲜根据“物质+感情”来确定要更靠近苏联或更靠近中国，并且主要还是以“物质”为主要标准。传统友谊那种“感情”有用，但比不上无息贷款和物资援助更有魅力。
就如同现今的姑娘谈恋爱，你侬我侬、卿卿我我的那种“感情”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花前月下”的小伙子属于“花下月钱”那一类，太缺少“物质”基础，那么一切免谈。
朝鲜政府和人民感受到了中方保质保量又及时的对朝合作和援助，慷慨而且真诚。这些资金、设备、产品和燃料的支持，是及时雨，对朝鲜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极大的帮助。朝方在各种场合对中方表示感谢，并且说不会忘记。
朝鲜半岛三年多的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经济损失极其严重，停战后，朝鲜政府和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在一定程度上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但是离富强的社会主义还相差太远。
当时，中国还远不是富裕的国家，只是因为体量大，所以才能够想方设法“挤出”一些财力和资源，对友好国家进行我们能力所许可的支援，已然尽心尽力。
然而，苏联已经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国度，但由于各种原因，它对朝鲜的援助有时候还是有所保留的，尤其它不太“听话”时。我们现在可以认为，苏联家大业大，责任也大，对朝鲜无法“倾囊相助”。
1960 年9 月,朝鲜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商讨签订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事宜。由于双方之间贸易诉求落差较大,谈判一直进展不顺利。朝方的多项要求无法满足，最终双方勉强在12 月24 日签订了1961 年至1965 年苏朝长期贸易协定。朝方对这个协定的后续实施效果也不甚满意。
在朝鲜战争停战之后的相当长时间中，朝鲜的中苏朝外交三角形基本上是等边三角形，但是到了60年代开始后，由于中国外交的需要及其作出的努力，尤其是《中朝贷款协定》与配套协议的签订和落实，中朝关系逐渐更加靠近。
在对待中印边境冲突、对斯大林的评价、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对赫鲁晓夫的思想路线等问题上，朝鲜都同中国立场基本上一致，较明显地倾向于中国。
在中苏论战中，朝鲜在有关报刊中转载了中国的一系列文章，明确支持中国。由于朝鲜采取了明显偏向中国的立场，因此被外界视为“远东的阿尔巴尼亚”。
朝鲜宣传机构多次对苏联的外交作风和路线提出尖锐的批评，以至于苏联于1962年停止了对朝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朝苏关系由此降至低点。
1963 年初,朝鲜外相朴成哲公开向中国外交人员表示：朝鲜党一贯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离不开中国,中国可以与苏联一起成为社会主义队伍的领头人。
1963 年6 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崔庸健访华时对我方刘少奇主席表示: 世界革命的中心应转移到中国来,朝鲜党认识到要分清敌我,一定要同中国站在一起。
自1963 年7 月1 日起,朝鲜停止出版 《朝苏友好报》和 《朝苏友好月刊》,并限制苏联 《真理报》记者的活动。
1963 年9 月,刘主席访问朝鲜首都平壤,中朝友好气氛登峰造极。金日成首相在会谈中表示：朝鲜劳动党早就在思想上同苏共分裂了，对于打倒赫鲁晓夫,朝党从心理上愿意。中国是大党,如果中共同苏共闹翻,朝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至于同苏共的论战问题,朝党准备写文章,直接投入战斗。
同一时期,苏朝关系却在降温,朝鲜对苏联日渐不满，主要原因是苏联减少，甚至停止了对朝鲜的各种援助。金日成曾在党内报告中抱怨说: 党有大小之分,但不能有高低之别。目前苏联对朝鲜已不提供任何援助,相反,逼我们提前还债,去年朝鲜粮食本来是丰收的,但为了还债,人民不得不勒紧裤腰带。
中国驻朝使馆评价道：虽然朝鲜并没有明显地站在第一线与苏联交锋,但在国际斗争中大力支持中国, “不顾压力,坚持原则,仗义执言”, “表态及时”。
面对中苏关系恶化，朝鲜长时间倾向于支持中国，与苏联关系冷淡。所以，这是当时中国外交的胜利。朝鲜当然无法在物质上作等量的回报，但是也有“投桃报李”的心愿。除了政治上外交上对我方的支持，还有军事上的合作。比如，中国对朝援建潜艇，而朝鲜顶着苏联压力，为中国提供米格战斗机珍贵资料。
在“投桃报李”过程中，桃和李当然是有大小、贵贱之分的，但是，在当时形势下，中国没法考虑这些，也不必计较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