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曾是国民党宪兵，一身军装，从南京走到上海，再从东南踏入东北，卷入内战的狂风暴雨。
他亲历新兵训练的粗暴，见识战场背后的秩序崩塌。
他在天津沦为战俘，一夜之间，从军人变成“释放人员”。
随后，他流落上海，在城市最后的沉默中，搭上驶向台湾的轮船。
他回忆，在国民党军队，“老百姓”曾经是一句骂人话。
国军内部高中还没毕业，王鼎钧就被人一纸调令“请进”军营。
当时国军的新兵生活，他记得最深的，不是训练内容，而是暴力——赤裸、随意、带着恶意的殴打。
班长的权力，毫无约束；打人，不需要理由，甚至也不讲逻辑。
有一次，队伍里有人踩掉了前排的鞋，班长当即动手，抽出刺刀，像拿戒尺一样，狠狠劈向那人的手心。
打得重，也打得多。
被打的人怕，班长讥笑他孬种；有人硬扛不吭声，班长立刻变脸，说：“你有种，我就打到你哭。”
等那人终于忍不住流泪，他更兴奋了：“你哭？那我非得打到你笑！”
最后，哭声变成笑，笑声却像破布被撕裂。
训练内容几乎没有。所谓新兵营，无非是暴力集中营。
起床慢了，打；起得太快，还是打。睡觉太早，打；睡得太晚，照样打。
夜里紧急集合，一声号响，把人从梦中惊醒。
五分钟内穿好衣服，不然就要挨打，罪名五花八门。
穿反裤子的，叫“老油条”；提前穿好衣服的，是“神经病”；动作慢的，最严重，直接骂你是“老百姓”。
“老百姓”——这三个字，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里，是最下流的侮辱。
他们教官一边打，一边骂：活老百姓、死老百姓，好像这些士兵不是从民间征来的，而是从仇敌营里俘来的。
更讽刺的是，这些“老百姓”就是兵的出身。
他们刚从田里出来，从街头走进军营，带着尘土和生活的气息。
可国军偏偏要将“兵”从“民”中分裂出来，用羞辱的方式，逼迫他们与自己的出身划清界限。
久而久之，这支军队就造出了成千上万对百姓没有感情、没有责任感、甚至抱有敌意的士兵。
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百姓，只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到了台湾之后，王鼎钧开始反思。
他为军方背景的《扫荡报》副刊写稿，毫不遮掩，直言痛斥：不该拿“老百姓”当骂人话。
那是整个体制的耻辱，是军民关系撕裂的证据。
“老百姓”成了脏话，说明了什么？
说明国军当时的军民关系有多么恶劣，说明那支军队已经把自己的根斩断了。
兵民是胜利之本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兵民是胜利之本。”
战争胜败，从不只看战场之上，更关乎战场之后。
以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为例，战斗惨烈，士兵血战到底。
然而真正支撑这场胜利的，是看不见硝烟的一端——民众。
南鲁、苏北百姓倾尽所有，为前线输送粮草，缝制服装，抢修道路。
军民一体，形成合力，才换来这场硬仗的胜利。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战线拉长，物资紧缺，生活困顿成为常态。
但人民的热情未减分毫。长沙会战期间，民众组织疏散战略物资，把粮食藏进深山老林，让敌军扑空。
青年男女分工明确，做侦察、搞宣传、抬担架、送军火，样样在行。
第三次长沙会战更甚。民众主动担负补给任务，弥补后勤力不足。
战火纷飞之下，他们用双脚走出运输线，用双手托起一线生机。
这种规模的支援，并非个案，而是常态。
云南的例子尤为突出。八年抗战，前四年是后方，后四年则成前线。
一个偏远省份，人口有限，经济薄弱，却调集数百万民工参与滇缅公路建设与扩建机场。
仅1944年腾冲战役，出动民夫超过4.6万人，死伤群众逾4000人。
少数民族群众用生命和热血支撑前线，用实际行动书写团结抗战的壮举。
运输，是当时最大的难题。滇西多山，道路崎岖，骡马难行，一切靠人背肩扛。
怒江两岸，车马不通，几十万人徒步穿越峻岭，日夜兼程，只为把一口粮、一发子弹，送到最前沿。
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曾说，大部分粮食靠滇西百姓筹集，昆明输送的只是补充。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贡献，才是战争机器真正运转的动力来源。
若没有人民，就没有胜利。
傅作义也曾坦言，军队不是万能的，抗战成败取决于军政军民之间的紧密合作。
这是实话。
失去初心在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史中，确实存在一批英勇奋战、军民一心的光辉时刻。
但这些正面的例子，只是整部八年抗战长卷中的局部，并不能代表全貌。
在不少战役和区域，军纪败坏、民怨沸腾，军民关系不但紧张，甚至到了彻底对立的地步。
1937年秋，平汉线作战拉开帷幕。
刘峙部队面对敌军进攻，毫无斗志，指挥失序。
战场形势一旦不利，部队转身便逃，连伤兵都弃之不顾。
弹药、粮食、药品、军马、器械大批遗弃，损失惨重。
撤退路上，士兵断粮，于是鸣枪掠夺，沿线村庄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
淞沪会战也未能幸免。
老蒋亲眼目睹部队在失利后大肆抢掠。
军心涣散之下，士兵哄抢商铺、私宅，秩序沦丧。
武汉会战期间，部队向九江集中，补给紧张，却没有任何节制。
沿路抓壮丁，拉夫送货，强夺粮食，烧毁房舍。
甚至有士兵公然强奸妇女、抢掠财物，导致村落荒废，人去屋空。
当地百姓痛苦不堪，早已失去了对抗战的信任与情感，军队也因此失去了士气与支撑。
一个只会逼迫百姓的军队，如何可能奋勇杀敌？
百姓不是铁打的。他们出钱出力，是因为信仰抗战；他们咬牙忍耐，是因为对胜利抱有希望。
他们能接受短期的苦难，但不能无休止地忍受羞辱和掠夺。
1944年，湖北随县爆发一场彻底的民变。
豫鄂边区挺进军总指挥何章海纵容部属向百姓勒索钱财，征取柴草伙食，还肆意宰杀家畜，洗劫家具。
更有甚者，奸污妇女、私运货物、强征民夫。
恰逢大旱，农民正为保命拼命灌田，而军队却逼走壮丁，令庄稼失救。
农民愤怒，最终爆发。群众聚众抗争，结果五名田间劳工被当场枪杀，其中还有妇女。
愤激的百姓迅速集结数万人。
军方不思悔改，反而反咬为“叛乱”，调兵镇压，见屋即烧，死伤惨重。
而何章海本人从此下落不明，其部属多人被杀。
在河南，战争的苦不是首先由敌军带来的，而是由“自己人”——汤恩伯部队提前送上的。
这位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对抗战一筹莫展，但在压榨民众方面，却颇有“才能”。
他麾下四十万兵马，一粒粮、一口水，都出自当地百姓。
军费、送礼、请客、贿赂，全靠搜刮来维系。
凡汤军驻扎之村，成年男子必须离开，理由是“防间谍”；细软、粮食、牲口，禁止带走。
人被赶走，家中妇女财产，尽归军队“处理”。
汤军过村，民众噤若寒蝉。
后来，河南百姓自嘲似地传开一句话：“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
听上去荒唐，细想却悲凉。
河南人民忍辱负重，只因心中尚存一丝希望：哪怕剥削一点，只要真打日本人就行。然而，1944年春天，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
这一年四月，日军发起“一号作战”，目标打通平汉、粤汉两线，首战河南。
敌军四月底发动，仅仅五天，便从禹县推进至龙门，横扫数百里。
汤恩伯部没有任何实质抵抗，第一时间溃散。
他们不是撤退，是逃命，直退入豫西山区。
逃跑途中，军纪彻底失控。士兵挨家挨户搜刮抢掠，民众再也忍不下去。
于是，反抗开始了。百姓不再避让，而是直接截击部队，缴获武器，甚至接管高射炮、无线电台。
更有甚者，围攻军队、击杀军官者，频频出现。
保甲长早已溜之大吉，仓库粮食也被提前转移。
汤部官兵四处扑空，常常数日无食。
这支军队，不仅战场上溃败，连在民间的威信也荡然无存。
部队转移途中，所受民间袭击的伤亡，甚至超过与敌作战本身。
而敌后抗战，本应更艰苦，更团结。
但在苏北战场，一场抗日救国的斗争，却在韩德勤部队手中变了味，变成了对人民的持续盘剥与伤害。
韩德勤，时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他的军队面对日军，步步退缩，毫无斗志；面对百姓，却毫不手软，抢掠成风。
当地民众早已看穿其本质，甚至编出顺口溜来讽刺：“国军八十九，不战也不守，敌去它就来，敌来它就走。”
当时苏北战况紧张，日军“扫荡”频繁，战火不断，饥荒蔓延。
百姓艰难求生，每一口饭都来之不易。
但韩部上下却安然坐享，纸醉金迷，挥霍无度。
1940年，在这样一个民不聊生的年份，省政府的预算支出竟高达三千万元。
这个天文数字，百姓连议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这笔账，最终全都摊在他们头上。
征粮、摊派、强借、勒索，一样不少。
各地驻军明抢暗夺，有时连借款都用捕人威胁。
老百姓不肯配合那么立刻被冠以“通敌”“汉奸”之罪，轻则拷打，重则活埋。
稍有不顺，就被污蔑为“新四军间谍”，进而施以酷刑。
那些所谓的“抗日将领”，敌军来了先逃跑，敌人一走就返身洗劫百姓村庄，把“转进”变成了“转掠”。
苏北人民终于忍无可忍。
愤怒中，他们喊出一句响彻大地的民谣：“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放着日本他不打，专门祸害老百姓。”
到1943年，韩德勤彻底失去苏北立足之地，灰溜溜地撤走。
他留下一地鸡毛与民怨。
这类事情绝非孤例。
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广大地区，军队扰民、伤民，几乎成为常态。
从黄埔建军时所倡“爱国、爱民”的誓词，到后来这般军纪败坏、民怨沸腾，已面目全非。
这是遗忘了初心。
参考资料：略论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关系
戚厚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