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撒拉族为主体，与回族民众联合发动了反清起义。之所以爆发这次起义，乃是因为清廷宗教政策失当，其利用当地伊斯兰新、老教派的矛盾，偏袒老教，镇压新教。最终，因为教派之争发展成了震动兰州的反清农民起义，下面就来说说这场起义。

撒拉族自称“撒拉尔”，信仰伊斯兰教，元代时定居青海循化、化隆及甘肃临夏等地。明初，邓愈率军西征，平定河湟地区，当地迅速归附，在接受明朝招抚后，被授封为百户，以土司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康熙年间。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逐渐加强对该地区的管控。雍正四年（1726年），撒拉五正式成为向国家纳粮的“编户齐民”。雍正八年（1730年），设立循化营，驻兵800名。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循化厅，隶属于兰州府。

当地的撒拉族、回族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按照伊斯兰教的“天课制度”，凡有资产和收入者，除生活必要开支外，其余财产要按一定比例交给清真寺。而当地的清真寺事实上被清真寺的教长和阿訇所占，自然其占有的“天课”越来越多。教长和阿訇获得巨量的“天课”之后购置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变成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地主阶级。那些获得天量财富的教长为了控制清真寺的土地与财富，教长也从教民推举变成了世袭制度，这种教派与封建家族结合的制度被称为“门宦制度”。

马来迟

而在雍、乾年间，西北地区由马来迟创立的虎夫耶花寺门宦势力最为庞大。马来迟自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阿拉伯地区回国后，在西宁、河州、循化等处宣讲虎夫耶教理，首创“前开”，编纂《冥沙经》，由于其制订的教义“既简而又省费，又新其耳目”，受到教徒推崇，当地百姓“一时翕然从之”，威望日益高涨。而马来迟之子马国宝掌握教权后，“花寺门宦”依附于地方官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官方的支持下，其势力进一步扩大，循化的撒拉人几乎都成为了“花寺门宦”的教民，花寺门宦被成为“老教”。

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乾隆年间，“留学”于阿拉伯地区的马明心回国，他适应农民反对“门宦”制度的需求，创立了新教“哲赫忍耶”，主张教主传贤，反对教主世袭制。并撰写经书《卯路》，内容比《冥沙经》更为简洁明了，而且为了扩大其教传播，主张向教徒少收布施，给教徒施舍，赈济穷人，降低宗教仪式耗费等，对穷苦百姓极具吸引力。在其传播教理的过程中，撒拉族回民苏四十三等被深深折服，拜马明心为师，成为教中领袖人物。撒拉族民众十二工（乡）有九工改奉“赫哲忍耶”，并加入新教，新教茁壮成长，“反盛于马来迟之教也”。这样就引起了老教的嫉恨。《清高宗实录》记载：“甘省回民，新旧二教，每致互生嫌衅，盖因旧教念经须用羊只布匹，所费较多。新教念经，仅取忏钱五十六文，小民希图省费，是以愿归新教。”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马明心和马国宝在循化讲经时，因教义不同爆发争执。至此，新、老两教矛盾逐渐白热化，而当地官府又袒护老教，使新教回民愈加不满。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终于暴雷，正月初八，定匠庄、别列庄等地发生激烈械斗。十二日，马明心的弟子新教首领苏四十三、韩二个率领教徒千余人围攻清水工东庄，杀死老教回众韩三十八等18人。此事震动兰州府，“传唤苏四十三等赴案”，面对清廷的传唤，苏四十三坚决不从。于是，陕甘总督勒尔谨派兰州知府杨士玑、河州协副将新柱带兵123名前往弹压。

三月十八日，新柱带兵前往循化，到达白庄，苏四十三等人乔装打扮成老教信徒探听消息。新柱咋咋呼呼的在那说道：“新教若不遵法，我当力汝老教作主，尽洗之。”苏四十三等听了新柱的言论后，遂下决心率部暴动，于当晚在白庄公馆杀掉新柱。又听说知府杨士玑也要来，破罐子破摔，直接赶往起台堡把杨士玑也杀了，“后来又听见杨知府来，已经杀官，这事大了，不如连杨知府也杀了罢”。（新柱、杨士玑之死，根据《循化厅志》和《钦定兰州纪略》写成，《循化厅志》细节更加丰富，其中陕甘总督勒尔谨的奏报与《循化厅志》有很大不同）

三月二十一日，苏四十三率领部众约2000人左右（奏报另外一处为一千数百人）赶到河州城下展开进攻，在二十二日申刻攻破河州城，缴获“火药、铅子约有七、八十驮”。起义全面爆发。

陕甘总督勒尔谨在起义爆发后一面派兵扼守狄道，以防止起义军进攻兰州；一面又在安定、官穿逮捕马明心及其家人，把他们关押在兰州。苏四十三等得知马明心北逮捕的消息后，决定率众攻打兰州救援马明心。三月二十四日，苏四十三起义军来到洮河，在哲赫忍耶教徒的帮助下，“扎筏渡他们过河”。一天一夜到达兰州西关，而兰州城内由于被勒尔谨防守狄道抽调了500士兵，只剩下300人在城内防守，兵力单薄，猝不及防之下，也没来得及坚壁清野，城外西、南两关厢的粮食“俱被贼仁焚烧抢掠”。与此同时，苏四十三又命人将兰州城外“浮桥拆断”遏阻援军。

王廷赞

三月二十七日，起义军聚集于兰州城西门下，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想以缓兵之计挽救危城，遂将马明心推上城墙，要求其“写字止贼”，但马明心不肯屈从，以不能书写婉拒，提出“欲令在旁二人前去告知”，王廷赞将马明心的表弟张怀德、张汉缒下城墙传话，暂缓起义军的进攻，但起义军“并未依从，益加扑攻”，王廷赞只得将马明心斩首，并组织抵抗（从马明心的行为来看，极有可能他知道是缓兵之计，遂让城下之义军不必顾及其生死发动进攻）。

甘肃提督仁和带清军“十数名”，凉州总兵德宁、署副都统额尔恒额率兵300名，一齐开向金城关渡口增援兰州。但由于渡桥被拆除，只能先隔岸放枪炮杀伤义军。在火力掩护下，坐船登陆对岸与义军展开拼杀。与此同时，固原镇总兵图钦保带兵500名从兰州东面赶来。二十九日晨，起义军主动出击，图钦保、额尔恒额、德宁率兵迎战，将义军击退至兰州附近山梁，兰州暂时解除了危机。

起义军围攻兰州的消息传到京师，乾隆帝大为震惊，遂立即命附近省份各路清军抓紧赶往兰州救援。增援清军计有西安驻防八旗官兵2600人，潼关绿营兵300名，太原绿营兵1500名，大同镇兵3500名，成都驻防八旗1500名，延绥镇兵1000名，兵力高达“官兵万余”。清高宗差点还要把京师八旗的火器、健锐营兵4000名派出，后被勒尔谨奏罢。

在派出援军的同时，清高宗还发挥了以夷攻夷的传统艺能，命老教回人组织回兵随军效命讨伐新教，“即应明切晓谕旧教之人，赦其互相争杀之罪，作为前躯，令其杀贼自效”。三月下旬开始，增援兰州清军陆续抵达，起义军面对人数占极大优势的清军居然越战越勇，杀伤了大量清军，以至于部分清军产生了畏战情绪，“固原、凉州、靖远各镇、协绿营并陆续到兰，节次打仗损折甚多，官兵愈形畏怯”。《圣武记》记载：“兰州城西南逼山，官兵不先扼之，为贼所踞，临高俯瞰，众虽千余，皆新教死党，素业射猎，精火枪，又负地险。官兵万余皆营于城东，与贼辽隔，屡衄挫锐，每夜辄惊扰，枪炮达旦。”

兰州一战，让乾隆皇帝及其不满，称“此时官兵已逾一眼，贼匪仅只千余，何难一举歼灭”，下令追究勒尔谨罪责，暂时由李侍尧接替其职位，继续镇压起义军。并命大学士阿桂为钦差大臣，与户部尚书和珅前往前线指挥战事。与此同时，李侍尧在久战不利的情况下，不得不奏调金川屯练1000名，阿拉善蒙古兵700人加入进攻队伍。

钮祜禄・善保

而起义军在优势清军的围攻下，已经大量减员，“屡次被官兵剿杀、枪炮击毙以及逃窜贼为各路截杀已不下七八百人，站在所存者不过千余人”。由于损失太大，不得不在兰州城西南面得龙尾山、华林山、八蜡庙等处设卡据守。四月十七日，和珅到达兰州，为了与阿桂争功，命固原镇总兵图钦保发动进攻，结果失败，图钦保阵亡。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二十一日，任钦差大臣的阿桂抵达兰州，为了确保兰州安全，他派兵在西关外自黄河河岸至各处山梁设置各处栅卡，以防备起义军逼近城垣。又马不停蹄地于各处军营行走，对官兵加以区分，派发任务，“简阅各营官兵，令懦怯者守营，或打仗时令其诱敌，择其强壮奋勇者向前打仗”。

四月二十六日，阿桂以4000兵力分为三路向起义军据守的龙尾山进攻，左右两翼为主攻兵力，中路进行诱敌作战，诱使起义军出卡进攻，起义军不知是计，纷纷“突出扑战”，两翼清军杀出，老教回兵也随清军进攻，起义军不敌溃败，阵亡100余名。

起义军为了集中对抗清军，遂放弃了龙尾山，全力防守华林山。而华林山东西两面壁立数丈，小路都被起义军设卡切断。卡内有碉堡，卡外有壕沟，强攻非常困难。

五月二日，阿桂遂故伎重演，令老教回兵佯装前进诱敌出动，起义军再次上当，600至700名义军从工事冲出作战，事先埋伏的1500名清军再次冲杀，义军败退，在火力的掩护下，撤回工事，此后遂坚守不出。是役，起义军阵亡200余名。

章佳・阿桂

战局至此又进入僵持阶段，面对起义军的“尽力抵御，为死守之计”，清军进攻除了死磕毫无办法。唯一让阿桂感到一点舒服的是，蒙古阿拉善旗兵700人于五月二十日抵达兰州，而擅长山地作战的金川屯练1000人也于闰五月初一左右抵兰。

见诱敌之计已经完全不管用，此时的阿桂遂利用兵力优势，在火炮的掩护下对华林山各个方向上的义军展开强攻。在闰五月初三、初九连续展开猛攻，层层逼近，起义军设立的工事陆续被摧毁。为了降低义军鸟铳的杀伤力，阿桂、明亮等人命士兵掘壕前进，在逼近义军的工事后，设立木卡，与义军对射，并扔出“枝捆土袋抛入贼壕”，在填平义军壕沟后，再行进攻，义军的空间逐渐被压缩。

闰五月十五日，清军一个多月的强攻总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抢占了起义军大卡前的山包，并架设火炮向大卡轰击，随后又将义军逼出大卡，义军不得不退守附近的两处山包。

此时的义军也算是强弩之末，华林山没有补给来源、没有水源。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义军利用华林山地势险要居然击退了清军数次进攻。苏四十三也知道呆在华林山不是办法，数次组织突围，但均被清军击退，经过迭次消耗，义军“大小及受伤者尚有四五百人”。对于起义军来说，唯一的利好就是兰州闰五月、六月间，雨势连绵，起义军利用雨水缓解了缺水危机。就是通过了这场雨，才让甘肃冒赈案这种塌方式腐败案件呈现在清高宗面前。《圣武记》记载：“官军之围兰州贼也，断其汲道，屡被雨解，上因以甘肃历年恒旱请赈为疑。”

六月十五日，起义军迎来了最后时刻，清军乘起义军困苦至极，发动总攻，攻占了起义军设置的栅卡。苏四十三同马德明、海朝宗、张怀德、张汉率众迎击清军，经过殊死搏斗，全部战死。义军战死300多人。

剩下的200多名义军由于寡不敌众，退入华林寺做最后抵抗。清军于七月初五放火烧寺，一边放枪抛石，起义军全部战死，无一投降。起义军的顽强让清高宗也大感震惊，“此时余党无多，且要犯、首犯已皆歼毙，所余不过残贼败众，何以尚然如此死守？实不可解”。

在这场起义后，参加起义的撒拉族九工九百七十六户，“皆剿尽无余”，遗留的田地为老教所分，成年男子一律被杀，妇女则被发配到新疆，给当地的厄鲁特、索伦、察哈尔兵丁为奴；未成年男子则发往云南、广西充军。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大规模反抗事件，清廷将陕西提督从西安移往固原，固原总兵移往河州，循化厅则添设参将一员，中军守备一员，千总、把总、额外外委各一员，以加强对当地回民的控制。还在华林山上驻兵防守，对兰州城加固城垣，以确保兰州防御。同时对回民的宗教活动进行严格管控，不许教徒念经，乡民具结担保，彼此监视。

起义虽然平息了下去，但清廷对回民的高压政策导致了宗教和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给当地长治久安带来了隐患，以致于三年后又发生哲赫忍耶教徒田五、张文庆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