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后悔吗？要是当初不走这条路，是不是就能不一样了？”
她问我的时候，声音很轻，却像一根针扎进我心里。我一时没吭声，手里攥着电话，仿佛回到了那些年，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1969年，我和姐姐王素兰站在黄家岭村头的土路上，望着远处连绵的黄土山坡，心里直打鼓。风一吹，黄沙扑面，让人睁不开眼。我用袖子捂着脸，心里暗暗骂自己：谁让你非要跟着一起来呢？明明家里说，一个人下乡就够了，可我偏不听，硬是嚷着要“锻炼锻炼”。现在倒好，连回头路都没了。
姐姐比我冷静多了，她背着行李，站在那里一声不吭。那时候我觉得她像块石头，什么都不怕，可后来才知道，她心里也没底，只是她从不说。
村里的环境真是苦。土房子、土路，路边的水沟都干裂得像刀割一样。我们住在一个破败的窑洞里，炕是用谷草铺的，晚上冷得哆哆嗦嗦。饭就更别提了，玉米糊糊、红薯片，能吃上一小碗小米粥就算改善生活了。我那时候天天盼着回城，总觉得这里的日子熬不下去，可姐姐却好像没有这种烦恼。她每天起得比鸡早，去挑水、下地干活，累得满头大汗，却从没听她抱怨过一句。
“姐，你怎么能忍得了啊？”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
“忍啊，不忍能咋办？咱得活着。”她说得平淡，可我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
活下去的确不容易。每天的劳动强度大得吓人，种地、挑水、掏粪，样样都得干。水井在村外四里地，来回一趟肩膀都磨破皮，脚上的布鞋也磨出了洞。姐姐总是心疼我，抢着多挑水，回来后还要烧火做饭。我看着她累得直不起腰，心里堵得慌，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她，只能自己默默咬牙坚持。
可姐姐的坚持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有一年冬天，村里来了几个新知青，其中有个叫李长安的男青年，家里是城里的干部家庭，人长得白净，说话也好听。他很快成了女知青的焦点，大家都喜欢围着他转。我没怎么在意，可渐渐发现，姐姐跟他走得近了些。他经常借口送东西来我们窑洞，姐姐嘴上没说什么，但每次他走后，她都会一个人坐在炕头发呆。
“姐，你是不是喜欢他啊？”我有一次试探着问她。
她瞪了我一眼，“别瞎说，咱们是来锻炼的，不是来谈恋爱的。”
可她脸上的红晕却出卖了她。我心里替她高兴，觉得也许她能靠着这段感情早点回城。可没过多久，李长安和另一个女知青孙玉珍就成了一对。那天，姐姐什么都没说，照常下地干活，可晚上回到窑洞，她一个人蒙着被子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她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可她还是起得比我早，帮我把早饭做好了。
我心里替她不值，可她却轻描淡写地说，“他有他的选择，我有我的路。”
可她的路，似乎越来越窄。1971年，村里的小伙子赵树生开始频繁往我们窑洞跑。他是村里出了名的能干人，种地、修窑、赶牲口，样样在行，可说白了，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村里人都说他人实在，对姐姐也上心，经常撮合他们。赵树生也不傻，知道姐姐心里没他，可他还是坚持，“我知道你们迟早要回城，可如果你留不下呢？我愿意等。”
姐姐总是笑笑，“等啥呢？我不可能嫁给你的。”
转折发生在1973年的春天，那年村里发了一场流感，很多人都病倒了，姐姐也没能幸免。她高烧烧得迷迷糊糊，我急得直哭，可队上的赤脚医生药不够了，只能让我回去熬姜汤。赵树生知道后，二话不说，跑了十几里地去邻村买药，回来时鞋都跑丢了一只，裤腿也破了。姐姐吃了药，退了烧，那天晚上，她看着赵树生送来的红薯粥，突然对我说，“小玉，我想嫁给他。”
我愣住了，“姐，你疯了？你要是嫁给他，咱家以后怎么办？”
她只是笑笑，“总要有人留下的，不是吗？”
后来，姐姐真的嫁给了赵树生。我气得一个月没跟她说话，觉得她是彻底放弃了自己。可她却过得很安稳，赵树生对她好得不得了。逢年过节还特意带她去县城买布料、买鞋。再后来，姐姐在村里的小学当了代课老师，教孩子们识字、算术，竟然也教得有模有样。
而我呢，1978年，知青返城的机会来了，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回城后接了父亲的班，在纺织厂当了一名车工。那时候，我心里还有点得意，觉得自己比姐姐聪明，没把一辈子搭在农村。可这份得意没持续多久，纺织厂效益一年不如一年，我和丈夫双双下岗，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为了省钱，我连菜市场的肉摊都不敢靠近。
1995年，家里实在撑不下去了，我硬着头皮给姐姐打了电话。电话那头，她的声音比我想象中轻松得多，“小玉，别急，回头让树生帮你们想想办法。”
几天后，赵树生从村里赶到了城里，带来了一车土特产，还有一捆捆的现金。他说，“妹子，钱你先拿着，回头再慢慢想办法。”
我愣住了，“姐夫，你哪来这么多钱？”
他说，“还不是你姐，她让我去县城学开货车，后来咱们家搞了运输队，一趟能挣不少呢。”
晚上，姐姐打电话过来，问我，“小玉，你后悔吗？”
我沉默了很久，觉得喉咙发干，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命运有时候很奇怪。当年我以为姐姐的选择是错的，可现在才发现，她的坚持让她走出了另一条路。而我呢，绕了一圈，最后还是要靠她帮衬。说到底，谁也说不清哪条路更好，可只要心里有希望，路就一定能走下去，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