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回去吧，这门我开不了。”母亲站在门口，声音冷得像冬天的风，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秀兰低着头，抱着娃，像是怕娃突然哭出声来。我跪在门外，心里像刀割一样，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门“砰”一声关上了，和我之间隔开了一层无法跨越的墙。
1970年，我刚满十八岁，跟着一队知青到了云北石头沟村。那地方穷得出奇，光秃秃的山，土路一踩一脚灰，房子全是用泥巴堆的，连个像样的窗子都没有。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娃，住进了村里唯一的几间旧牛棚，牛早不在了，炕是自己垒的，漏风漏雨，晚上冷得直哆嗦。
队长刘昌仁是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黑瘦黑瘦的，脸上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见我们这些娃手脚笨得不像样，叹了口气骂了一句：“城里来的，啧，啥也不会。”可骂归骂，还是给我们分了粮食，还找人搭了个灶台，让我们自己做饭。
头几天，我们谁也不愿意下地干活。可很快，队长就不由分说，把我们赶到田里挑粪、种地、修渠。手上磨破了，脚上全是泥，回到牛棚里，几个男娃躺在炕上骂骂咧咧，说啥“啥时候能回北京”“这破地方简直就是个坑”。
头一回见到秀兰，是在村口的井边。那天我挑着水，脚底一滑，连人带水桶摔了个四仰八叉。她从旁边走过，看到我狼狈的样子，咯咯笑了起来：“哎呀，城里来的娃，挑个水都能摔倒。”
我脸一红，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嘴硬地说：“井台太滑了。”她一边笑一边走远了，留下一串清脆的笑声。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刘队长的小女儿，叫刘秀兰。母亲早亡，家里只有她和刘队长相依为命。秀兰比我大两岁，读过几年书，是村里少有的识字人。村里人都说她是个勤快的好姑娘，干活麻利，心眼也实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时间长了，我和秀兰也慢慢熟了起来。她有时候会给我们知青送点吃的，说是队长交代的；有时候碰到我挑水，会笑着帮我提一程。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天上的月亮。
有一次，我和几个知青去山里打柴。那地方山高路陡，稍不留神就会踩空。我扛着一捆柴，脚下一滑，从坡上滚了下去，摔得满身是泥。幸好摔的不高，可棉衣刮破了，手上也划了几道口子。
回到村里，秀兰看到我狼狈的样子，吓了一跳，连忙跑过来问：“咋回事？摔哪了？”我没好意思说实话，只是憨憨地笑了笑：“没事，摔了一跤。”她二话不说，跑回家拿来药棉和红药水，细心地给我擦伤口，还把我破了的棉衣抱回家，让她爹给缝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心里暖烘烘的。秀兰的影子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忽然觉得，这地方也没那么难熬。
可事情总是出人意料的。
1972年冬天，村里闹了一场流感。秀兰被队里派去县里学赤脚医生。三个月后，她背着药箱回来了，成了村里的“医生”。村里人谁头疼脑热的都找她，她也不嫌麻烦，风里来雨里去，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那年腊月二十三，我摔进了村口的水井里。
那天早上，我早早起来挑水，井台结了冰，我一脚踩滑，整个人掉进了冰冷的井水里。井水齐腰深，冻得我直哆嗦，心里只想着：“这下完了，爬不上去了。”
我在井里喊了好一阵，才听到秀兰的声音：“谁掉井里了？”她跑过来一看，吓了一跳，连忙喊人来救。我在井里冻得脑子都有点迷糊了，后来只记得秀兰拴着绳子下到井里，把我死死拽住，村里人才把我们俩拉了上来。
回到牛棚里，我大病了一场，昏昏沉沉地躺了好几天。秀兰端着碗热水守在炕头上，红着眼睛说：“你咋这么不小心，要是真出了事，我……”她没说下去，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下来。
那一刻，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离不开她了。
1975年，知青们陆续返城，我却迟迟没有动身。我写信告诉家里，说我想留下来娶秀兰。父亲的回信只有一句话：“你要是敢娶她，就别认我这个儿子。”
可是我还是娶了她。
婚礼很简单，秀兰穿着她唯一的一件新衣服，脸上带着羞涩的笑。我牵着她的手，心里却有点发酸。我知道，这婚礼没有祝福，没有亲人，只有贫瘠的土地和我们的承诺。
1977年，娃出生了，是个男孩。我给他取名大宝。那年夏天，我带着秀兰回城，想让父母看看他们的孙子。
可没想到，父亲连门都不让我们进，母亲站在门口，脸上冷得可怕。她指着秀兰骂：“乡下人，就这破样子也敢嫁到咱家？！”
那天晚上，我们在城边的旅馆里住了一夜。秀兰抱着娃，默默流泪。我心里难受得要命，对她说：“咱回去吧，别看他们的脸色了。”她摇摇头，说：“没事，只要咱一家人在一起，在哪都一样。”
回到村里后，我拼了命地干活，后来还在村小学当了代课老师。秀兰的医术越来越好，村里人都夸她是个好医生。我们的日子虽然苦，但也算过得安心。
1980年，父亲病了，我偷偷寄了药和钱回去，还写了一封信，说家里一切都好。几个月后，母亲回了信，说父亲看了药，病好了些，还说想看看孙子。
那年冬天，我带着秀兰和大宝回了城。这次，父亲没再拒绝我们进门。母亲看着大宝，眼睛里有泪光，嘴里却倔强地说：“长得倒是像你。”秀兰低声说：“爸妈，咱以后多走动，我和大宝都想你们。”
1985年，我在村里盖了新房，也在镇上找了一份正式工作，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秀兰还在村里当赤脚医生，忙得不着家。那年年底，我带着她和大宝回城过年。这次，父亲破天荒地在饭桌上夸了秀兰一句：“手艺不错，像个城里人。”我听了心里一阵热乎。
后来，大宝考上了城里的重点高中，户口也迁回了城里。我知道，父母是想让他留下，但秀兰却坚持说：“娃在哪都行，只要他过得好就行。”
1990年，父亲去世了。我跪在灵堂前，长跪不起，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别跪了，你爹在天上看着呢，他知道你是个孝顺娃。”
这一生，我欠父母的，欠秀兰的，都太多了。可不管怎么说，我庆幸自己当年选择了她，庆幸我们一家人终究没有分离。
人生啊，就是这样，走着走着，才知道什么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