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冬，杭州西湖畔的岳飞庙旁，一座鎏金铜像在香火中揭幕。这座高达三丈的魏忠贤生祠，竟将"莫须有"案主谋秦桧塑成跪像侍立两侧。当朝野哗然之际，浙江巡抚潘汝桢的奏章却称："九千岁精忠胜岳武穆，当享万世香火"，彻底颠覆了传统忠奸认知。
魏忠贤的"造圣工程"始于舆论重构。他授意阉党编纂的《三朝要典》，将万历至天启的三大疑案彻底改写：梃击案被定性为"东林党弑储未遂"，红丸案标榜"阉党护驾有功"，移宫案则污名化为"文臣欺凌孤寡"。
国子监藏书楼档案显示，为销毁原始记录，仅天启四年就焚毁《明实录》稿本两千余卷。
文化恐怖催生谄媚创作。吏部尚书王绍徽主持编撰的《东林点将录》，将叶向高比作宋江、杨涟喻为林冲，甚至为每位"反贼"配好星宿名号。
更荒诞的是，翰林院集体创作的《魏公圣迹图》，把魏忠贤净身入宫的经历美化成"割肉疗亲"的孝行，其赌场厮混的岁月则被描绘成"体察民情"。
生祠运动暴露权力癫狂。蓟辽总督阎鸣泰在长城沿线修建七座生祠，每座配置三十名"香火军户"；河道总督李从心将生祠建在黄河堤坝上，宣称"魏公镇水"。
最僭越的是南京孝陵卫指挥使，竟在明太祖神道旁立祠，致使祭祀官员必须先拜魏祠方能谒陵。据工部核算，全国生祠营造耗银达国库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国子监成为造神重灾区。监生陆万龄提出"魏公配孔"议案，在春秋祭孔时增设"祭魏"仪轨。
他发明的"双圣碑"将魏忠贤生辰八字与孔子并刻，碑文中"魏子"称谓达二十七处。祭酒林尧俞因拒绝在彝伦堂悬挂魏氏画像，被革职流放海南，其职位由阉党文人施凤来接任。
这场闹剧折射出晚明士林的集体堕落。当魏忠贤要求将生祠对联"至圣至神"改为"大圣大贤"时，内阁竟动用八百里加急传达批文；礼部为生祠制定《九献礼》，仪制规格超越亲王祭祀。京城童谣传唱"孔圣魏圣，两圣并尊"，直至崇祯即位才戳破这个精心编织的谎言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