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寓言
撰文|黄大拿&编辑|王心
引文：在政府里负实际责任的是宰相，当然宰相的权力缘于皇帝的委任和托付，这种权力授受模式和企业里的老板、经理人关系并无区别。
职场上有一种“经理人困局”：
对经理人来说，没有权力不能做事，但权力这个东西天性喜欢扩张，这一点老板却又不得不防，如果老板本人的权力欲极其旺盛，且少信多疑，那么老板和经理人的冲撞将无法避免。
这种困局其实很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寓言……
一
宰相：“家族企业”里的“经理人”
虽然在儒家传统政治文化里，人们并不认为政权应该专属于皇帝一人及其一家，“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名言人尽皆知，北宋时期一位文臣更对皇帝放言，君主是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就实际层面而言，历代王朝就是一个家长及其直系血亲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家族企业。
然而由于这个家族企业过于庞大，家长的精力有限，复因为直系亲属身份特殊，如果授其权力过大，不仅会影响企业的开放性难以吸纳人才为我所用，而且也可能危及家长的地位，所以，这个家族企业也不得不需要近似于职业经理人这样的角色。
在历代王朝，经理人这个角色一般由宰相扮演。
宰相是什么？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在明以前的传统中国，皇室和政府之间是有一种职权划分的。世袭的皇帝是政治领袖，是国家的元首，象征国家的统一，而宰相则是政府的领袖，负实际的责任。
支持钱穆这一观点，在史料中找一些依据并不困难。“宰相之职，无所不统”，这是明见于正史的原话；汉哀帝在一道诏书中也明确给丞相的功用进行了定位，“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宗庙、统理四海，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
所谓“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显然也是认为，在政府里负实际责任的是宰相，当然宰相的权力缘于皇帝的委任和托付，这种权力授受模式和企业里的老板、经理人关系并无区别。
既然已经被授权负责实际的事务，老板的意志就可能面临着经理人的抵制。历史上宰相如果认为皇帝言行不当，可以“谏诤”，而最激烈的对抗，则为“封还诏书”与“不肯平署”两种。
所谓“封还诏书”，就是皇帝下一道诏书命令政府办理某事，而宰相认为不可，则可将诏书径直退给皇帝；所谓“不肯平署”，就是臣下有所奏请，皇帝已认可，转给宰相时，如果宰相不赞同，则可以拒绝签字。
相权对君权的制衡，乃至二者的冲突，史书上并不鲜见。
汉哀帝时欲给几位外戚封侯，宰相王嘉即封还诏书，并对皇帝讲了一通“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的大道理，简直近于训斥，皇帝对此也没有办法。
汉文帝宠爱邓通，邓通仰仗这一点，对宰相申屠嘉“有怠慢之礼”，申屠嘉退朝命令邓通到丞相府来拜见，不来将要杀他。邓通向皇帝求情，文帝说：丞相召见你，无论如何你还是先要去啊，去了我再召你回来吧。
邓通到了丞相府，“免冠（取下帽子），徒跣（光着脚），顿首（磕头）”，向申屠嘉请罪，申屠嘉不肯罢休，邓通以头抢地，碰出血来了，申屠嘉还是不松口，正好文帝派来救邓通的人到了，不过并非我们通常想像的那样，命令申屠嘉马上无条件放人，而是先代皇帝道歉，然后传达皇帝的话，“此吾弄臣，君释之。”
邓通回到文帝身边，哭着说：我今天差一点就没命了。文帝对此也只能给予安慰，并提醒他今后对丞相不能失礼。
以帝王之尊，几乎不能保自己宠幸的弄臣，于此可见丞相之地位和尊严。但很可惜，中国历史上相权得到皇室较好尊重，能够发挥较好作用的，似乎只有汉代。
汉代以下，相权逐步被侵削，这是一个总的趋势。比如唐代，就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这三个机构的职权才相当于汉代一个宰相的职权。到了宋朝，相权较唐朝更加低落，军事、财政、人事三权都被分割了。
不过无论如何，宰相一职在传统政治权力结构中，究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宰相的权力无论受到多少侵削，他毕竟还是百僚之长；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之下，一个对社稷、宗庙还有点责任感的君王，就仍然会对宰相表示相当的优礼和尊崇，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选对了经理人，授予其一定权力使之能尽展长才，对自己的家族企业有益无害。
纵观中国历史的兴衰治乱，一个皇帝选了一个优秀的经理人，未必一定能够成为升平之世，但如果没有优秀的经理人，这个朝代却绝对无法让百姓鼓舞。宰相的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对经理人来说，没有权力不能做事，但权力这个东西天性喜欢扩张，这一点老板却又不得不防，如果老板本人的权力欲极其旺盛，且少信多疑，那么老板和经理人的冲撞将无法避免。
如何解决这种紧张？历史上固然出现过跋扈的经理人即所谓“权相”，权倾人主，但更多的，是君权恣肆，甚至可能还会掺杂宰相的流血。
尽管存在这种紧张关系，但老板们囿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却似乎都还没有想到将经理人从家族企业里赶出去的高招，想出这一高招的，是没怎么读书，也基本没有观念束缚的朱元璋。
二
“经理人”上下蒙蔽：朱元璋总结的元亡教训
1368年1月，于草莽中崛起的朱元璋削平元末混战的群雄，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帝国这个庞大的家族企业重新开张，不过换了新的老板。
没有哪个老板不希望自己手创的企业绵延不绝，乞儿出身的朱元璋突然富有天下，与前任老板相比，其患得患失之心只会更加强烈。如何让自己的家族企业万世一系地维持下去，便成为了朱元璋头等关心也万分焦虑的问题。
元朝因何而亡？朱元璋认定要害有二。一是过于宽厚，所以他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二是权臣乱政。洪武三年，一个儒士上书，建议“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所谓“中书”即“中书省”，它是明朝肇建之初仿照元朝制度设立的政务中枢机构，在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在地方相应设立“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事务。
这位儒生的意思是应该放手给中书省和宰相足够的权力，才符合治道。朱元璋阅后对侍臣说：元朝丢了天下，正是因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正是元朝的大弊，我们现在怎么能效仿它呢？
显然，在朱元璋看来，元朝这个家族企业就是亡在了宰相等经理人的手上，他们上下串通，把老板蒙在鼓里，元朝焉能不亡？
朱元璋煞费心思找出的元朝失天下的症结是否符合事实？首先蒙元帝国是不是“以宽而失”就不值得讨论，元朝对底层汉族百姓的歧视和压榨哪里算是宽厚？中国历史上又有哪一个王朝是因为对人民宽厚而最终丢了天下？
其次，说元朝是亡在了经理人手上也大谬不然。试看一组数据：自元世祖忽必烈死（1294年）至元顺帝立（1333年），短短30年间，蒙元帝国这个家族企业就先后更换了10个老板，其中在位最长的不过十余年，最短者仅一个多月。为了夺取老板的宝座，家族企业内部的兄弟、叔侄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这个样子的企业哪能长久维系呢？攀附在血缘宗属这个纽带上的人们为了老板大位无所不用其极，把一个庞大的企业弄得乌烟瘴气，又与作为“外人”的经理人有何关系？
然而和刚愎自用的老板是没法讲道理的，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代元，总结出了“权臣乱政”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兴亡教训，大明王朝经理人的悲剧就此铸就。
三
胡惟庸案，给废除经理人找个理由
洪武十三年（1380年），宰相胡惟庸涉嫌夺老板大位而居之，震动了大明帝国这个家族企业。
查阅明史的资料，不论正史和野史，几乎众口一词，说胡惟庸好话的极少，《明史》上说，胡氏独断专行，“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对此，我们是不是也要和修《明史》的清人一样，去大张挞伐呢？
恐怕不能。原因很简单，胡惟庸是宰相啊。在大明帝国这个庞大的家族企业里，胡惟庸在其中枢执行机构中书省里担任着职业经理人的角色，面对如山的公文和纷繁的事务，难道没有一点儿处置之权，还要他事事向老板早请示晚汇报才正确？“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这应该是经理人的份内之事，胡惟庸并没有做错，否则就是失职。
朱元璋为什么要一手炮制胡惟庸案？
一言以蔽之，他只是要为自己这个家族企业废除经理人职位找个理由罢了。
废掉经理人之后，朱元璋自己既是董事会的最高决策者，又是经理层的负责人，权力独掌之妙真是无法形容。
但万事集于一身，朱元璋纵是铁打的筋骨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仍然需要通过建立顾问班子来寻求臣下的帮助。
他不得不设置“四辅官”、“殿阁大学士”这样一些近似幕僚的岗位，希望他们替自己分担一些职责，可与此同时，他却又贪权恋权，生怕这些权力一旦下移，会对其统治带来不稳定。
这里就有了一个悖论，你征聘顾问是为了帮助自己处理企业事务，然而却又不肯授予一定的权力，势必使这些顾问无法发挥作用，你的初衷又如何实现呢？
朱元璋希望废除经理人后自己独揽大权，这样有利于朱氏家族企业的长治久安，并告诫子孙永远遵照他的这一妙法，其算盘是打得蛮好，可惜他忽略了一点：
虽然是“龙种”，他的后代中，是否都能像他这样精力旺盛，而且对经营企业这么肯费心思？
事实证明，明王朝的初期，倒也不乏朝乾夕惕的“雄主”和“贤君”，越往下，则明显是一蟹不如一蟹，甚至有的十几年不去公司处理事务。
老板的慵懒，再加上下面没有一个握有足够权力的经理人履行管理职能，企业之每下愈况就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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