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古代帝王，他开创了大唐盛世，他也是中国古代一位非常难得的明君，在唐太宗李世民身上，有很多过人之处值得总结后人学习，那么，李世民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一、善于主动创造机会的勇气和魄力
在李渊造反之前，李渊至少表面看起来是一个隋朝的忠臣，即使偶尔有造反之念，估计也没有实施的胆量，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如果没有儿子李世民、刘文静等人的主动设计让李渊“不小心”睡了隋朝皇帝的晋阳宫妃子，那么，也许李渊也许不会下定决心造反，甚至根本就不会造反。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唐王朝，也就没有唐太宗了，中国的历史就将重写。而最初主动推动这件事的无疑是李世民等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机会是李世民等人主动创造出来的，所以，李世民是一个善于给自己创造机会的帝王。同样，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再一次证明了李世民是一个善于创造机会的人，如果不是他当机立断，主动出击发起玄武门事变，只怕李世民就会成为李建成的刀下之鬼了。可见，李世民的机会都是他给自己创造出来的。
二、杰出的军事才能
李世民实际上是唐朝统一战争的实际军事领导者，在李渊公元618年登基为帝以后，此时的大唐帝国版图其实并不大，大唐此时也就占据了关中和河东一部分地区，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区域，全国还没有被统一，还处于割据的状态。新生的大唐帝国，在李世民的亲自领导下，发起了对全国的统一战争。在大唐统一全国的作战行动中，主要分为如下几大战争。首先进行的是大唐征伐陇西地区薛举、薛仁杲父子的浅水原战役，薛举据有陇西之地，拥兵13万，自称西秦霸王，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在金城（今兰州）称帝，国号秦，早与李渊争夺关中，未得逞。唐武德元年（618年）七月，秦帝薛举进攻唐朝。唐军与秦军在高摭对阵。不久由于统帅李世民生病，唐军被秦军打败。八月，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gǎo ）继位。李渊乘机派使赴凉州（今甘肃武威）封李轨为凉王，以孤立薛仁杲，同时派李世民率军进攻薛仁杲军。两军在浅水原交战。李世民取坚壁疲敌战法，挫伤了秦军锐气，一举击败了秦军，一举歼敌10万之众，俘虏了薛仁杲。唐占陇西地。
接下来进行的是征伐刘武周的柏壁战役，武德二年（619年），马邑 （今山西朔县）定杨可汗刘武周发兵南下，打败了留守太原的李元吉，又攻陷唐朝数州。关中大震。李渊想弃河东，被李世民劝止，李世民亲率军渡河进击，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对阵于柏壁 （今山西新绦西南）。李世民以主力坚壁不战，待刘武周士气低落，以少量兵力扰敌，断其粮道。切断了刘的退路。两军相持五月之久，宋金刚终因粮尽兵疲而引军北撤。李世民率军穷追，将军秦叔宝、殷开山在美良川打败刘武周的大将尉迟敬德，斩数万人。刘武周、宋金刚逃奔突厥，不久被杀。经三年征战，唐已拥有西至陇右，南拥巴蜀，北据河东的巩固的根据地。从此唐朝统一了北方。
征伐窦建德的虎牢关之战和征伐王世充的洛阳之战，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出兵洛阳，讨伐王世充。经过多次战争，唐军扫清了洛阳的外围据点，包围了洛阳。王世充危在旦夕。此时河北的夏王窦建德率兵十万来援助。李世民率兵三千，抢占了虎牢关，趁夏军疲惫时发起猛攻，将夏军击败，俘获窦建德。王世充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再次起兵失败，后引突原兵返回河北，一度恢复了失地，但不久兵败被杀。这时，唐王朝控制了黄河流域，取得了河南、河北的统治权。
这几次决定唐王朝命运的关键性大战当中，唐军都是由李世民亲自负责指挥的，而且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历史好像也在间接的证明，唐王朝的统一战争非李世民不可，在李世民因病离开战场的时候，唐军都失败了。在太原，李元吉面对刘武周部将宋金刚的进攻，不战自退，逃回长安，可以说，唐王朝的江山，正是李世民领导唐军一点一点打出来的，赢得了一场又一场场胜利，这才让大唐帝国的政权逐渐一统全国。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可以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都很成功的帝王之一。
三、果断决策、敢于扼住命运的咽喉
李世民在历史上被后人诟病的就是玄武门事变，《旧唐书》关于玄武门事变是这样描述的：
（六月）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高祖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欲令穷覆其事。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太宗随而呼之，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元吉中流矢而走，尉迟敬德杀之。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太宗左右数百骑来赴难，建成等兵遂败散。高祖大惊，谓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萧瑀、陈叔达进曰：“臣闻内外无限，父子不亲，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建成、元吉，义旗草创之际，并不预谋；建立已来，又无功德，常自怀忧，相济为恶，衅起萧墙，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盖天下，率土归心，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陛下如释重负，苍生自然乂安。”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夙志也。”乃命召太宗而抚之曰：“近日已来，几有投杼之惑。” 太宗哀号久之。建成死时年三十八。关于玄武门事变，正史、野史有各种的记载，各种说法都有，有一些史实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唐王朝的江山大部分是秦王李世民打下来的，第二点就是，太子建成和元吉集团和秦王李世民集团之间形成了夺位的冲突。 在决定命运的重要机会点，是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还是等待命运的裁决？李世民选择了主动出击，在玄武门事变中，我们看到的是两点：第一点是果断出击，李世民知道，他一旦犹豫不决，将成为别人刀殂下的鱼肉。李世民特殊的功绩和地位，决定了他和太子集团斗争的“排他性”，你死我活的特性，李世民不是一个平庸的，无能力无业绩的普通的皇子，在大唐建国统一大业中，李世民的功劳是无人能出其右的，象他这种功高震主的秦王，做帝王的也是会担惊受怕的，所以，在太子一旦登基即位以后，李世民心里很清楚的，他是很难有有机会安安稳稳的做一个过舒坦日子的贤王的。即使他想，没有安全感的太子，会让他如愿卧榻在身边吗？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史书上都有关于太子集团陷害李世民的一些叙述，无论这些是后世的编撰还是真的事实，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就是李世民集团当时的处境还是比较危险的。太子集团已经在蠢蠢欲动了，因为，按照既定的规则，只要不发生意外情况，太子是一定要即位登基做皇帝的，太子一旦登基成功，李世民的命运到底如何就无人知晓了，而且作为功高震主的大唐伟业的实际缔造者，太子会如何对待李世民是可以想象的，李世民心里也是很清楚的。如果李世民没有发动玄武门事变，接下来会不会就有太子的“xx门事变”呢？历史不容想象，也不容假设，所以没有人知道，但是，已经有很多迹象表明太子集团不会无所作为的，为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利益驱动，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别说兄弟感情，就是父子感情又如何？道德约束更是不值一提。道德的约束依靠的是舆论的力量，和个人的自觉性，无数的历史事实反复说明，这种道德的力量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是靠不住的，是弱不禁风的。更主要的，实际上这种利益不仅是李世民和李建成之间的个人利益，还表现在这两个人各种代表的是一个集团，处在这两个集团之中的各个群体，一旦主子失败，就标志着他们投下的赌注彻底失败，不但个人仕途失败，严重的也许还会株连九族，连累家人家族的命运。据史书记载，在玄武门事变前夕，李世民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发动玄武门事变时，他手下哪些将领程知节，尉迟敬德等就说了：“将来如果太子一旦登基，不但大王你会命运不测，我们这帮人也将死无葬身之地，请大王也为我们这些跟着你出生入死的人也考虑考虑”。所以，这种利益集团背后巨大的失败危机，也会促使这群利益集团中的个体，强烈督促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李世民或李建成采取行动，从这个意义上看待“玄武门事变”，李世民也时会被整个集团推动着向前走的。反过来看，假设一下，即使太子李建成本人心地仁慈，不会对秦王李世民采取断然措施，那太子集团的其他人会相信李世民吗？，比如李元吉就曾经建议太子早日采取行动，而且，据有些史料记载，他们也实际上采取了实际的行动，比如下毒酒毒害李世民，让李世民骑烈马，妄图把他摔死。尽管不排除这些史书有被授意故意编撰的可能，但也不能够完全排除历史真的发生过。
所以，“玄武门事变”，抛开道德层面的因素，如果纯粹从决策正确性的角度看，甚至从保住自己身家性命的层面看，李世民采取断然的、果断的武力措施，是理性的、智慧的选择，是在面临死亡威胁面前的一种自救，中国古语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帝王、官僚集团、外戚、宦官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一再说明这种斗争的残酷性，犹豫不决、下手迟缓，都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看到宦官集团为非作歹，已经决定要铲除宦官集团，但是由于到处都有宦官安插的人，导致消息被提前泄露出去，加上他动手稍稍晚一步，被宦官集团哄骗进宫，擒住杀死，最终宦官未除一个，自己却丢掉了身家性命。所以，历史的经验，像李世民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不会不知道，不会不吸取，更何况，李世民从来就是自己主动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是不会由别人来安排他的命运的。
四、虚心纳谏的胸襟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虚心纳谏最典型的就是李世民了。李世民可是主动要求下属向他纳谏，他对于对好的建议，即使是曾经的对手，过去的敌人，哪怕多么的逆耳也会虚心接受。 唐太宗最著名的名言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一个帝王能够主动要求大臣进谏，并且还能够听得进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虚心接受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之前，魏征是太子李建成的谋士，而且魏征曾极力的建议太子杀了李世民。因此，魏征是绝对算李世民的敌人。唐太宗在即位之后便听从了尉迟敬德的建议，这主要是如何处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东宫集团的人，尉迟敬德说杀人过多了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此，唐太宗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原来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还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宽容化解了许多矛盾，也使许多原来站在对立面的人能够有机会转变过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魏征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和魏征成了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君和名臣。
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至今还被我们经常引用，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魏征被唐太宗重用和他的宽容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初唐太宗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贞观三年又任参予朝政，行宰相职权，成为贞观名臣
五、注重教育，广纳人才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是唐太宗去视察御史府（考试进士的地方） ，看到许多新智取的进士鱼贯而出，便得意的发出的感叹。隋朝灭亡以后，唐太宗很注意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他很担心重蹈隋朝灭亡的覆辙。他反思隋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隋炀帝不懂得用人，不能知人善任，他认为要安邦定国，就需要有大批的贤才辅佐他，因此，他责令大臣推举贤能。他曾经命令大臣封德彝给他推荐人才，封德彝很长时间也没能推荐一个人，还推卸责任的说，“我找了，就是没发现人才”。唐太宗很生气的说：“你以为人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要善于发现的，你自己眼力不行，发现不了人才”。为了发现人才，他决定从建立制度着手，尽管科举制度从隋朝隋炀帝就开始了，但是，真正把科举制度发扬光大，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是李世民，他把科举制度变成了官员选拔制度，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了一条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的通道。这不仅解决了解决读书人的出路问题，使得社会上广大的下层寒士从此有了通往政治的上升通道，更直接的带动了民间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可以通过读书，通过科举，学而士则优，既然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老百姓就安安稳稳的读书了，就没人整天想着去造反改变命运了，这样社会也就稳定了，也巩固了江山社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