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夏天，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下午。作为一名通信兵，我带着笨重的电台设备在川北深山里，寻找指定位置。天空中厚重的云层压得人喘不过气，潮湿的空气里飘荡着将要下雨的味道。
我和战友小李，负责为前沿指挥部架设通信线路。按照地图显示，我们本该在一个小时前就抵达目的地，可不知怎的，越走越觉得方向不对。茂密的竹林挡住了视线，指南针在磁场干扰下也显得不太准确。
“老郑，我觉得咱们可能走错了。”小李擦着额头的汗珠，有些焦虑地说。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四点多了，再过两三个小时天就要黑了。
这种情况下，如果找不到指定地点，那可是要被追究纪律责任的。
就在我们疲惫不堪，想要找到大路时，一阵细碎的鸡鸣声传来。顺着声音找去，竹林深处居然出现了一个小山村。看到有人烟的地方，我们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村口的石板路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正在喂鸡。看到我们这两个迷了路的大兵，她慈祥地笑了：“娃啊，是不是找不着路了？”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大娘，我们是参加演习的，想问问您这儿是什么地方？”
“这是青竹村，离你们要去的地方还有四五里山路呢。”老大娘一边说，一边打量着我们，“你们也累了吧？先进屋歇歇脚，喝口水。”
我本想婉拒，但老大娘已经转身往屋里走：“别客气，当兵的都是好孩子。我儿子也在部队呢，每次看到当兵的，就像看到自己的娃一样。”
走进她家的堂屋，简单的陈设透着质朴。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是位英姿勃发的军人。老大娘见我打量照片，笑着说：“那是我儿子，好几年没回来过了，就是每年给我寄点钱，托人带点东西。”
说话间，老大娘已经麻利地烧起了水，还从厨房里拿出几个蒸好的红薯。“先垫垫肚子，我给你们煮碗面条。”
看着老大娘忙前忙后的身影，我突然有些鼻子发酸。从我参军那年起，也有好几年没回家了。每次想起家里的老母亲，心里总是愧疚。此时此刻，面对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如此热情相待，让我感动不已。
趁着老大娘煮面的功夫，我主动帮她打扫院子。小李也没闲着，帮忙劈柴。老大娘连连说：“使不得，使不得，你们是客人。”
吃面的时候，老大娘给我们讲起了她儿子的故事。说他从小就立志当兵，参军后一步步从普通士兵做起，还参加了对越作战，如今已经是团长了。
说到激动处，老大娘开玩笑道：“他这种的，你们在部队是不是该叫首长啊？”
我们连连点头说：“是啊！不要说团长了，哪怕是连部长官，我们都要称呼首长的。”小李搞怪，起身就给老大娘敬了一个军礼。
老大娘被逗笑了，可随即就黯然说道：“当那个首长也不好，太忙了，好几年没回来看看了。”
我和小李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按理说，无论怎么忙，家里就一个老母亲，肯定要回来看看，或者接到部队随军啊，怎会让她独自生活呢？
我们不知道情况，不敢乱插嘴，只是听老大娘一个人絮叨。
快吃完时，村里的书记过来了，带我们抄近路去指定地点。临走时，老大娘还硬塞给我们几个煮熟的鸡蛋：“路上饿了就吃。”
路上我实在忍不住了，便询问书记是怎么回事。书记叹了口气，讲述了一个让人心碎的故事。
老大娘早年丧夫，独自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1972年，他儿子去云南当兵，表现很好，1976年被提干为排长。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又被任命为副连长。
可就在那场战斗中，她儿子壮烈牺牲了。书记收到消息后，也十分悲痛，但不敢将真实情况告诉老大娘，害怕她接受不了这个打击。
于是各方协调后，大家就都瞒着，给老太太说她儿子在部队工作忙，没时间回来，时不时会有信和钱寄过来。
老大娘不识字，也走不了远路，信和钱都是书记给她带过来的。当然这些信全是她儿子原部队的战友们代笔的，钱也是她儿子的抚恤金，以及战友们的捐款。
其实老大娘压根就不懂部队里的晋升。六年时间，她儿子怎么能从一个副连长升到团长？
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周边人编织的一场戏，目的是保护她。
在书记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指定地点，架设好了设备，完成了任务。当晚我和小李，露宿在野外，吃着老大娘给的鸡蛋，想起白天经历的事，久久说不出话来。
战争的烈火已熄灭，但爱与牵挂却永不消逝。四十年前的那场偶遇，让我看到了最伟大的母爱，也见证了最动人的谎言。
如今每当想起那位慈祥的老大娘，想起她永远等待的目光，我的心中总泛起一阵酸楚。那个“团长”儿子，用生命守护了祖国，而乡亲们则用善意守护着这位英雄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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