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制服上，总挂着一枚不起眼的纪念章——“为人民服务”。

1972年5月12日，一次普通的检查，却在显微镜下发现了那四个红细胞，病魔悄然而至。

身体渐渐不再能支撑那日以继夜的工作，周总理曾低声对同志们说，自己感到“疲乏”，想要喘息片刻。

可又怎能停下？

他清楚自己时日无多，却依然紧握笔杆。

他选择在有限的生命里，把国家大事尽数安排妥当。

周总理的病真的治不好么？总理的贴身医生说出真相，让人潸然泪下

始终放不下人人民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近二十年的医疗小组组长吴阶平，回忆起那段时光时，常感慨万分。

“周总理为国计民生，世界大事，夜以继日，操碎了心。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个承载着国家未来与人民命运的巨人，几乎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国家的建设与民族的振兴。

1972年5月12日，周总理按例进行每月一次的小便检查时，显微镜下的四个红细胞，揭开了隐藏在他体内的疾病阴影。

医生诊断，这是膀胱癌，且发展迅速。

与一般人不同，面对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消息，周总理的反应依然平静。他没有因身体的虚弱而急于治疗，也没有因恐惧而退缩。

他依旧冷静地考虑着如何以有限的时间与精力，继续推动国家的大事。

当时，国务院两位重要领导劝他：“总理，您应该减少工作量，集中精力治疗，休息是最重要的。”

周总理却淡然一笑：“我是总理，怎么能把工作丢下？如果连这些事都管不好，那我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他又感慨道：“现在不是都说‘爬坡拉车’吗？我们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拉车一生，拉到最后一刻吗？”

话语中，满是沉甸甸的责任感。

尽管四周的关切与劝告越来越频繁，周总理的健康却在恶化。

11月，医生提出了病情加重的报告，向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汇报，并建议周总理特别注意休息。

这个报告最终送到了毛主席手中，毛主席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但周总理依然没有放慢工作的节奏。即便是在他满身病痛的情况下，依旧在笔纸之间，推动着国家的每一项决策。

1973年1月5日，周总理便血量剧增，身体状况愈发堪忧。

即便如此，他依旧坚守岗位。

直至3月10日至24日，他才到玉泉山接受治疗。

10日晚，第一次手术进行时，周总理已经虚弱到几乎难以承受。

病魔的侵蚀与外界的压力已让他几乎难以招架。

恶性肿瘤迅速扩展，每日的出血量已高达100毫升，最高时甚至达到180毫升。

令人心寒的是，这时有一股势力，借机生事，公开攻击周总理。

反革命的言辞，如同毒箭一般，直指总理的身心。

他们利用“商量工作”为名，轮番打扰总理的治疗，令他日夜不得安宁。

面对这一切，周总理没有动摇，一边应对这些人为制造的困难，一边继续忍受病痛，聚精会神地处理国家的事务。

他的内心没有一丝放松的余地。

他曾对身边的同志低声吐露，自己感到疲惫不堪，渴望片刻喘息。

可病痛从未让他有过真正的停歇。

他明白自己所剩的时间已不多，无法从日常的工作中抽身。

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在有限的时光里，尽力去完成那些关乎党国命运的大事，确保自己“百年之后”，国家能够安稳前行。

从1973年夏到1974年初，周总理几乎是在病魔的肆虐中度过了每一天。

特别是在1974年1月5日，他住院准备接受手术之前的五个月里，周总理依旧没有停止过工作。

他在这段时间内，共有139天带病工作，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的日子长达9天；14至18小时的长时间工作则持续了74天。

而每天工作超过19小时的日子有38天，甚至有5天他几乎没有休息，整日办公。

这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88.2%的工作日，他几乎是全天候的工作状态，几乎每个日夜都在与时间赛跑，超越身体的极限。

从3月16日到5月末的两个半月里，周总理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负担沉重，还参加了21次政治局会议，54次外事活动，和57次其他各类会议、听取汇报与谈话。

一个重病缠身、恶性肿瘤侵蚀全身的病人，竟能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难以想象他所付出的身心代价。

即使在病痛最为剧烈时，周总理依旧不曾放下那沉甸甸的责任，身躯已虚弱到极限，竟然时常在病榻上，依然接续工作。

有时，他躺在床上持续工作两三小时；有时，则是三四小时；更多的时候，甚至是一整夜。

4月28日、5月19日、5月23日和5月25日，他四次因缺氧症状昏厥，医生无法再视而不见，强烈要求他停止工作，接受治疗。

只有在身心的双重压迫下，周总理才同意住院，并准备接受手术。

那时的周总理，或许已没有力气再做任何挣扎，但对工作和国家的责任感却如山般压在他心头，始终未曾放下。

“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

从1974年6月1日住院起，直到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的生命依然顽强地燃烧着。

他的身体成为了饱受病痛折磨的躯壳。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共经历了六次大手术，八次小手术，输血输液累计超过百次。

若将这段时间摊开来看，平均每四十天，他便要忍受一次刀刃的侵袭。

癌症的摧残让他从原本的体重130多斤，迅速消瘦至仅剩几十斤。

即便在1975年，中央日常工作已经交由小平同志主持，周总理依然无法摆脱那份属于他的一份责任。

即使躺在病床上，他也未曾停止过处理政务和国事。

那段时间里，他与中央负责同志共进行谈话161次，与其他部门及有关方面领导商讨事务55次，接见外宾63次，外出开会48次。

有时，他的身体虚弱到几乎无法支撑，但仍旧强行坚持。

1975年4月3日，周总理刚刚经历了一次手术，伤口未愈，身体依旧痛楚难忍。

当时，突尼斯总理努伊拉来访，非要见见周总理。

周总理听闻此事，虽然知道自己的病痛未曾痊愈，心中却不忍让客人失望，便硬生生地躺在病床上，勉力与努伊拉会面。

这种精神，令人动容，亦使人深感沉痛。

同年4月19日，朝鲜首相金日成来访。

那时，周总理正在接受一项重要治疗，双脚肿胀，已无法穿上常规皮鞋，工作人员赶忙为他特制了一双圆口布鞋。

他穿着这双布鞋，艰难地下床，亲自接见了金日成。

就这样，他依旧坚持穿着那双布鞋，继续会见外宾。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因病体虚弱无法支撑，身形疲惫不堪，只能躺在车上前往会议地点。

到了会场，他艰难地下车，借着最后一丝力气，坚持抱病参加会议。

此时的周总理，已历经大小手术十余次，身体早已被病魔侵蚀得体无完肤。

癌症的折磨使他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尤其是晚期恶性肿瘤的广泛转移，几乎让他每一寸肌肤都感到剧痛。

但即便如此，周总理卧床时仍勉力批阅文件，外出时坚持出席会议。

进入1975年九十月，病情更加恶化。

体力的极限早已到达，连医生也多次劝他休养，但周总理依旧坚持接待外宾和参与重要事务。

尤其是9月7日，他的病情几乎已到了最为严重的阶段，医生再三要求他休息。

这天，他在医院内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面对病痛的折磨，他依然能以一贯的风度和幽默，坦然说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总理所承受的病痛，外人难以体会。

曾有一位工作人员在旁守候，他曾亲眼目睹周总理因癌痛剧烈，头顶虚汗，眉头紧锁的情形。

他的痛苦，令人心如刀绞。

而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亦回忆。

最初，周总理服用止痛药时，一针能维持四五个小时，后来仅剩两三个小时。

每当疼痛难忍，周总理便会叫医生进来，轻声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

医生听到这些话，泪水早已不自觉地流下。

那一刻，医生唯有默默地对他说：“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这句简短的回答，承载了太多无奈与心酸。

最后一次看祖国河山

1975年11月，周总理的病情迅速恶化，恶性肿瘤的扩散已无可遏制。

癌细胞肆虐全身，渐渐吞噬着他最后的力气。

到12月中旬，他时而清醒，时而陷入昏迷，时而低语梦呓，时而静默不语，目光定格在天花板上。

病榻上的周总理，面容消瘦，气息微弱。

一天，周总理终于完全清醒过来，眼中闪烁着久违的神采。

床边守护的亲属们望着他，眼中布满泪水。

看到自己亲人如此凄惨，内心的悲痛溢于言表，但周总理却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平静望着他们。

轮流巡视亲人的面庞，他轻轻喘息，露出一丝微笑，用微弱而清晰的声音说道：“你们，不要为我焦急。这有什么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

1976年元旦，尽管是新年第一天，但围绕在周总理床前的医护人员，却早已没有节日的气氛，大家心情沉重。

此时的总理，容颜憔悴，平日里炯炯有神的眼睛已深陷下去，映照出的是无尽的悲伤与无奈。

虽然每一阵疼痛都如刀割般撕裂着他的身体，但他依旧咬紧牙关，忍受着痛楚，似乎每一刻都在与病魔做着生死决斗。

元旦过后，医务人员竭尽全力，尽力进行抢救治疗，可是，周总理的病情依旧在迅速恶化，生命已经接近尽头。

在这无比痛苦的时刻，周总理依然没有放弃，他依然在思考未来，依然关心着世界和人民的命运。

就在他的病痛达到极限之时，几乎无法言语的他，以微弱的声音低吟着《国际歌》的旋律，仿佛在向世界传达最后的信念。

“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976年1月5日，周总理接受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手术。

那一刻，他的身体已经脆弱到几乎无法再承受任何创伤。

两天后的1月7日晚11时，周总理的生命已接近终点。

医生们走进病房，为他进行最后的治疗时，他从昏迷中艰难地醒来。

微弱的光从眼睛里闪过，尽管已经虚弱无比，周总理依然凭借那一丝清醒，认出了床边的吴阶平。

他没有多言，只是用几乎不可闻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总理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在和病魔搏斗的最后时刻，耗尽了最后一丝力量，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走时，心中依旧挂念着党和人民的未来，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他的眼中没有恐惧，只有对伟大理想的执着和渴望。

自五十年代起，周总理与邓颖超便达成共识，死后骨灰一概撒掉，不留一丝遗憾。

他们约定，将骨灰撒入祖国的江河湖海，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与人民共呼吸共命运。

周总理病重时，屡次叮嘱邓颖超，必须遵守这个约定，不要有任何保留，不要特殊化，不许有任何形式的葬礼。

1976年1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周总理的遗愿得以践行。

在一片肃穆中，遵照他的指示，骨灰被撒在了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地，像一阵风，轻轻拂过他曾深爱的祖国大地。

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巡察”。

他用生命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誓言，用一生无怨无悔的付出，证明了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他最后的这一程，依旧是为了祖国，依旧是为了那片他无比眷恋的大地，依旧是为了他心中永不熄灭的理想和信念。

参考资料：鞠躬尽瘁的周恩来学言周恩来的“最后一次”田雪鹰周总理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吴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