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读完鲁引弓老师的《小宅门》，通过书中人物丁咚、雷岚们买房卖房的经历，我自己曾经因房子而一步步改变命运的往事，逐渐浮上心头……

在广州，因房子和父亲分隔两地

2000年，父亲从山西太原的事业单位停薪留职，南下广州，去一家私企打工。并且准备接我和母亲过来。

当时父亲的公司在广州天河区，我现在都记得他和母亲在一张广州地图上圈画着天河区的几个中学，以及附近的房价。

当时天河区的房价在5000元左右一平米。对刚刚南下还没有存款的我们家来说，确实是难以企及的数目。

于是父母最终选择了远离父亲公司几十公里外的郊区番禺，买了绿庭雅苑一套2000元/㎡的新房。114㎡，5楼，楼梯房。

买房的钱是跟亲戚借来的。

2001年，我们全家都搬来广州。我和母亲住在郊区番禺，父亲则工作日住在市区单位的宿舍里，每个周末坐公交车回家。这种两地生活，一直持续到十几年后父亲退休。

图源：中国广州发布

就像《小宅门》里米娅的妈妈丁家迎因为房子只能留在安徽滁州，没法来尚城陪女儿一样。住在郊区的我和母亲，除了周末都无法和在市区工作的父亲团聚。

我高二那年，母亲打算在父亲单位附近买一套房子，让我们可以搬去广州市区和父亲团聚，也让父亲不必天天住宿舍。

像很多男人一样，父亲对房子没有母亲那么上心，对看房没有太大热情。更重要的是，当时还在偿还问亲戚借来的钱，如果要去市区买房，又要多借一笔钱。

父亲就像《小宅门》里的虞晴川一样，一到看房就借故不去。于是母亲只能带着我，去父亲单位附近的各种老小区看房。大部分我们能承担的房子，不是靠着高架，就是窗外阴暗潮湿。

那一年，父亲单位旁边的新房“东山雅筑”刚刚开盘，8000/㎡，我们看都不敢看。后来这个小区成了学区房，10年后价格一度突破10万/㎡。

上大学，因房子没能留在北京

2006年，高考让我离开了广州，来到了北京五环外。那一年，学校旁边的高层住宅“珠江绿洲”9000/㎡。

大三那年，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幕。我开始对房子产生兴趣。

在北京地图上，我把金融中心国贸和科技中心中关村连了一条线，在这条线的中点做了一个垂直线，这条垂直线刚好经过地铁10号线太阳宫站。我把这种找房的方法叫做“几何找房法”。

于是我在课余时间开始在太阳宫附近看房。

太阳宫位于北京东北三环和四环中间，周边有太阳宫公园和几个小区。我跟着中介看了几套房子，发现太阳宫的房价平均在1.4万-1.7万左右。而当时东四环的房子已经要2万以上一平米。

我认为太阳宫是当时相对的价格洼地，于是在一次母亲来北京时，和她一起看房。选中了地铁口万方景轩一套50平米，单价1万4，总价70万的房子。

看完房，我和母亲来到楼下的太阳宫公园，跟父亲电话商量。父亲沉默许久，说“买吧”。于是我们回到那个房子楼下，给中介打电话。中介一直不接我们电话。很久后才接通，中介告诉我们，那房子有人要了。

那感觉像极了《小宅门》里雷岚看房遇到涨价或者卖家惜售的情景。

我和母亲失望离去，母亲离开北京，我也没有再在北京看房。

毕业后，因房子高位站岗

后来毕业后来到杭州，我常常想，假如2008年，我和母亲买下了那套太阳宫的房子，我毕业后大概率会因为有房子而留在北京，成为北漂的一员吧。

2010年，中国的房地产在2008年“放水”后疯狂飙涨。全国房价最贵的四大城市：上海、深圳、杭州、北京。

我从北京来到了杭州，而杭州一度是四大房价最贵城市的领头羊，因为有最疯狂的买家群体——温州买房团。

温州人把杭州人原本的郊区九堡、下沙等板块价格迅速炒高，但也最终成了未来房价下跌的受害者。

2010年底，下班后，我骑着杭州红色的共享单车，从单位沿着中河高架一路骑行，经过中介就进去看看问问，了解房价。

那时的杭州经过了一轮猛涨，不少楼盘站上了2万元的高位。我在报纸房产板块看到一个小区叫做新青年广场，成交价只要1万2，便骑车去看房。

新青年广场楼下的中介小哥叫小贺，也是西北人，管我叫“老乡”。他给我推荐了新青年广场的两套商住公寓，面积30平米，朝北，家具电器一应俱全。一套70万（单价2万3）。

我的确被这小公寓的精致打动了，幻想着自己住在小而美的公寓的场景，充满期待。（最终我并没有在自己买的公寓里居住过）

我问小贺，报纸上不是写的成交价1万2吗？小贺告诉我，那是好久以前的啦，现在涨价了。

于是，我在连商住公寓和住宅的基本区别都没搞清楚的情况下，轻信了这位“老乡”。

或许是学校里刚出来，面子薄。我的砍价就像挠痒痒，我问小贺，如果买两套，可不可以总共给我便宜5万？并承诺如果可以便宜，我愿意给他2000元红包作为感谢。

小贺不动声色说去找房东谈谈，其实内心早已乐开花。他肯定没见过像我这么傻的顾客，竟然愿意花2万多的价格，购买产权只有40年、不能上户口的商住公寓。还要给大红包。

其实当时小区内也有不少1万2的房子，只是我过于相信这位“老乡”，没有去调研。而房东当时属于挂价比别人都高出一截，“等傻子上钩”的卖房策略。而我就成了那个傻子。

成交那一天，我请小贺吃了顿外婆家，用一个信封装了2000块红包给他，这是我的承诺。小贺神情紧张地去了厕所数钱，他可能不相信自己真的能遇到一个这么天真的买家……

我自己也想不到，当时我稀里糊涂上车的这两套公寓的“天价”成交价，直到今天，都是这个小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价。

买公寓的首付，是父母借给我的。当时的银行利率接近7%，我和《小宅门》里的雷岚，康可可一样，住不起自己的房子。于是把两个公寓都租了出去，补贴每个月的贷款。

2011年，杭州的房市轰然崩塌，迎来了下跌的4年。我也“幸运”地成为了“高位站岗”的人，一站就是5年。

结婚后，割肉买第一套房

2016年，我结婚了。住在老婆婚前买的远郊余杭的房子。因为之前买公寓的受挫，我也早都两耳不闻地产圈的事情，成为了一个“不买房主义者”。

那年6月，当时自由职业的我接到广州一个猎头的电话，说想给我推荐一个微信总部的工作。

我非常兴奋，在准备面试的同时，也让在广州的父母帮我看看位于微信总部附近琶洲的房子。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大学时比杭州房价低一大截的广州，如今房价已经远超杭州。珠江边上的房子至少4-5/㎡万起步。

不久后猎头告诉我，这个岗位取消，没有给我安排面试。然而因为广州猎头的这次联络，让我从小对房子的渴望，再次被点燃。

当我转头看杭州的房子时，发现自己再次“赶了个晚集”。原来，杭州跌了4年的房产市场，已经在2015年开始触底反弹。

记得2015年之前的杭州楼盘销售，都会有“存5万抵10万”之类的促销方式。而到了2015年之后就逐渐消失，因为房子不愁卖了。不同于2010年之前以温州人作为买房主力，这一次的主力来自上海。

杭州即将在2016年举办G20峰会，以上海买家为首的全国买家，已经嗅到了杭州房产市场春暖花开的气息，而不少杭州本地人还和我一样，沉浸在跌了4年的无奈之中。

所以2016年7月当我开始看杭州的房子时，发现不少楼盘已经比2015年开盘时涨了整整1万。

比如当时看的未来科技城万科星空，2015年开盘只要1万6，而2016年7月卖到了2万8。钱江世纪城的万科世纪之光，2015年底开盘只要1万8，而2016年7月卖到了2万6。

2016年，单价4万7的申花板块豪宅——滨江锦绣之城一房难求，标志着杭州房价全面回暖。

眼看着G20还有两个月就要开幕，我心里清楚G20之后，杭州会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焦点，到时候房价必然会迎来暴涨。留给我找钱和看房的时间，还有不到两个月……

首先钱从哪来？我去看当年冤大头买的新青年广场的两套公寓。当时加上各种税费，购买成本高达每平米2万4，而如今只能腰斩卖到1万2。

痛，尤其是这钱是借父母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买房能赔钱，我是第一个买房赔钱的傻瓜。

但是G20就在眼前，不能等了。于是，我做了人生中最勇敢的选择之一，割肉卖掉了我的公寓，以购买时一半的价格。最终拿到了82万本金，开始了我之后开挂的买房之路……

2016年的7月，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卖房，看房……在高达40°的杭州的夏天，我每天奔波于各个新楼盘和二手房小区。

到了晚上，我在几个知识付费软件商咨询易居老杨、孙不熟等房产大V。自己在笔记本上做了中国10个主要城市近15年来的人口、经济、房产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当然，所谓“一通操作猛如虎”，回头看来，大部分的理论工作，并没有什么作用。房产投资，运气和机遇，远大于努力。但，我属于因为努力获得了机遇的极少数幸运的人。

7月底，我在房产app上看到一套位于滨江区南岸晶都花园的一楼房子，面积140㎡单价只要1万6。在当时滨江大部分新房都卖到接近3万的行情下，这套房子我认为有一定性价比。

于是当晚我找中介敲开了房东的门，房东见我们买的意愿很强，当场加价3万。而我认为这房子的性价比足够高，也不犹豫，一口答应房东，233万成交。

所以读到《小宅门》里雷岚看房，不断被房东加价的场景，我感同身受。

那一天，虽然加了3万，但买到了我结婚后的第一套房子。我和老婆都很开心，我还记得我们从滨江区穿过刚开通的紫之隧道返回余杭的路上，两人开心的样子。

一个月后，G20开幕。杭州一房难求。

女儿出生，“找关系”买第二套房

2017年初，快要生产的老婆住进了省妇保医院。而从2016年7月开始，看房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

当时自由职业的我，只要没活干，就会去看新楼盘，以及热度高的学区房等二手房。老婆快生的时候我也没闲着，用app搜索妇保附近的房子。

搜到了一套长寿桥小学的学区房，在一个独立老房子的三楼，是一个“走破”户型。所谓“走破”，就是房间和厨房中间隔着一个公共走廊。这套房子60多方，156万。我和老婆商量后，交了20万定金决定购买，作为孩子将来的学区房。

当时的我除了看房，也参加各种房产自媒体的线下讲座。在一次讲座中，我向一位杭州房产专家提问是否能买走破户型，专家建议我最好不要买这种户型，否则到时不好卖。

于是我听了专家的意见，在买家也觉得房价在涨、希望毁约的情况下，友好解除了购房意向，拿回了定金。

一个月后，女儿出生。

在杭州没买到学区房的我，把眼光投向了深圳。

8月，我去深圳办理人才落户，顺便看房。深圳有几个买房群的群友听说我要看房，都主动陪我一起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为了带我看房拿提成。

深圳当时的房价已经被炒到高不可攀，和杭州同样价格的房子，几乎都破破烂烂不堪入目。在深圳看了一周房子的我回到杭州。开始关注我自己最熟悉的未来科技城板块的新房。

这一年杭州开始新房限价，于是形成了新房和二手房的价格“剪刀差”。比如未来科技城我之前看过的从1万6涨到2万8的新房万科星空，到2017年，二手房已经涨到4万多。而未来科技城新房的限价只有2万8。

我和老婆又都在未来科技城工作生活，于是我开始把未科的所有新盘都跑了个遍。最终看上了位于当时未科地王“三兄弟”。

和当时所有的红盘一样，三兄弟的销售也不必和买家多做介绍，想买的客户趋之若鹜。销售和我直言，如果要买，必须找关系。至于找谁，自己想办法。

于是我询问了身边所有我认为有一定能量的人，没有一个人搞得定三兄弟的房票。最后，我想起了参加过的那场房产专家线下活动。我抱着最后一搏的心态，给这位专家发了一条信息：老师，我想买三兄弟的房子，请问您有办法吗？

没想到，专家当时因为我的提问，以及我分享的“每天不论日晒雨淋都要看房”的精神，记住了我。他说，开发商刚好是他的客户。而这个买房名额，他本想给他的同学，但是他的同学连看房都懒得看。于是他决定，不如给更勤奋的粉丝。

于是，我因为看房的“努力”，意外获得了这次购买三兄弟的机遇。

毕竟是红盘，购买签约的时间放在了10月一天的凌晨，可能怕白天引起买不到的客户的不满。无意外，是全款，并且绑定了车位和装修包。

在签约的最后一晚，通过东拼西凑，跟同事朋友亲戚银行借钱等等方法，凑齐了买房的312万。

开始帮别人买房

2017年，我的好朋友老汪家七堡的农民房拆迁了，老汪获得了近千万的现金赔款。

他把大部分的钱存进了定期理财，留下不到300万，让我帮他买房。我帮他选了未来科技城的合景映月台。85平米，240万，全款拿下。

2017年，我在前一年买的二手房南岸晶都也有不少人前来问价，一年前233万购买，短短一年，竟然有人出价400万。这让我有点飘。决定还是等满两年税费减免后，或许能卖到450万以上。

那一年，我开始读“欧神”的文章，这位所谓的“炒房教父”以风趣的语言，把房产投资的各种理论，以及各种歪门邪道的方法剖析给大家。

比如“ABC单”（投资者作为中间人，把房东的房子高价卖给买家赚取中间费用），比如“凤变冰”（“凤姐变冰冰”，指买来装修差的房子，进行改装，漂亮地卖出高价）。

欧神的理论我大部分都很认同，但欧神的实操，或者说他的推荐，我却充满怀疑：从重庆，到深圳龙岗，再到沈阳、郑州，甚至柬埔寨西港。欧神推荐的房子或者土地，身边都有朋友跟风购买，最终不少血本无归。

或许欧神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无情的投资机器，不惜割自己的粉丝。

2017年底，我岳父在成都的老房子即将拆迁。

我自告奋勇前往成都帮他们看房。当时在成都看了几十套他们家附近的二手房，因为全国整体的涨价势头，成都的二手房也价格飙升。遇到过几套合适的，房东也都临时加价。

从2017年底看到2018年初，迎来了成都的拆迁户新房摇号政策，岳父母摇到了价格合理的新房。

开始下车

2018年，杭州全面开始了新房摇号政策，从而引发轰动全国的“西溪公馆6万人摇号”事件。

我出于“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考虑，开始走出杭州。

首先我把社保迁往上海，为5年后在上海获得房票开始做规划。另外我把老婆的户口迁往成都，以人才的名义开始在成都摇号买房。同时，我们开始办加拿大移民项目，并没想真的出国生活，只是想着“多一个选择”。

在接下来的2018-2020年，岳父每个月帮我们在成都递交资料摇号红盘，我在杭州不再考虑买房，但依旧保持看房量，在网上写房产自媒体“知识星球”。我每年会去深圳一周时间看房，但每次都扫兴而归。

2020年，女儿即将读幼儿园，成都摇号政策也变成了对社保有要求。于是我把老婆户口签回杭州，为上幼儿园做打算。并且开始卖南岸晶都一楼的房子。

因为是一楼，杭州买家介意的较多，出售一直不顺利。

直到一对华为的小夫妻看上了我的房子，并且出价428万，当时的我认为地铁5号线即将开通，“地铁一开，黄金万两”，于是咬死430万。差两万，最终没能成交。

2020年底，一个投资多套房产的朋友提醒我，可以在杭州考虑以人才名义摇号红盘。于是我又把目光放回到杭州，决定卖掉杭州现有的住宅（除了未科三兄弟是在父母名下）。

2020年12月，我骑着共享单车，在滨江区大街小巷一家家中介去询问，有没有人要买我南岸晶都的房子。为了卖掉房子，我甚至花了几万块对墙壁做了重新的粉刷，以及对花园进行整改。然而这些努力，在差行情下都是徒劳。

最终，2021年1月，2016年233万购买的滨江区南岸晶都的房子，以398万成交。而在最疯狂的2017年，就有人出比这高的400万要买我的房子。

另一套结婚前老婆买的远郊的房子，也在2021年1月未来科技城如日中天的行情中卖了418万。当时2013年期房购买价格只有88万。

更意外的是，在房子刚卖出不到一周，新政出台，2021年1月27日之前卖掉房子的人才票有效。我们在关门前赶上了人才购房的末班车。

2021年初，紫璋台等红盘我们也参与了摇号，无果。

2021年中，老汪在我的建议下，出售了4年前购买的未科的合景映月台，净赚250万。

到2021年8月，杭州房产史上最宏大的20个红盘同时摇号，把杭州的房产市场推向了高潮。

每人只能报一个楼盘参与摇号，我们以人才家庭报了最受瞩目的亚运村相对不太受欢迎的绿城1区。老汪以有房家庭的名义报了亚运村的华润项目。

在最后提交资金报告的关卡，我操作失误，错过了报名时间30秒。遗憾没报上亚运村绿城1区。只能硬着头皮在几天后报名了最受欢迎的绿城2区。

没想到，我们以99号的靠前位置摇中了绿城2区，而老汪没摇中。

2022年底，我们拿到了加拿大枫叶卡。

2023年1月，我的劳动合同到期，不予续签。

2023年3月，我老婆做了16年的工作，迎来了N+1，被迫离职。

36岁的我们都失业了。

2023年4月，我们卖掉了未科三兄弟的房子，588万。

2023年6月底，我们离开中国，带着孩子前往加拿大上学、生活。

2024年暑假，当我们回到国内，发现更多的同事被裁员了，杭州很多当时要摇号的红盘，刚交付已经跌破一手价格。

如今我们在加拿大租房生活，暂时也并无能力和想法买房。

房子和我们的一生

回想起这几十年，房子带来的喜怒哀乐如影相随。

中学时，因为房子，我们一家人无法住在一起。

大学时，因为房子，我没有动力留在北京。

工作后，我因为房子，被“老乡”欺骗，无奈站岗。

结婚后，我从“不买房主义者”成为了为房子焦虑的房产投资者。

我白天看房，夜晚看房，在杭州看房，去外地看房，自己看房，帮家人看房。

房子成了我而立之年最重要的事业。

我幸运地赶上了一次次红盘和政策。

又遗憾地错过了一次次本可以卖得更高的时机。

最终我卖掉了房子，成为租房一族。

我是幸运的，因为房子成就了平凡的我的意外财富。

我也是悲哀的，和每一个房子都是一面之缘，还没住过就已告别。

鲁引弓老师的《小宅门》，让我想起了这几十年关于房子的酸甜苦辣。

我就像主人公丁咚一样，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了房子，却又最终和房子无缘。

房子，本应该是人们幸福的依靠，却往往成为了几代人痛苦的负担。

如今，房价下跌，有房的人唉声叹气，无房的人长吁一声。

或许，这也是我们重新认识房子和自己的开始？

《小宅门》里丁咚的父母，如果不是为了房子，是否能有更幸福的婚姻？

老丁铁和朱依如果不是因为房子，会不会有更彼此信任的晚年？

林美缇和虞晴川如果不是因为房子，会不会更加恩爱？

康可可和贾俊的父母，如果不是因为房子，是不是能成为更好的亲家？

天帆如果不是因为房子，会不会谈结婚对象更简单从容一些？

米娅和金岩如果不是因为房子，会不会不用绕一大圈到滁州重逢？

丁咚如果不是因为房子，或许不会经历这么多狗血的亲情和爱情的人间悲喜剧？

我不知道，如果没了房子，没了我们建立在房子上的爱情和成功学，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更轻松，更美好。

但我知道的是，没有房子，一样可以活得很自由自在，一样可以拥有最真挚的亲情和爱情。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本就和房子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