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某个秋日，一位戴着黑框眼镜、身着中山装的老人站在故宫神武门前，颤抖着手指从口袋里摸出五角钱购买门票。售票员不耐烦地催促着，却不知眼前这位踌躇的游客，正是四十年前从这里被驱逐出宫的末代皇帝溥仪。当他穿过熟悉的宫门时，内心竟是五味杂陈。今天我们回顾下溥仪晚年的生活，让我们更为深入的了解下，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溥仪在心里上如何慢慢接受的。
1959年特赦后，溥仪拿着北京市公安局开具的户口本，在植物园温室里当起了园丁。每天早上六点，他踩着露水给兰花浇水，午休时躲在温室角落读《毛泽东选集》。同事们常看见他对着枯叶发呆——后来才知道，他是在用满语默诵《四书章句》。
1961年调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后，溥仪的办公桌上永远摆着三件东西：放大镜、钢笔和印有“绝密”字样的故宫文物清单。他负责审核清宫档案，某次指着光绪帝死亡记录说：“这砒霜剂量不对，当年太医院用的是鹤顶红。”吓得工作人员连夜核查。
与护士李淑贤的婚姻，让溥仪第一次体验了市井生活。他学着排队买豆腐，却在粮店脱口而出“给朕称二两”；看电影《甲午风云》时突然站起大喊“邓世昌接旨”，引得全场侧目。妻子李淑贤后来回忆：“他总说现在的生活像在做梦，生怕哪天梦醒了又被关回战犯管理所。”
溥仪首次以游客身份回故宫时，在神武门前足足站了半小时。他摸着斑驳的宫墙喃喃自语：“当年鹿钟麟带兵就是从这道门闯进来的......”当检票员撕下门票副券时，他突然弯腰去捡地上的纸屑——这是清宫“御道不染尘”的旧习仍在他的记忆里。
在曾经批阅奏折的养心殿，溥仪指着龙椅对导游说：“这椅子是光绪年间仿制的，真品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烧了。”见众人不信，他掏出钢笔画出原椅雕花细节，后来专家比对档案，惊觉分毫不差。
当游客们挤在延禧宫看水晶宫遗址时，溥仪却盯着西侧厢房出神——那是他儿时偷吃御膳房点心的“秘密基地”。他悄悄对妻子说：“房梁第三根椽子下还藏着我刻的‘宣统六年’。”工作人员后来果然在尘封的梁木上发现了模糊字迹。
1963年深秋，溥仪在乾清宫广场与一位白发老者迎面相逢。待看清对方容貌时，他瞬间脸色煞白——这正是1924年持枪逼宫的原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当年鹿钟麟那句“要么20分钟内滚蛋，要么就地正法”的怒吼，曾是他半辈子的梦魇。
鹿钟麟掏出门票笑道：“当年是我把皇上赶出去的，今天请您回宫！”溥仪怔了怔，伸手握住对方：“现在这里属于人民，我们都是游客。”两人在太和殿前合影时，鹿钟麟特意站在龙椅右侧——这正是当年他持枪逼宫时所站的位置。
更戏剧性的相遇发生在御花园。一位扫地的老太监突然跪地高呼“万岁爷”，吓得溥仪连连后退。当发现是昔日的茶水太监张德安后，他慌忙扶起老人：“新社会不兴这个了，叫我老溥就行。”分别时，老太监偷偷塞给他一包龙井——正是他童年最爱的“雨前狮峰”。
溥仪在撰写自传时，常常对着镜子练习“皇帝”与“公民”两种表情。某次写到伪满经历时，他突然将钢笔摔在地上痛哭：“我就是个提线木偶！”秘书发现他的手稿上满是泪渍，修改痕迹多达87处。
文革期间，当红卫兵逼他批判封建制度时，溥仪突然背诵《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事后他对妻子说：“这是我跟庄士敦学的英国议会辩论技巧。”
1967年病重时，溥仪拉着护士的手说：“把我的骨灰撒在紫禁城护城河里吧。”但最终他还是被安葬在八宝山——这位一生都想“回家”的末代皇帝，终究没能魂归故里。
当我们在故宫看见游客溥仪的老照片时，很难想象这个佝偻着背的老人，曾是被三千太监宫女簇拥的天子。他晚年最大的执念，或许就是通过一次次故地重游，将破碎的帝王记忆与公民身份艰难缝合。那张泛黄的故宫门票，既是他与旧时代的诀别书，也是新中国给他的最后体面。
正如溥仪在自传结尾所写：“当我学会自己系鞋带那天，才真正开始做人。”这位被历史巨轮反复碾压的末代皇帝，最终在平民生活中找到了最珍贵的自由——尽管这份自由，来得如此心酸而迟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