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抗战八年，他当过罗荣桓元帅4年上司，后来却阴差阳错，在东北成了罗帅的直接下级。其间发生了什么事，造成这样的局面呢？

一、昙花一现徐朱配

为什么我们标题里把朱瑞和罗帅放在一起说，因为两个人的军事生涯，绝大多数时间都交织在一起，两人似乎是两面镜子，一直互相比照着对方。

罗帅的经历大家都很熟悉，不必多说。

朱瑞生于1905年，罗生于1902年，基本属于同一茬人。区别是朱瑞年轻时赴苏留学，接受过正规军校教育，这是他后来能出任东北炮兵司令员的基础。

不过他回国之初并没有马上投入军事技术工作，而是担任政工线上的领导。1931年之前的经历琐碎复杂，不作赘论。1931年因上海顾顺章事件，朱瑞撤回中央苏区，自1932年开始，和罗荣桓进入交错缠绕时段。

两人都担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先朱后，罗调去担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兼动员部长、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等，朱瑞请求到红一军团工作，担任红一政治部主任。后来罗荣桓因红八军团撤编再加红一军团，竟然给朱瑞做了副手。

1936年12月，朱瑞受贺龙之请，经中央同意，到红二方面军出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复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9年罗荣桓率115师东进，开辟山东根据地。几个月后，中央派徐向前、朱瑞指挥八路军第一纵队入鲁，负责指挥山东八路军。后来，朱瑞还接替郭洪涛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局书记，再次成为实打实的罗荣桓上司。

那时朱瑞如日中天，不仅担任山东局书记，还兼任山东局的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党校校长、妇委书记，地位之盛，力压军事方面一号人物罗荣桓，和地方党一号人物黎玉。

朱瑞和徐向前成为军政搭档，眼看就要打出一片江山，独撑一边大局，谁想两人配合昙花一现，很快就结束了。

有道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在低处时善于自我检讨、放低姿态，也容易掩盖自己的缺点，到了上升期，稍不注意，就会放大缺点。

朱瑞与罗荣桓最大的不同，是他的经历十分驳杂，白区工作、统战工作、部队整编、军事指挥、政治工作，啥都懂一些，尤其是统战工作比较在行。朱瑞曾在他的自传中回忆1938年时在华北军政干校工作，培养干部的同时在国民党军中发展了大批青年，自谓“工作最有成绩的时代之一”，工作能力自不必说，各条战线都需要有杰出人才来做，但在国难方殷尤需军事上有起色的时代，把统战工作视作最有成绩，其间轻重，后人看来是清楚的。

这导致他在山东开展工作时，有些过于关注统战工作，而在群众工作方面重视不够，大局观上或许出了一些问题。1941年少奇同志来山东指导工作，鲜明地指出山东局领导上存在的问题，群众没有充分发动，根据地和政权建设不够巩固。40年后，山东根据地的元老黎玉回忆朱瑞，也说他在群众工作方面有一些失误。

不过，只以群众工作有失误，根据地建设不巩固什么的为由，很难理解1943年朱瑞被调离山东。

还有别的更关键的原因，导致中央认为山东大局不能放在朱瑞肩上。

二、到底哪里失误了

罗荣桓年谱中记载过一段比较简略的事情，从中可以窥知当时内幕。

为什么我们选择罗谱作为解说这段历史的基本依托呢？关键点在于中央对115师的定位。山东当时有多股力量，有黎玉开创的山东本地革命武装，也有后期徐帅和朱瑞带去的八路军第一纵队中除了115师之外的其他武装。

但中央的意图一直很清晰，基本靠115师来实现山东根据地的壮大。1940年1月28日毛主席向北方局、山东分局、115师发电要求：“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今年一年内，山东分局与115师至少应发展军队（包括游击队）到十五万人枪，115师应分配干部与兵力到山东全境去。”

可见以罗荣桓为首的115师在毛主席心目中的份量。

那为什么还要派徐向前、朱瑞来领导、指挥山东部队呢？岂不是要分罗荣桓的权，造成内耗？

这种论点，是基于后世结果来反推的，不客观，不准确。

山东的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是经过现实演变，一番斗争后出现的格局，而非中央一开始就要这么安排。否则为何不一上来就让罗荣桓党政军一肩挑，而让徐向前当总指挥、让朱瑞当山东局书记、让陈光当代师长？

山东的局面，很像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党政军各条线实际上分开，高陈林各负责一个战线的工作。毕竟摊子太大，让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负责全面工作有点难，反而不如分开负责。

如果徐朱罗黎等人配合合作的好，大概这种局面也会维持下去。只不过，朱瑞因为一个致命的失误，打破了平衡。

1940年6月1日，朱瑞等向中央发了那封著名的电报。详细内容就不摘引了，知者皆知。用心是好的，统一山东的党政军领导，正式配备115师师长，不让师长之位长久空悬。甚至还提出成立东方局，由胡服同志统一领导山东和苏北、皖北局面。

这自然是好心办了错事。

中央定的调子是党政军分开抓，本来是大家应该分工合作，各负其责，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

这件事打破了中央原本美好的愿望，山东的局面敌伪力量强大，各种政治理念纠缠其中，想党政军协作而不得，只能采用一元化领导。

徐帅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朱瑞成了山东事实上的一号人物。乍一看似乎中央要把朱瑞当成一把手培养，但43年朱瑞也调回延安。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些阴谋论者，说这是对留苏派的不信任云云。朱瑞固然有留苏背景，40年左右山东固然有一些王明路线的阴影，但都不足为据。朱瑞留苏若是影响中央对其信任，红军时期还怎么能担任军团政委、政治部主任呢？

遇事不决阴谋论，这是对历史一知半解者最为肤浅无知的解读方式。

朱瑞调离山东，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我们试作一分析。

说复杂，指的是中央对他的个人能力和使用，是通过长期观察才最终定位的，不是因为某件事而彻底放弃之。比如那封电报的问题，有人或许注意到了，朱瑞电请更换115师师长人选，直接引发山东军事领导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显然很不满意。

但中央并没有立即也把朱瑞调离山东，他在某些问题的把握上欠缺大局观，但领导能力还是有的，不至于因为一件事否定，山东还需要借助他工作能力，所以到1943年才调走。

说简单，指的是从政治角度分析，并未掺杂什么派系纷争、个人恩怨，单纯就是因为个人能力特质，不适合长期担任山东党政军一把手。干干净净，纯纯粹粹。

三、炮兵司令

朱瑞1943年回到延安，参加整风，按照那时组织一般性要求，人人都要写自传，反思检讨参加革命以来的大事小情，朱瑞也按要求写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卷《朱瑞》，绝大部分涉及个人经历的，都是这份宝贵小传提供的材料。

朱瑞在延安时，与他在山东工作时的秘书毛鹏云重逢。秘书与首长的感情距离自不用说，据80年代采访毛鹏云的情况分析，朱瑞在整风期间，受到的批评显然要多于肯定。当然，这也是当时的主基调，整风并不是打下江山之后的互相吹捧，而是整顿行装再出发的一次思想重整，批评多并不是坏事。

朱瑞的反应略微有些过度。他对毛鹏云说：“你们有些年轻人，过去都觉得我很了不起，甚至崇拜过我。……有些地方本来是我的缺点，反被你们误认为是优点了，这就可能影响你们的进步。我希望你们能用今天整风的眼光，重新认识我……”

近40年后毛鹏云还记得这个片段，可见当时此言此语对两人的触动有多大。

七大闭幕后，中央决定发挥朱瑞在统战工作方面的长处，让他出任副总参谋长，协助叶剑英负责和平谈判工作。讵料朱瑞情感上不愿接受这项工作，找毛主席反映，请求更换一下工作。

他说当年留苏时学过炮兵，愿意在炮兵建设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个建议，立即得到毛主席的热烈回应。不久，延安炮校正式成立，朱瑞出任炮校代理校长。

或许毛主席之前也能意识到，朱瑞去做一些技术工作可能更合适。但怎么开口很难，毕竟人家曾是山东的一把手，地位在那里，转去做技术工作，情何以堪呢？革命讲究大公无私，讲究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可无论在什么国家什么政党，人文关怀、情面照顾，都不能完全无视。

现在朱瑞主动提出来，自然再好不过。

1945年8月延安炮校奉命迁往东北，后改名为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朱瑞带领炮校师生在东北收集日本关东军遗留在各地的炮兵装备，还利用当年在苏联留学时在莫斯科克拉辛炮校的关系，从苏军一些部队要回来十几门大炮，到1946年5月，居然凑集起700多门各种火炮和50万发炮弹，12辆坦克。

果然，做起技术工作，朱瑞抛去各种政治上的干扰，做的如鱼得水，自在欢畅。虽然旧日下属罗荣桓反过来成了顶头上司，但并未影响朱瑞的工作积极性。

在朱瑞主持下，东北我军炮兵迅速发展起来。朱瑞出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到1947年初三下江南时，炮兵部队渐成规模，先后派出70多批次炮兵连参战。1948年4月，朱瑞根据东北炮兵一年的作战经验，作了总结报告，提出的快准猛、步炮协同、集中使用火力等原则，都是世界主流炮兵运用的原则，在我军陆军炮兵部队沿用了几十年。

或许是出于某种情感上的考虑，罗荣桓与旧日上司、今日下属很少打交道。

1948年7月，东北我军计划南下作战，发动规模空前的大战，军区党委决定把他留在哈尔滨主持后方工作。朱瑞不愿错失在大战役中直接指挥炮兵作战的机会，坚决到前线指挥。

1948年10月，朱瑞指挥炮兵协助三纵攻打义县。或许是上天垂怜，在朱瑞事先侦察义县城垣时，就屡屡遭到城上国军炮火追打。如果朱瑞稍有警惕之念，把指挥所往后撤一撤，或许就能避免悲剧。

炮兵轰塌义县城墙后，不等步兵完全结束战斗、打扫战场，朱瑞为了亲眼察看新式美军榴弹炮的轰击效果，径自向炮兵轰击的断口走去，结果不幸踩中地雷，两条腿当场炸断，全身炸入十几块弹片，军医赶到现场抢救时已无力回天，朱瑞同志不幸逝世，年仅4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