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和梁启超绝对属于重量级的风云人物。在清朝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之时，两人不断探索救国图强的真理，并身体力行，在戊戌变法中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施。可以说，彼时的康梁二人既是师生之谊，更情同父子，两人肩并肩、背靠背，希望能够一举把中国带进君主立宪制的时代大门。

但事与愿违，维新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就被慈禧太后扼杀，戊戌六君子赴难，康梁二人也逃出国外。按理说，经此大难的这对师生，关系应该更为密切才是，但奇怪的是，两人却渐行渐远，师生之间产生了分歧，乃至最后终于分道扬镳，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是绝对的领袖人物，梁启超作为他的学生，是他的左膀右臂，二人珠联璧合，可谓是相得益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相继出逃，都前往日本避难。

曾几何时，两人的事业是多么的接近成功啊！本想着依靠光绪这个贤君，实现自己远大的抱负，让中国早一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让自己扬名立万。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要想干一番伟业，光有理想和激情还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这套东西在当时的中国很是水土不服，纸上谈兵的空想家在老谋深算的官场老油子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把他俩的梦想浇了个透心凉，面对缥缈的前景，两人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康有为提出要学春秋时期的申包胥一样，“奉诏出外求救”，并希望英国、美国能够出力相救。等他到了日本，也十分希望日本支持他，并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

在康有为一门心思保皇的时候，初到日本的梁启超暂时把心静了一下，一方面对变法的失败进行梳理和思考，另一方面阅读了不少宣传革命主张的书籍。慢慢地，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他十分认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认为卢梭的思想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就这样，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

这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在日本活动，孙中山主动联络康有为和梁启超，希望在革命党与变法派之间寻求合作，康有为因为和革命党政见不合拒而不见。梁启超却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十分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

后来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这说明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对康有为的保皇学说产生了怀疑，但并未彻底与其决裂，也并未彻底拥抱革命思想，只是渐渐有了革命的一种倾向。但不管怎么说，两人的思想已经产生了裂痕。

1899年，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康有为只得流亡加拿大。康有为每到一地，就发表演说：“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在北美期间，康有为创设保皇会。

在日本的梁启超越来越不认可康有为的观点，认为康有为关于孔教的观点是错误的。康有为把孔子学说拔高到一个宗教的地位，但梁启超认为孔子学说就是一种学说，并不是一种宗教，孔子本人也不是宗教家。另外对于康有为一向坚持的托古改制，梁启超也觉得是牵强附会，不合时宜。

后来，梁启超干脆又向恩师写了一封信，让康有为大动肝火。他在信中说：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皇帝）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康有为）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恩师。”

客客气气的语言下，却让老师“息影林泉，自娱晚景”，无异于规劝老师退出政治舞台，不要再参与或干预政治上的事情。而且，随同这封信一起签名的，还有同为维新领袖的唐才常等13个人。

康有为收到这封信后，脸都气歪了。作为昔日和自己一唱一和的高足弟子，梁启超曾经逢人便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而现在呢，徒弟竟然劝师傅退出政治舞台。小样的，想造反不成！

于是，康有为一不做二不休，立即严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然后严厉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面对恩师的责怪，梁启超只能默默地忍受，这是他当年从广州万木草堂跟随恩师开始就养成的习惯，多年来，他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亚里士多德曾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句话对梁启超同样有用，他曾说：“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基于这样的想法，梁启超表面上接受康有为的教诲，渐渐减少了与革命派的来往，但实际上，梁启超逐渐产生了脱离康有为而自立门户的想法。梁启超到了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后，他又对当地的华侨说，他这次来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但实际上是来进行革命活动的。这话传到康有为的耳中，康有为非常生气，又狠狠地斥责了梁启超一番。而革命党也不认账，认为他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就这样，梁启超站在两头受夹板气。

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梁启超前往香港向康有为汇报相关情况，而康有为把起义失败之责全推到他身上，竟对他“击之以椅”，直打得梁启超跪在地上连连告饶才罢休。

康有为这种专制家长式的粗暴作风，对二人的关系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事情发生后，汤觉顿、杨度等人力劝梁启超另立门户，而梁启超不愿因具体事务与康有为决裂，但师生二人已经处于一种貌合神离的境况。

1903年，梁启超动身前往美洲进行数月的游历，同时也是暗中考察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但令人意外的是，当梁启超归国后，他的思想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又重新回归到改良上。因为他对暴力革命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在美洲游历中，他对民主共和是否适用中国是有着深深地忧虑。

总之，他从偏向革命又滑回到温和改良，他和恩师又站在了一起。并且在后来的几年，梁启超多次与革命派公开展开论战，师徒二人度过了最后的美好时光。

庚子国难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逐渐成为时代主流，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连梁启超都有些摇惑，康有为很是焦虑，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保皇言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开始倾向于共和。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以至于经常心烦意乱。

随后，一代奸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并且开历史倒车，准备称帝。康有为一直对袁世凯不满，毅然参加讨伐袁的护国战争。而梁启超虽然一度与袁世凯亲密，但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

梁启超当即写下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听说后有些慌，便派人给梁启超送去一张20万元的银票，并为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但条件是停止发表这篇文章，但梁启超大怒，没有收下。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协助自己的学生蔡锷逃出北京，从日本转道前往云南，组织护国军，于1915年12月25日发动讨袁的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在这一段时间里，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讨袁的旗帜下一致对外，但也只是表面上团结一致罢了。

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辫帅张勋，上演复辟丑剧，他如愿当上了伪弼德院副院长。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于是，梁启超则到段祺瑞的幕府充当讨逆军的军师。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对最负盛名的师生走到了对立面，两人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康梁二人的矛盾公开化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7年3月8日，是康有为的70岁生日，康门弟子汇聚一堂为康有为祝寿，此时的梁启超因事不能亲自前往祝寿，但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梁启超送的寿联里，梁启超将康有为比作为孔子，这让一向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心中一暖。

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以及师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康有为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的功绩。

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病逝于青岛。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为康有为设灵堂进行公祭，梁启超宣读了情深意切的《公祭康南海先生文》。在此文中，他既肯定了康有为早年宣传维新思想的历史贡献，也委婉地指出他后来在复辟帝制上所犯的一些错误。

康梁二人的关系以戊戌变法为分界线，在这之前，两人一同宣扬维新思想，进行公车上书，筹备变法事宜，两人配合默契。变法失败，说明清朝已经病入膏肓，任有良药也无法根治。康有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历史的大变革时代，他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他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而以前对康有为亦步亦趋、唯师命是从的梁启超，随着自己视野的开阔以及对新思想的包容，逐渐认识到康有为思想的局限性，毅然与老师争执。而康有为面对自己的得意门生的背叛，自然是怒不可恕。两人政见的不同，再加康有为家长制的作风，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师徒二人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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