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8年的一个月黑风高夜，在秦国东部边关的一个小城，一位客人急匆匆地敲响了客栈的大门。客栈老板极不情愿地开了门，没好气地说：“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住宿？”老板把灯笼靠近一些，发现这个人身穿貂裘，一看就是身份不俗，但他风尘仆仆的样子，显然在路上没少折腾。

“有证件吗？”“这……走得太慌张了，忘记带了。”“不行！按照商君法令，客栈一律不准留宿无证客人，你走吧！”“老板，再通融一下吧，你看，我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了。”“啰嗦什么？赶紧走！我也怕掉脑袋！”说完，砰的一声，门被关上了。客人长叹了一声，只得深一脚浅一脚地消失在无尽的黑夜之中。

这个客人不是别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他的变法在秦国获得了极大地成功，秦国也由偏居西陲的弱国，一举成为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但商鞅变法打破了延续几百年的贵族世袭制，因此得罪了贵族势力。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位，公子虔等贵族势力便罗织罪名，诬陷其谋反，秦惠文王下令追捕。

商鞅由于没有证件，逃出秦国的计划落空，只得硬着头皮潜回封邑商於，发动邑兵攻打郑县，这无疑是以卵击石。果然，不久后，商鞅便被捉，秦惠王下令将商鞅车裂而死，并且诛灭了商鞅全家。

商鞅已死，但新法并未被废除，多少年来，人们还一直对商鞅的变法思想津津乐道。秦国的历代君主应用商鞅的新法，内立法度，奖励耕战，外连衡而斗诸侯，终于到秦始皇的时候，消灭六国，统一华夏。这说明商鞅还是非常有本事的。

关于商鞅变法的内容有很多，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商鞅的“驭民五策”：

1、壹民：统一思想，加强领导。也就是要统一国家思想，国家只能有一种声音，老百姓也只能发出一种声音。国家让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口口声声宣扬大家要爱国，实际上是让大家爱封建统治阶级。

2、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3、疲民：疲于奔命，无暇顾他。

4、辱民：无自尊自信，相互检举，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这一点很厉害，很明显已经不再满足于外在的打击，而是精神领域的全方位碾压，培养全天候的国家奴才。

5、贫民：剥其余财，人穷志短。让百姓没有余财，让他们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这样他们就不会想其他的事情，也就无力与国家对抗。

五者若不灵，杀之。

但从字眼上看，大多数人都认为商鞅的“驭民五术”很邪恶。这是商鞅专门提供给帝王用的，是帝王之术，是机密，外人是绝对不能知道的。那么商鞅的“驭民五术”到底是不是强国之术？我们就从其中的“贫民”来进行分析，看到底能不能实现强国的目的。

商鞅认为“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也就是说，老百姓不能富有，富有就会放纵，喜欢安逸，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如虱虮一样的弊端，国家就不好控制他们。

所以国家要想强大起来，就必须“合理”地拿走百姓的财富，让百姓为生存疲于奔命，没有精力追求其他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就不会有百姓发动祸乱了，国家也会因此富有起来。

为了达到“贫民”强国的目的，就要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家无积粟”。 甚至，他还发文规定，老百姓家的牛如果饿瘦了，那就要把主人打入大牢，接受严刑拷打。在商鞅的治理下，老百姓再也没有一丝尊严，甚至连牲口都不如。

他的道理也很简单：“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也就是说，只有老百姓贫穷，他们才愿意努力奋斗，才愿意为了战场上的赏赐不惜拼上性命。由这样的老百姓组成的军队，战斗力就非常强悍，在战场上才能全力以赴，自然就达到了强兵强国的目的。

商鞅“贫民”政策的整个操作流程是这样的。首先让民众贫困，国家垄断一切资源，个人只能服从分配；然后，无依无靠的老百姓要想分得资源，全得看权力的脸色；最后，老百姓已经即贫且弱，商鞅使出终极大杀器——军功爵制，目的就是引诱民众为国效力，只有奋勇杀敌你才能摆脱贫困和低贱。

可以说，商鞅确实是有手段的。《史记》记载，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并且人人踊跃参军，奋勇杀敌，秦国“虎狼之国”的美誉传遍天下。

盐铁专营起始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即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管仲为齐国相期间，为了扩大税收增强国力，认为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

于是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使纳税者看起来没有纳税而实际上已经纳了税，这样就可以收钱还不至于造成百姓心理上的抵抗。

在具体办法上，就是煮海成盐，开山成铁，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把盐铁的经营买卖控制起来，进而从中获利，这就是“盐铁专卖制度”。这种制度很巧妙地让财富迅速积累到齐国君主手中，也为齐桓公称霸诸侯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后来商鞅变法时，为了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盐铁专卖。

到了汉武帝时，一方面为了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另一方面为了打击匈奴的需要，汉帝国的财政吃紧。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实行了盐、铁和酒的国家垄断经营制度，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

盐铁专卖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汉帝国的财政状况，但由于官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种种弊端，盐铁官营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官营铁器只注重产量，所生产的铁器多为应用很少的大农具，根本不适合农民使用。不仅如此，官营铁器还存在成本高、质量低、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官营盐铁的价格昂贵，许多贫民根本买不起。

但不管怎样，朝廷对盐铁等必需品进行专卖，确实充实了国库收入，保证了汉帝国的正常运营，也为后来彻底击败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帝国泱泱四百多年的国祚，也成为中华民族最引以为傲的时代符号。

盐铁专营‍

如果说盐铁专营还有点“润物细无声”的话，1918-1921年发生在苏维埃俄国的“余粮征集制”就显得有些简单粗暴。

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遭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极度仇视，它们联合出兵剿杀，试图把新生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这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尤其是红军和工人的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新生政权随时都有可能都有可能被敌人绞杀。

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核心是余粮征集制。1918年2月21日，人民委员会公布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

工兵征粮队

此后，在实行粮食垄断的过程中，散发了一份《给产粮区和省份全体农民的呼吁书》，其中写道：“我们决定性战斗的最后钟声已经敲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时刻了……给我们粮食吧，我们就不会被饥饿整垮，并且我们就有可能将反对强盗世界的步枪紧紧地握在手中。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粮食！粮食！粮食！”

当时的余粮收集制规定，为了缓解城市饥荒，保证前线红军的粮食供应，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额交售全部余粮，国家实行对粮食的垄断政策，不允许私人买卖。

这种余粮又常常是农民用以维持自己生存和生计的唯一手段，可在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法令里，这种余粮都被统统说成是“余粮”——多余的粮食。当时，在相当多数的农民家里都有余粮，但这余粮并不是多余的粮食。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政府可不管这些，他们把所有有余粮的农民都视为富农，并宣称不上缴余粮的人都是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人民的敌人，并加以镇压。

营养严重不足的乌克兰儿童

为落实法令，苏维埃还派出了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最后征粮队常常将农民的种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并将相当部分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镇压惩处。

余粮征集制引发了农民们的不满，出现了不愿种粮或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等不合作行动，苏联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的谷物总产量比战前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并最终在1921年酿成了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并导致顿河哥萨克的大叛乱。

1921年后，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好转，余粮收集制逐渐被废止，这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希望首先在苏联一国建设好社会主义，而当务之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让苏联短期内变成一个工业强国。但对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来说，这谈何容易？

但斯大林有办法。1928年，他在中央全会上说：“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依靠掠夺殖民地取得工业发展资金，没有可能也不愿意举借奴役性的外债，而只能依靠内部积累。”

如何内部积累?途径之一是实行“剪刀差”政策。也就是由国家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向农民出售工业产品，即农民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国家的工业化交纳贡赋。

斯大林为了发展工业，真是用心良苦，“剪刀差”等于是在掏农民的裤兜。到1923年10月，同1913年相比，农民需要相当于原来2.8倍的农产品才能换到等量的工业品。苏联工业的发展是带着血泪的，这个血泪来自农民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斯大林提出“剪刀差”的时候，正是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1937年，等到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苏联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超过法、德、英等强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正是苏联实施“剪刀差”政策打下的基础，苏联才能在随后进行的第二次大战中，战胜不可一世的纳粹德国，并在战后迅速成为全球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由此可见，我们不得不佩服商鞅“贫民”之术的厉害。在这种治国理念的加持下，往往能够迸发出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它能集中一切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潜力，从而让一个弱国迅速变成一个强国。

但我们也要看到，“贫民”这种政策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它只是在特殊条件下临时采用的政策，是急功近利的产物。它虽然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不能长期使用，就像是兴奋剂，长期服用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国家站稳脚跟以后，就不能再采取这种政策，而应该实行德政，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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