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武力强盛至极，涌现出众多赫赫有名的将领。像傅恒、阿桂、兆惠、海兰察、福康安等，都是大家熟知的名将。而傅恒、福康安父子更是备受皇帝恩宠，他们离世后还被封为郡王。
清朝并没有“异姓不准封王”的祖宗规矩，不过自打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后，很少把王爵赐予异姓之人也是客观存在的情况。康熙之后，获封异姓王的仅有三人，而且他们都一样，是在去世后才被追封或追赠王爵。
聊到清代的爵位和官衔，这里面门道可不少。要是对清史不太熟的读者，没准就会闹些误会。像傅恒和福康安，他俩都是郡王，但就这一个字的差别，实际情况那可是大相径庭。
【爵位、官职授予的不同含义】
爵位和官职属于朝廷的名器，是皇帝对大臣的奖赏方式。不过，在授予职务时，因大臣功劳大小和受宠程度有别，实际授职情况常存在较大差异。就拿官职来说，朝廷典章里有封、授、加、赠等不同说法。
“封”主要面向公、侯、伯这类高级爵位，且是赐予在世官员的。封爵有着严苛的礼仪规定，礼部和兵部会奉圣旨颁发敕书，敕书上会写明爵位能否世袭，若不能世袭，子孙又该如何承袭等事宜。
康熙之后，官员获高级爵位时，上谕会明确承袭次数，像公爵可承袭12次，侯爵11次，伯爵10次。由于能承袭的代数挺多，大家就把这些爵位视作世袭罔替了。
“授”通常指给官员授予实际职务，从九品到十八级的各级职官都能用“授”。在官方文献里，这种表述很常见，比如任命某人当东阁大学士，让某人担任户部尚书，亦或是委派某人做知县之类的情况。
“加”意味着在原有职务基础上，赋予更高等级的品衔，或者给予更高级别的权限。像内阁学士额外获加礼部侍郎衔，巡抚被加提督衔，知府得到道员衔之类的情况，就属于“加”的范畴。
用当下的说法来解释，“加”能够理解成“享受”之意。举个例子，正处级的干部能享受副厅级该有的待遇，这就是“加”在这种语境下的体现。
“赠”和“加”意思相近，不过“赠”主要用于去世后的官员。若非要找出差异，“赠”的适用范围比“加”更为宽泛，涵盖了特定情境下已离世官员这一情况。
这道理不难懂，给离世的高级官员授予一些荣誉性的加衔，既可以彰显皇帝的恩泽广布，又不会耗费当下的资源，这样做能收获双重好处，自然是值得去做的。
【傅恒、福康安的王爵性质不同】
傅恒是乾隆帝的内弟，他凭借与皇室的这层姻亲关系踏入仕途。后来一路升迁，最终坐到了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这样的高位，在朝堂之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过呢，傅恒可不是个没本事的人，他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都有不错的建树。凭借着平定大小金川以及缅甸战役的功绩，他获封了一等公爵，可见其能力不容小觑。
重点在于，傅恒身为满洲亲贵，行事相当低调。在前线指挥作战时，他能和将士们同甘共苦；在京城为官期间，还能与同僚齐心协力共事。而且，他从来不凭借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也不收受贿赂。
乾隆帝对傅恒赞赏有加，为褒扬他一心为国、公而忘私，特额外赐予一等公爵之位。在清朝，能获两个公爵头衔的，仅傅恒一人。然而傅恒坚决推辞不受，这让乾隆对他愈发敬重。
傅恒离世后，乾隆降下旨意，按照镇国公的规格为其操办丧事。到了晚年，乾隆多次赋诗来怀念傅恒，还赞誉他是“社稷臣”。直至嘉庆元年，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再度施恩，追赠傅恒郡王的头衔。
依据清代的规矩，大臣去世后获追赠的头衔只归本人，不能传给子孙。正因如此，傅恒的二儿子福隆安，没能继承追赠头衔，仅承袭了一等忠勇公这个爵位。
福康安和傅恒截然不同。傅恒堪称全能型选手，在诸多方面都能展现出卓越能力；而福康安则是纯粹专注于军事领域的人才，在军事上发光发热。
从军事角度来看，傅恒比不上福康安。在乾隆时期的十大武功里，福康安身为主帅，差不多参与了其中一半的战事。单就军功这方面，福康安是要超过傅恒的。
福康安在政治方面的成就远不及傅恒，而且他行事不够谨慎，生活极为奢靡。不过乾隆皇帝格外看重军功，因此在乾隆一朝，福康安凭借这点“一俊遮百丑”，他的长处被无限放大，短处则被皇帝选择性忽视。
福康安备受恩宠，在他生前就获封贝子爵位。他可是开了先河，是宗室以外头一个活着就被封此等显赫爵位之人，足见其在当时所受恩遇独一无二。
嘉庆元年五月，福康安在军中病逝。乾隆帝随即下旨，追封他为嘉勇郡王，还准许其爵位世袭罔替。自顺治之后，福康安成了仅有的获此待遇的异姓王爷，享受这特殊恩宠。
可惜的是，嘉庆帝对福康安满是不满，他觉得八旗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福康安难辞其咎。乾隆离世后，嘉庆帝多次批评福康安，还下旨剥夺了他郡王世袭罔替的特权。福康安儿子德麟原本承袭贝勒，之后又被降成贝子。
咸丰五年时，福康安家族的贝子爵位降成了镇国公。从那之后，直至清朝覆灭，镇国公爵位都以世袭罔替的方式传承。在异姓贵族里，能拥有宗室镇国公爵位，福康安家族可算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说到这儿基本就明白了，傅恒和福康安都有郡王爵位，可就因为一个是“追赠”，一个是“追封”，这一字不同，让他们在爵位的承袭方式上差异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