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25日，在发表《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党和非党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论述中，卫立煌被毛主席当做正面典型，在此之后，这位敢于追求真理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备受瞩目的同时也成了具有争议性的风云人物。

多年来，外界种种猜测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卫立煌到底是不是地下党员，相传，《杨尚昆日记》曾对此有着明确记录，可这部分内容在出版时进行了删除处理。

此外，出自卫立煌秘书赵荣声之手的《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中，也曾提及卫立煌在抗战期间有意向加入共产党这件事，因为赵荣声名副其实的地下党员身份，也在侧面暗示卫立煌极有可能有着地下党员这一身份。

多年后，卫立煌孙子卫智公开澄清此事，在他看来，祖父生前并非地下党员，“爱国将领”这4个字已然是世人对卫立煌毕生戎马生涯的最高评价。

即便卫智言之凿凿，“卫立煌地下党身份”问题依旧给人扑朔迷离之感，毕竟，杨尚昆、赵荣声等人也有着极高的可信度，或许，我们能从卫立煌一路走来与我党的诸多交集中找到答案。

先来看他的几个重要身份，孙中山的卫士、蒋介石的“五虎上将”、毛主席的朋友，曾是八路军的“上司”，也曾是被我党公开通缉的“战犯”，建国后被任命为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在毛主席口中，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朱德总司令口中，他是“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的民族英雄”，用当下最流行的话说，1938年4月的“延安会谈”让卫立煌的“命运之轮”彻底改变了方向。

当时他因太岳战事出师不利，出于安全考虑取道陕北南行洛阳，途径延安进行参观，整件事充满了诸多巧合，因为这个机缘，才让他感悟到我党才是真正能够驱逐日寇、重振民族的钢铁之师。

所谓的“延安会谈”就是当年毛主席与卫立煌在延安的一次友好会谈，在谈及国共合作重要性问题上，毛主席的坦诚令他极为震撼与感动。

“八路军深入敌后，英勇杀敌，但也存在很多困难。一是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需要得到补充；二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还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还有，现在已经快到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就在告别延安抵达西安之后，卫立煌果真给八路军送上了第一份厚礼，除大量弹药之外，还有当时极为紧俏的牛肉罐头、夏服、通讯设备、医药用品，可谓真正意义上的雪中送炭。

就是这位在当时风光无比的国民党高级要领，慧眼如炬之下，一针见血地预言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要想战胜日本旧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办法。”

因为逐步接受我党倡导的“团结合作、一致对外”抗日主张，卫立煌当年与我军的关系一直比较理想，这件事偏偏引起了蒋介石的深深忌惮，卫立煌也因此在内战初期被边缘化。

就在1947年10月，旅居巴黎的他接到蒋介石电报火速回国，被委任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对他而言，此次“临危受命”才最是不知所措，最终，出于对我党及毛主席的信任，他亲自起草了一封代电。

“为了尽快地结束内战，我决心站到人民一方…，和有关方面进行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的一切合作……顾及个人的环境，希望绝对保守秘密。”

就在同年年底走马上任后，出于各种原因，卫立煌的确没有在辽沈战役中举行起义，可他采取的消极等待策略，凭借按兵不动、坐视不理给了我军分割包围直至消灭几十万国民党军的黄金机会。

虽说此后的他一度遭到蒋介石软禁，家人却得到了我军的周全保护，直到194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卫立煌不禁湿了眼眶，如释重负之际不禁长叹。

“还是共产党高明，我有救了！”

此时的他无比清楚，自己的共产党朋友正千方百计帮助他免遭毒手，此后不久，趁着蒋介石被迫下野，卫立煌暗中逃亡香港。

之后发生的事情可谓水到渠成，面对新中国的冉冉升起，溃逃台湾的蒋介石依旧不愿卫立煌投共，千方百计派出说客，还一度与美国政府签订《台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些荒唐举动最终都成了卫立煌回归大陆的垫脚石。

1955年3月15日，当他再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千里江山已然重获新生，硝烟散去，等待他的是弃暗投明后的再度璀璨。

4月25日，阔别整整17年的两位故友终于得以再度紧握彼此双手，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卫立煌，这一次见面算得上是“延安会谈”的圆满，此后的他度过了生命中最难忘也最有意义的时光。

文章的最后，笔者想说的是，从诸多往事可以看出，卫立煌大概率上并没有地下党员这个身份，原因必定绕不开“安全”二字，既然他已被我党成功策反，是否加入地下党仅是形式而已，在极端的大环境下，也就显得没有那样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他的一些作为与大多数地下党员无异，因为“不修道已在道中”造成的假象，才会让杨尚昆这样的国家领导人都一度认定卫立煌就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党员。

总而言之，面对历史，他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