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一直有个很有意思的议题：为什么日本在古代对中国无比崇敬，事事学习，但从近代至今，却始终“不服”甚至一度入侵中国呢?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在《菊与刀》一书中如此描述日本民族性格中存在的矛盾性与双重性：
日本人生性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据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而矛盾性与双重性，同样体现在日本对外关系的处理方式上，尤其是对待中国这个有着上千年瓜葛的近邻和曾经的“老师”。
一.骨子里的“自命不凡”
"······对待清国、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这是截取自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所写《脱亚论》中的一段话，他也被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鼻祖。
印在一万元日币上的福泽谕吉肖像
但福泽谕吉本人却在日本社会受到广泛推崇，不仅从1984年就被印在万元日币上（2024年将换成被称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的儒商涩泽荣一），“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等头衔更是一大堆。
可以说，福泽谕吉作为日本近代史上的启蒙思想家，其脱亚论中所含的思想对日本之后的一系列亚洲政策、思想及发动的侵略战争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但在日本把中国和朝鲜视为“恶邻”和决定“全盘西化”之前，日本与文明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是向中国学习后衍生的产物。
《汉书地理志校本》
日本在中国正史中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燕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而对其地理、人文方面有记载的最早文献则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传》，文中有云：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这两部史书都提到中日交往源自汉代，而《后汉书·东夷列传》点明了具体时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
日本天明四年 ( 1784 )， 两个叫秀治和喜平的佃农，在田中挖沟时偶然发现一枚金印，此后历经上百年的辗转，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将它捐献给了日本福冈市博物馆，而这枚金印正是汉朝光武皇帝赐给倭奴国王的汉委奴国王金印。
日本遣唐使
公元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军队在百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以少胜多，一举击败倭国水军，不仅基本奠定此后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同时，日本开始积极向中国学习。
从630到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彼时中国正值大唐盛世，声威远扬，吸引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前来吸取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朝廷一共向唐朝派出了十九批遣唐使。
日本沿袭了中国的制度、文字、宗教······几乎应学尽学，但在核心文化上，我们推崇“孝”，日本则力主“忠”，这是中日文化上的本质不同。
日本不服中国的第一个原因就在于，日本始终把自己看作是和中国站在同一高度的国家。
不同于中国周边大多数的邻国，日本长期是抵制被纳入中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古代中华帝国同周边藩属国的朝贡体系）。
在古代科技水平不高的限制下，日本群岛长期孤悬海外，繁衍出独特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日本人又强调以神为祖先的官方意识形态，由此孕育出的对其独特身份近乎宗教式的狂热认同。
一个小故事：
公元607年，遣隋使小野妹子到中国时，曾向隋炀帝递交了国书。据《隋书》记载，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日本国书中称天皇是“日出处天子”，而把中国皇帝称作“日没处天子”，不仅将二者放在同一高度，且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大不敬”的语调，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本国文化和身份认同是何等狂热。
人类从远古部落进化到更复杂的社会，靠的是通过“讲故事”来让更多的人团结在一起，然后相信同一个故事的人组成更大的团体。
天皇，是站在日本社会和自身世界秩序巅峰的人物，如同中国的天子，他的身份被设定为是以人身降世的神。日本的传统政治哲学建立于其民族神话上，统治阶级告诉平民：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她生下了第一任天皇并赐给他及他的后裔永久的统治权（“皇权天赋”那套）。
日本圣德太子
因此，日本文化从骨子里就“自命不凡”。日本派出遣隋使执意要向中国皇帝展示“天皇”这一头衔，本身就是对中国古代世界秩序的公开挑战，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世上只有一个皇帝，他的龙椅只在中国。假如说古代中国排斥外部世界，是出于作为一个普世帝国的高傲，日本的排外则源自一个岛国既渴望跟着富足的邻居家吃香喝辣，却又害怕被它支配的不安全感。
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无比自信：中华文明是一个真正的文明，“蛮夷”接受邀请到“中央王国“被教化。”而日本的态度，则是本能地认为其独特种族文化具有纯洁性，为了保护这种纯洁性，必须同外界隔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参与“国际秩序”（即东北亚地区），其目的是为了在琉球群岛（今天的冲绳岛及周边岛屿）以及朝鲜半岛建立朝贡制度。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统治者采用的，正是其最排斥的“中国模式”。
其他亚洲各国愿意遵守中国的朝贡礼仪制度，从而使得他们的货物能贴上“贡品”的标签，以进入中国市场，日本则拒绝接受“臣子”这一身份，不愿履行假装以中国为世界中心所必需的礼仪程序，哪怕是用以贸易也不行。
二.野心十足注定日本不甘“屈于人下”
海洋文明本质上存在着侵略性，而日本由于地理因素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其极度缺乏安全感。
因此，日本选择自我隔离并不代表其“安分守己”，这仅仅是实力不足时的自保手段而已，相反，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日本统治者无时不在用警惕眼光觊觎着西方的大陆—他们眼里看到的永远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挑战 。
一旦时机成熟，日本就会像条嗅到血腥味的狼，一改对亚洲大陆的冷漠态度，以惊人之势，企图征服并占据以中华作为中心的体制。
“黑船”事件
和中国同样“闭关锁国”的日本，在十九世纪中期也遇到了“降维打击”—1853年美国马修•佩里的“黑船”敲开了日本的国门。
当时的日本思想家在看到清朝被列强轮番“吊打”后，有了这样感悟：
“万没想到，清国竟至惰弱如此，真乃柔弱之国也”，“想清国之将来，势必安于孤立退婴之旧习，其前途令人不胜寒心”。“嗟乎，殷鉴不远，就在以一带水之外，可不令人危惧也！
而日本也选择了中国不同的道路：
敞开大门拥抱西方的一切，重点吸收技术并对管理机构进行大修改，以重走西方列强的崛起之路。（日本能全社会性地接受这一点，也许和没有受到鸦片问题和西方思想共同进入有关，国民抵触情绪没有那么大。）
明治天皇
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便颁布诏书，扬言“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二十年后，其目标变成了：
“我等生在这个地球上，也就应有横行全球的自由。焉有因为生于日本，便只能活动于日本之理？我等既生于地球，就应以地球为舞台，成就稀世大业……
西洋人种以地球作为功名之地，而日本人以日本国为功名之地，岂非不堪痛惜？我等今将蹂躏整个地球，席卷无人之地，为日本开拓数十倍之大版图，以献于陛下……”
侵略海外之心，昭然若揭。
岛津齐彬
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名，萨摩藩第十一代藩主、岛津氏第二十八代当主，“幕末四贤侯”之一的岛津齐彬用一句话概括了日本统治阶级的想法：
“如果我们采取主动，我们可以主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被主宰。”
李鸿章
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已经表现出对日本的警惕，在其致曾国藩信中谈到，长期来看，日本必将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1874年，台湾发生少数民族杀害琉球渔民的事件，日本借此出兵，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写道：日倭力量日益增长，其野心不小 。因而耀武于东土，鄙视中国，并动则入侵台湾。欧洲列国虽勐，然彼距我七万余里之遥，而日本只在庭院门阈之近，乃窥视我空虚。无疑，（日倭）将成为中国永久大患也。
西面看似庞大却虚弱不已的帝国就像一块肥肉，时刻引诱着日本，但它想要取代中国成为影响亚洲的主要力量需要一块“跳板”——朝鲜。中华帝国虽然幅员广阔但从不犯人，它要求列国象征性地“进贡”并承认皇帝的宗主地位，藩属国被允许行使自主权，几乎等同于完全独立。
朝鲜国王
朝鲜最为同古代中国关系最密切的藩属国之一，二者长期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作为名义上的附属国，朝鲜国王定期遣使赴北京进贡，在登基时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并执行儒家道德准则和用汉字作为正式通信文字。
对东亚大陆来说，朝鲜地理位置及其险要，稍不注意就会成为外敌从海上入侵中国的走廊。对日本也具有类似意义，作为从亚洲大陆朝向日本凸出的一块土地，历史上蒙古人曾利用朝鲜半岛两次发动入侵日本列岛的战争。
随着中华帝国影响力的日渐衰落，日本开始做出像唐朝和明朝时一样的决定，即谋求拥有对朝鲜半岛的主导权。
中日两家在朝鲜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交锋，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决战。1894年，清朝和日本都派兵前往朝鲜平叛（即南部全罗道的“东学党”起义），此后双方爆发战争，以清朝落败告终。
不仅自己惨淡经营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功亏一篑，李鸿章还被派往马关替清政府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悲愤之情，可想而知。
日本用甲午战争“赢得”的巨额战争赔款以及殖民地丰富的原材料不断建设军事力量进行扩张，在国内则为其侵略政策涂脂抹粉。
臭名昭著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法西斯主义在思想界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战后东京审判的28个甲级战犯之一的大川周明说：
“亚细亚的复兴，并不只是意味着从欧洲的统治下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它同时也是在亚细亚诸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复活古代的光荣，而日本实际上正在为这一庄严的使命而战······”
这正是日本侵略者后来依据的理论，将其侵略行为美化成解救被欧美殖民统治的民众的义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
1919年，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北一辉出版了《日本国家改造法案大纲》，鼓吹用军国主义改造国家，为对外战争提供借口：“日本为积极发展自己而发动战争是正义行为”。
他无耻地说日本是为了帮助其他国家摆脱欧美的殖民统治，“中国、印度七亿同胞，若无我日本之扶持与帮助，实无自立之途”。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恶习实在是罄竹难书，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法西斯终于迎来了彻底失败的这天。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无条件投降，9月9日上午，日本正式向中国投降。
但日本残存的军国主义却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战后七十余年阴魂不散。
三.余孽未清，美国放纵
东京审判
虽然日本向盟国宣告了投降，东京审判也对部分罪大恶极的战犯进行了惩罚，但仍有很多余孽逃过了法网，有的还长期活跃在日本战后的政治舞台，比如甲级战犯岸信介。
岸信介
岸信介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随后在日本政府任职，作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子，岸信介极力鼓吹“为了战争，必须实行彻底的经济、产业统制”，从而“使国民经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整个国家的力量，实现高度国防国家的目的。”
同时，他对满洲格外上心，是“满洲乃日本生命线”理论的追随者，任务满洲对日本侵略战争全局相当关键，必须大力控制和利用好伪“满洲国”。
1932年,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
1936年10月，岸信介被派往满洲担任伪“满洲国”实业部次长，其带头推出了所谓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并拉来一批大型企业入驻满洲，建立了满洲重工业公司。
他在中国的三年间（1936年10月至1939年10月），满洲被改造成日本侵略战争的重要基地。而他也被人称作“昭和之妖”。
调回日本后，岸信介进一步靠近权力中心，历任阿部信行内阁、米内光政内阁、第二届近卫文麿内阁的商工次官，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国务大臣兼军需次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岸信介负责军需行政，他不仅在东条英机的对美宣战诏书上副署，还积极为其战争服务，是东条英机的得力干将（但后来和东条英机决裂）。
曾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岸信介
战后，岸信介被判定为甲级战犯，却在1948年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处死的翌日释放。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对一批日本二战战犯予以“松绑”并加以利用，岸信介本人于1952年被解除“整肃”，同年组织“日本再建同盟”。
1953年他入选众议院，参与组织日本民主党，就此再度踏上日本政坛，并两次担任首相，还和美国签订了新的日美安全条约，不时强调日美具有“特殊关系”。
虽然岸信介亲历了日本侵略战争从发动到最终惨败投降全过程的，但他满脑子还是充斥着军国主义思想，认为亚洲应该由日本主导，积极推销扩张政策，顽固地叫嚣着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民族优越论与亚洲领导论那一套。
他在任期间，日本军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绑”。1957年6月，其主导的内阁正式制定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决定在1958至1960的三年内，使陆上兵力达到18万人，海上军力达到12.4万吨，飞机130架。
1987年8月7日，岸信介病死，《朝日新闻》的社论犀利地指出：
“由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复出为首相，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无法明确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
安倍晋三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第90代首相安倍晋三，正是岸信介的亲外孙。
类似的战犯还有日本天皇裕仁、前侵华日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前关东军参谋长石原莞尔,前华北方面军司令根本博等。
冈村宁次
其中，如冈村宁次在战后对日本侵华的罪行不仅毫无悔过之意，甚至仍旧持有反华、侵华思想，称“过去日本的对外政策，其侵略的污点，确实必须反省。但其解放东亚之大目标，从人道及人类进步的角度看，我认为还是光明正大的。”
漫威虚构的纳粹组织“九头蛇”
漫威宇宙中的有一个虚构的纳粹组织“九头蛇”，它在二战后不仅没有被彻底消灭，反而渗透进了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造成了巨大危害，电影终归是电影，但相同的画面或许早就在日本秘密上演了。
日本经济新闻社亚洲部副部长村山宏曾写过一篇关于“日本为什么不服中国”的文章，但其中多是避重就轻，以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软实力不足以及现代国际关系为幌子，半点不提日本曾经的所作所为并且至今仍未向受害国家道歉的事实。
藏在一张张虚伪面具背后的，正是面对现实选择当“鸵鸟”的日本政府及其追随者，当然， 还有一只环伺的白头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并不追求日本一定要“服”中国，但必须牢记历史，不然就意味着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