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钱丢了？”售票员皱着眉头问我，眼神里带着几分不耐烦。
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却说不出话来，心头像堵了一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是1985年，我在云南边防部队服役的第三年，终于盼到了探亲假，想着回四川老家看看父母，顺便帮忙把快要熟透的红薯收了。谁能想到，刚下火车，身上仅有的七十多块钱竟然全丢了。
早晨的火车站人来人往，叫卖声、喇叭声混在一起，嘈杂得很。我拖着行李，走到售票窗口排队买票。轮到我的时候，手一摸口袋，心就凉了半截。兜里的钱不见了！那种感觉，就像突然被人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我低头检查军装外套的口袋，才发现兜上被刀片划开了一道口子，划痕又细又长，明摆着是被人“顺”走了。
七十多块钱啊，那可是我三四个月的津贴，攒下来本想着回家给爸妈买点东西补贴家用。现在倒好，别说买东西了，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
站在车站大厅的角落里，我脑子一片空白。心里又急又气，偏偏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借钱吧，可这满大厅的人，谁会信一个陌生人？我穿着一身军装，倒显得更尴尬，像是在给自己丢人。
我站在那里发愣，眼看着人群从我身边来来往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售票窗口前的队伍都排了好几轮了，我还是没挪动一步。
“哎，小伙子，你咋一直站这儿啊？”
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抬头一看，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着件旧格子衬衫，手里拎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根茄子和土豆。
她长了一张和善的脸，眉毛浓浓的，说话带着点东北口音。
我犹豫了一下，低声回了句：“钱丢了。”
她愣了一下，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目光在我军装胸前的徽章上停了一会儿，接着问：“你是当兵的？”
“嗯。”我点了点头，心里有些发虚。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又低头看了看我衣服兜上的口子，像是明白了什么，便叹了口气：“去哪儿？票钱多少？大姐给你垫上。”
我一下愣住了，心里的震惊比刚才发现钱丢了还大。她一个不认识我的人，凭什么就这么信我？
“姐，你不怕我骗你啊？”我忍不住问。
她笑了笑：“怕啥呀？你穿着这身衣服，我信你。再说了，我儿子也是当兵的，咱老百姓就该多帮帮兵娃子。”
她的话让我心里一阵发热，鼻子也有些发酸。
我低头告诉她我的目的地，她又问了售票员票价，掏出两块五递了过去。
车票递到我手上时，她又塞了一张五毛钱过来：“拿着，路上买点吃的。”
我攥着车票和五毛钱，喉咙像堵了块大石头，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姐，你给我留个地址吧，等我回部队了，钱一定还你。”
她摆了摆手：“不用了，几十块钱的事儿，我不在乎。”
说完，她提着网兜转身就走了。
可我死拽着她不放，非得她给我写个地址不可。她拗不过我，只得用售票员的笔在纸上写了个地址递给我：“行吧，等你攒够了再寄过来，别耽误回家。”
车开动的时候，我趴在窗户边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那份恩情，我记住了。
回家后，父母听了我的遭遇后，劝了我好几次别太较真，说人家东北大姐也是一片好心，咱家又不宽裕，别为了几十块钱再折腾了。
可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非要信守承诺。等探亲假结束回到部队后，我立刻从津贴里抽了五块钱，再写了封感谢信，寄到了她留的地址。
过了没多久，我收到了回信。
信里她说钱收到了，还夸我做事讲信用。可她还提了一句，说她儿子最近因为训练受了点伤，心里有些不安。看到这，我心里一动，想着不如给她儿子写封信，聊聊部队的日子，也让她放心。
信寄出去后没多久，我居然收到了回信。
她儿子李大宝在信里说，他妈收到我的信后高兴得不行，逢人就说：“咱家娃子也遇到个好兵哥哥。”之后，我们俩就这么断断续续地通信，聊各自的训练、任务，还有对家里的想念。
转眼到了1987年，我退伍了，回了四川老家。
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李大宝寄来的。他说他妈身体不好，最近总念叨着想见我一面，希望我能去趟东北。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去一趟。
刚下火车，东北的风冷得刺骨，我裹紧了外套，提着简单的行李，按着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李大宝家。
推开门的时候，我几乎没认出来，坐在炕上的那个瘦弱的女人竟然就是当年那个帮我的大姐。
她瘦得厉害，满头白发，眼睛却亮亮的：“小伙子，没想到还能见到你啊！”
我坐在炕沿上，心里难受得说不出话，只能一个劲地点头：“姐，这回我专门来看您了。”
她笑了：“当年你丢钱那事儿，我也没当回事。就是想着，咱当妈的，见不得兵娃子受难。你现在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
她说了几句，便咳嗽起来，声音断断续续的。李大宝坐在一旁，低着头不说话，眼圈红红的。
几个月后，她还是走了。
我特意赶回东北，送了她最后一程。站在她的坟前，我心里一直记得她当年说的那句话：“咱老百姓就该多帮帮兵娃子。”
回到四川后，我断断续续和李大宝保持着联系。
这些年，他每次提起他妈，总是说：“我妈这一辈子没干啥惊天动地的事，可她帮过的人不少。”
而我总会说：“她帮过我一次，但她教会我的，却是一辈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