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4月，望着湘江两岸映红天际的火光和痛苦哀嚎的战友，林绍章恍惚间似乎又回到了一年前，六合城下那个恐怖的夜晚。

1853年5月，一样浓黑如墨的深夜，一样蔓延四野的烈火，一样猝防不及的溃败。

所不同的是，一年前的那场大火，成就了他人生中少有的高光时刻，而这一次，必将为他和他的帝国带来无法承受的苦难。

作为西征军主帅，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惨痛失败，林绍璋就像输光所有筹码的赌徒，他血红的双眼写满了愤怒与不甘，但更多的，还是恐惧与绝望……

林家祖上原籍福建，明万历年间，林氏宗族由闽徙居入粤，康熙年间又由广东迁至广西浔州府平南县平田村。

经过祖辈几代的辛勤开拓，林家日渐富裕，不仅在当地拥有大量肥田沃土，山场耕牛，而且族中不少子弟通过科举获得了功名，跻身于乡绅行列。

1825年，林绍璋就出生在了这样一个家境优渥、知书识礼的书香门第。

因为家道殷实，林绍璋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按道理来说，平南林氏在当地既有社会地位又有经济基础，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家，会和揭竿造反产生联系。

但事实却是，1848年萧朝贵、韦昌辉等人进入平南地区传教，林绍璋祖、父辈中便有不少人成为了“拜上帝教”虔诚而狂热的崇拜者。

既然饱读圣贤之书、深谙孔孟之道的前辈们，在这乱世之中都已跃跃欲试，血气方刚的林绍璋，就更加没有安分守己的理由了。

1851年，“拜上帝教”教众在洪秀全的号召之下，于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

当时在金田周边地区，不仅大量衣食无着、三餐难继的底层贫民闻风而至，即便像韦昌辉、石达开这种出生地主家庭，在当地颇有人脉、威望，家境优渥的富家子弟，也纷纷毁家纾难，投身于反清的“革命洪流”之中。

而在这两万多金田起义的教众之中，便有林绍璋和林氏家族的大量成员。

从金田起义开始，林绍璋便一路跟随太平军南征北战，但作为最早一批高举义旗的元勋故旧，其人资格虽老，却谈不上是太平军中的骨干。

究其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且不说出身书香门第的林绍璋，本来就不是什么舞刀弄枪、行军打仗的材料。

更何况太平天国前期，各路猛人层出不穷，即使是后来大放异彩的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都很难有表现的机会。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攻克南京之前，林绍璋一直在军中充任“散卒”，根本没有任何存在感。

即便是从征多年，历经战阵，到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他在当时也仍然是个可有可无的最底层军官。

如果不是因为1854年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在太平天国灿如繁星、浩若烟海的一众名将之中，林绍璋这样的凡夫俗子，大概率会泯然于众人。

1853年5月，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委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为主将，率精锐两万人，由扬州出师，开始太平天国历史上著名的北伐。

北伐的目的是直捣黄龙，攻取北京以推翻满清统治，对于一支农民起义军来说，这样的初衷当然没有问题，只是在具体战略的制定上，北伐却存在很大的隐患。

首先是轻敌，即便林凤祥、李开芳都是彪悍绝伦的猛将，麾下北伐军更是作战勇猛、意志坚定的两广精锐，但以区区两万之兵，便试图横扫华北腹地，动摇清政府的根基，实在有点过于异想天开。

其次是冒进，出发之前，东王便给北伐定下了“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夺地，靡时日”的基调。

深入敌人统治核心、长驱千里却片面求快，忽视后方补给和根据地建设，北伐的成败暂且不论，杨秀清所制定的行动纲领，无异于将这支精锐部队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灾难最先降临在由朱锡琨率领的北伐的第二梯队身上。

5月上旬，林凤祥、李开芳的北伐主力率先攻克天京江北浦口，随即北上安徽。

5月15日，杨秀清又派检点朱锡琨、指挥黄益芸率左右五军共六千人跟进，前往安徽与林凤祥部主力汇合。

谁知由于准备匆忙，大军一出浦口，竟然迷失方向，本应沿西北入滁州，鬼使神差之下，却径直朝东北方向的六合县而去。

六合本是弹丸之地，驻防兵力也十分单薄，太平军其时军威正盛，朱锡琨等人根本没把这个小小县城放在眼里，趁着夜色直扑六合城外三里的龙池，双方初次交手，清军猝不及防之下，大败逃入县城之中。

六合知县温绍原考虑仅凭现有防守力量断然无法与太平军抗衡，不能力敌，那便只能智取。

首先将县城周围百姓全部召入城中，再将空置的民宅堆满柴草，灌油其中，并在各家灶底暗布火药。

太平军追至城下，饥疲交加，没有顾得上仔细检查便在城外空房中安营休整并生火造饭。

谁知一顿忙碌之后，菜肴尚未出锅，剧烈的轰鸣便伴随着冲天的大火，突然在数处民房之中接连响起。

六合城外的夜晚，瞬间变成了一场由爆炸和火焰交织的地狱，大量毫无防备的太平军战士当即葬身火海，温绍原又率清兵趁乱来袭，内外夹击之下，整个西征军部队几乎溃不成军。

最终，六千人的部队损失大半，副统帅黄益芸不幸罹难，主帅朱锡琨带领千余人的残部向北突围。

在六合大火中唯一毫发未伤的，是林绍璋带领的后队，几百人的队伍还未到达战场，前军已然溃散，林绍璋见势不妙，急忙循原路返回天京。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成就了名不见经传的知县温绍原，也让此前碌碌无为的林绍璋，极为幸运地进入了东王杨秀清的法眼。

只是从此后的经历来看，这样的幸运，对于林绍璋本人乃至整个太平天国，却是最大的不幸。

北伐的同时，1853年5月19日，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千余艘，兵员两三万人，自天京溯江而上开始西征。

与北伐直捣黄龙的片面求快不同，西征的目的是占领上游皖、赣各省的广阔土地，开辟根据地的同时在西面形成拱卫天京的屏障。

因此西征更为注重稳扎稳打，6月10日，溯江而上再次攻克安庆后，胡以晃坐镇此地，由赖汉英率万余人南下入赣攻打南昌。

但围攻南昌的过程并不顺利，西征军陈兵93日无法破城，最终于9月24日无奈撤军，随后西征军分兵，一路由国宗石祥祯、韦俊率领，西取湖北；一路则由曾天养率领返回安庆。

9月25日，翼王石达开亲临安庆前线主持西征大局，随后便安排胡以晃、曾天养用兵皖北。

分兵之后，两路人马的进展都非常顺利，北路军于1854年1月攻克皖省重镇庐州，而西路军亦不遑多让，一路摧城拔寨，连克上游九江、田家镇、黄州，并于1854年2月兵临湖广首府武昌城下。

鉴于南昌久攻不下的经验教训，西路军决定由韦俊率万余人继续围攻武昌，而石祥祯则率主力两万人南下入湘。

需要指出的是，直至此时，西征的军事进程相当顺利，同时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长江中下游如九江、安庆等各水陆要隘尽在掌握，武昌也陷于重围，而安徽、江西的大部分区域更是尽为太平天国所有。

但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且正值由鄂入湘的关键时刻，林绍璋由天京率数千人驰援而至。

毫无作战经验的林绍璋，因深受东王杨秀清的赏识，竟被指派为西征军的前敌总指挥。

随后，太平军主力经武昌沿水路进发，连克岳州、靖港。1854年4月24日，林绍璋独领两万精锐，取道宁乡，占据湘潭。而石祥祯则率所部屯兵靖港。两军分居南北，对长沙形成合围之势。

但林绍璋在湘潭立足未稳，便遭遇到了湘军塔齐布的猛攻，太平军仓促迎敌，初战失利。

次日再战，塔齐布悍勇无匹，身先士卒驰马陷阵；水路褚汝航、彭玉麟、杨载福等部亦配合前进，势不可挡。

这样敢于拼命的湘军，是此前太平军从未遇到过的，内心震撼可想而知，交战之际甚至望见周围山岗有人影经过，竟误认为敌人大军将至，草木皆兵之下，部队开始溃散，逃命之际相互拥挤、前后踩踏，死伤枕藉。

而林绍璋根本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的经验，更缺乏水陆协同指挥的能力，陆战失利的同时，水师舟楫又在此后被湘军焚毁无数。

更糟糕的是，由于战事失利，太平军中两广籍老兄弟与两湖籍新战士发生矛盾，双方互相攻讦、指责、嘲笑，已成水火不容之势。

面对内讧，作为主帅的林绍璋却从始至终未出面调停，坐视矛盾激化，最终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太平军内部却先上演了自相残杀的戏码。

4月30日，林绍璋水师再次在湘潭江面为彭玉麟水师所败，被焚毁六七百艘船只。

最终，整个湘潭之役，林绍璋连战十场，十战皆负，两万精锐几乎损失殆尽，无奈放弃湘潭，率残部退走靖港。

湘潭失利的后果相当严重，太平军元气大伤、士气低迷，而湘军大胜之后，立足长沙开始策动反攻。

原本驻防长沙以北的石祥祯，虽然在靖港之战中取得胜利，湘军主帅曾国藩因在水战中遇伏而损兵折将，颜面尽失之下，差点投江自尽。

但因为湘潭主战场的惨败，独木难支的石祥祯被迫放弃靖港，西征军则由湖南一路向湖北撤退。

7月下旬岳州失守，老将曾天养阵亡，10月，面对沿湘江北上汹涌而来的湘军，刚刚在6月份才攻克武昌城的韦俊，只能再次战略放弃这一军事要地。

此后西征军节节败退，在鄂东半壁山，十万太平军竟不敌一万湘军，丧师失地之余，水军更是全军覆没，而湘军锐气不减、攻势愈盛，又水陆并进直扑江西九江。

可以说湘潭这一张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导致此前的大好局面前功尽弃，而且西征的形势急转直下，战略进攻的态势瞬间变为被动防守。

要不是翼王石达开临危受命，由安庆赶赴九江指挥作战，并在湖口战役中力挽狂澜取得关键胜利，若湘军沿江东进之势不止，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湘潭惨败的罪魁祸首林绍璋，因误国至大而被革职，调回湖口协助守城，从此闲散于军中长达两年之久。

但不久之后，命运再次向林绍璋伸出了橄榄枝，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太平天国高级将领如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相继死于内讧，1857年翼王石达开又负气离京。

面对“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窘迫境况，天王只得启用新人，军事上，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等优秀的年轻将领开始得到重用。

而林绍璋也奉诏调回天京办事，不久复任春官又副丞相，受命与蒙得恩、李春发同理朝政。

林绍璋虽然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本事，但因为人勤勉、诸事谨小慎微，也得到了洪秀全的赏识。

1859年4月，天王族弟洪仁玕由香港北上天京，时值用人之际，又是宗亲来投，洪仁玕一个月后即获封精忠军师、干王，总理天国政务。

天京事变之后，正因为洪秀全滥封兄长洪仁发、洪仁达为王，导致石达开不满而出走，此后天王曾立下誓言，再不封王。

但内外交困之下，为提振军心士气，拉拢、稳定核心骨干，洪秀全只能自食其言。

从破例晋封洪仁玕为干王开始，洪秀全又于1859年底至1860年初，陆续加封当时的军方代表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

同时中央政治集团的几位掌权者，蒙得恩加封为赞王，林绍璋加封为章王。

此时的太平天国，新的军政格局基本形成，即英王陈玉成负责江北战场，驻节安庆；忠王李秀成负责天京防务；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等负责在皖南配合，最高决策由洪秀全钦定，洪仁玕总理政务，居中协调，林绍璋、蒙得恩两人合力辅佐干王施政。

1860年初，湘军集结重兵由湖北东进犯皖，目标直指天京西面门户重镇安庆。

此时因太平天国东征苏常，军事重心的东移，造成安徽兵力空虚，湘军趁虚而入迅速在安庆城下形成合围之势。

东征胜利以后，虽经太平天国多方营救，但安庆仍处于湘军重围之中，境况日益危急。

面对西面战场的严峻形势，即使是受命在朝中办事的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也不得不率军亲赴前线作战，支援正在外围作战、营救安庆的英王陈玉成兵团。

1861年4月，洪仁玕与林绍璋二人，领兵两万由天京出发，经江北西进直抵皖北桐城。

此前，陈玉成与李秀成“合取湖北”以解安庆之围的军事行动失败，英王只能领兵重返安徽战场，陈兵于安庆城北集贤关外，伺机救援。

皖北是陈玉成的势力范围，安庆更是其大本营，因此英王对营救安庆是格外拼命，无奈此时对手早已严阵以待，湘军又极为擅长“结硬寨，打呆账”的围城战术，陈玉成倾尽全力，在外围浴血冲杀，却始终不能从铁桶一般的防线中撕开缺口。

安庆风雨飘摇之际，所部援兵精疲力竭之时，英王突然听闻天京援军已至，不由喜出望外。

在陈玉成看来，这支生力军，不仅是雪中送炭，更有可能是改变整个战场走势的关键力量。

但实际上这支两万多人的部队，还是从天京的工匠、杂役临时征召而来，哪有战斗力可言。

更为关键的是，洪仁玕一直在天京主持政务，根本没有上过战场，便让林绍璋直接负责前线指挥，并领兵先行。

章王的“指挥能力”无需多言，关键时刻让这样的人独当一面，结果可想而知。

不出所料，林绍璋领天京援军甫至桐城便吃了败仗，此后更是在皖北战场屡屡受挫，一胜难求。

后又因听闻湘军大军将至，林绍璋唯恐深陷敌人重围之中，便以“军事无定，粮草罄尽，官兵惶恐”为由，在既没有取得主帅洪仁玕同意，又没有事先通知陈玉成的前提下，便要私自移营而走。

陈玉成正在安庆城北望眼欲穿等待援军，谁知等到的消息却是林绍璋临阵怯敌，准备撤军。

眼看救命稻草指望不上，林绍璋还来了一手不辞而别，陈玉成是又气又恼，又惊又怕，只得半是恐吓半是哀求的致信给林绍璋，软硬兼施的要求其以大局为重。

殿下身居王位，如何酌议军机，反复无定?将官不能用命，且而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如误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误也。兄与殿下同为王爵，谊切同胞，闻有移营之举，岂不着急?即殿下欲移营于鱼塘岗，亦该先行文前来与兄酌议再移，为何轻举妄动，自惑军心?

也正是因为林绍璋的擅自行动，导致英王方寸大乱，为避免章王不辞而别，只得留下主力镇守集贤关，而自带部分兵马连夜北上桐城。

岂料英王刚走，湘军趁集贤关群龙无首之际展开猛攻，最终集贤关陷落，陈玉成兵团的四千主力或战或降，全军覆没。

可以说林绍璋这个“扫把星”，不仅没有为救援安庆起到任何积极作用，反而因擅自行动使陈玉成兵团精锐损失殆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继续救援安庆的能力。

湘潭惨败，西征的辉煌战果化为泡影，一路高歌猛进的太平军瞬间陷入巨大的劣势。

救援安庆，又坑惨了英王陈玉成，从而间接导致了整个安庆保卫战的失败。

可以说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章王，关键时刻只要一出现在战场之上，必然会成为太平天国的“致命武器”，当然，要的是自己人的性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