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欢庆胜利
到了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大概美国人发现自己的飞机误炸了很多中国平民，就停止了轰炸，于是我们举家返回了汉口。老宅依然无恙，留下看家的佣人老边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跟我们离开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的左邻右舍又有几家变成了灰烬。九如巷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满目凄凉。原来的街坊邻居有一部分还住在这里，有一些逃到乡下还没有回来，有一些则变成了被美国燃烧弹烧死的孤魂野鬼，永远回不来了。汉正街也有不少商铺被炸，但祖父开的商铺完好无损。原来热闹的汉正街一带显得萧条多了。
转眼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但仍然在做垂死挣扎。大街上的鬼子兵较以前少多了，也没有以前那样神气了。担任巡逻任务的原来是鬼子兵，现在都换成了伪军，一个个没精打采．垂头丧气，像丢了魂一样。昔日横行无忌的日伪特务及其小喽啰们也收敛了不少。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日伪的统治即将崩溃，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如中山大道的日本宪兵队被抗日分子投掷了手榴弹，炸死炸伤了不少鬼子兵。后来又听说汉口罗家墩的鬼子岗哨被袭，几个鬼子兵被打死。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也发生了袭击伪军的事件，一个伪军军官深夜在集家嘴遇刺身亡，身上还有一张传单，上面写着："这就是当汉奸的下场！"
汉正街有几家电影院，经常放映一些三十年代的旧电影和日本电影，有一次，我们在离家较近的大光明影院看电影。在放映正片之前先映出了大汉奸汪精卫的头像，接着映出了"中日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武运长久""击灭英美"之类的标语口号，这时观众席中发出了阵阵嘘声。接着，又映出日伪军进行"圣战"的新闻短片，没有想到，在短片里竟然出现了中国军队举着国旗向前冲锋的画面，这时，观众席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混在观众中的铁杆汉奸坐不住了，顿时忙碌了起来。他们企图揪出发出嘘声和带头为中国军队鼓掌的人。有一个汉奸打了一个鼓掌的观众一记耳光，并扬言要把他带走。这一下可激起了众怒，观众立即围上来将这个汉奸暴打了一顿。当时电影院里一片漆黑，汉奸也不知道是谁打的，只得吃哑巴亏，溜之大吉。电影放了半截突然停止，银幕上映出了几个醒目的大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全场华灯齐明，观众欢声雷动，互相握手、拥抱。大家涌出电影院，汇入到欢庆的人群中。原来，这一天是八月十五号，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一连几天，人们欣喜若狂，爆竹之声响彻云霄。三民路的孙中山铜像一带，搭起了彩色牌坊，放起了绚丽的烟火，整个武汉成了欢乐的海洋。
那些残暴、凶狠、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成了阶下囚，那些狐假虎威的汉奸、走狗等待人民的审判。日本兵被分成一队一队的，由中国警察押着到各处去干苦力活。他们管警察叫"太君",显得十分恭顺。警察对他们非常严厉，动不动就加以训斥。警察说什么，他们从来不敢反驳，一律弯腰鞠躬，说声"哈伊"。我们家所在的九如巷因遭美国飞机轰炸，很多房屋变成了废墟，碎砖破瓦满地，杂草丛生，垃圾成堆，于是当局就把清理垃圾、铲除杂草、搬运碎砖破瓦的苦活交给日本兵来做。他们由几个背着枪的警察押着，一个个低头弯腰，扛着锄头、铁铲等工具来清理现场。警察一声令下，就卖力地干起来。有些日本兵趁警察不在时，偷偷拿出一些皮带、水壶、小刀、钢笔等物品向围观的人群兜售，操着生硬的汉语说："质量大大的好，价钱的便宜，你的买不买？"围观的人抢着购买。警察一来，日本兵就赶紧把东西藏起来。围观的人很多，大家七嘴八舌、指指戳戳，有辱骂的，有嘲笑的。有一次，一个围观者指着他们大声骂道："日本鬼子！亡国奴！"日本兵低头干活，默不作声。有一个日本兵听了很不服气，大概是他心中的那点"武士道"精神在作怪，他翘起脑袋顶了句："什么亡国奴！"警察立即走过来，冲这个日本兵吼道："混蛋！老实点！"这个日本兵身上的那点"武士道"精神立刻就烟消云散了，他向警察弯腰鞠躬，大声说："哈伊！"围观的人都开心地笑了。
九如巷外出逃难的居民陆续回来了。有的人家房屋完好无损，回来后打扫打扫就可以居住，有的人家房屋被炸毁，只得在废墟上搭盖简易窝棚暂时栖身。大家都难忘那一段痛苦的经历，那些有亲人在轰炸中惨死的人家，心头的创伤更是难以平复。他们都在门口悬挂着引魂幡，好让死去的亲人的魂魄认识自己的家。如果在九如巷走一趟，凡是看见门口挂有引魂幡的人家，就表明这家有失去亲人的伤痛。
后来，九如巷又发生了一连串离奇的事。街坊老叶半夜起来到门外墙角小便，突然看见一个黑影哭着向他走过来，因周围很黑，看不清是谁。他大声问："你是哪个？"那个黑影立刻就不见了。老叶慌慌张张逃回家里，吓出了一身冷汗。另一件事发生在街坊陈大爷家里，陈大爷的老伴和儿子在轰炸中被炸死了，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有天夜里，陈大爷睡得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在堂屋里说话，他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他的老伴和儿子，他们一边说，一边哭。陈大爷急急忙忙跑过去，老伴和儿子都不见了。这两件事很快传开了。过了不久，又陆续传出有人遇见鬼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大家私下议论，这一带冤魂太多，阴气太重，应该搞一些活动，祭奠冤魂。于是，包括我祖父在内的几位头面人物出面并出钱筹办，在已经被日本兵收拾干净的废墟上搭了一个台子，设了香案，请来汉阳归元寺的和尚在这里念了七天经，超度亡灵，祈福祛邪。接着，又请了说书的来说善书。说善书的活动都在晚上进行，台子搭上了顶棚，顶棚横梁的左右两边挂起了两盏汽灯，将整个场地照得通明。到了晚上，九如巷的居民吃完了晚饭，自带板凳，扶老携幼地来到说书现场，饶有兴趣地听说书人说善书。说善书的活动一共进行了十天，说书现场天天爆满，九如巷以外的居民也有不少来听的。善书的内容都是讲的因果报应、劝人行善的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加上说书人口齿清楚，表达生动，因此很受大家欢迎。说善书活动进行的十天当中，天天就像过节一样。
考一中意外落榜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就读的学校都改称中正小学。校长和主任都换了人，教师基本上是原来的，但补充了不少新人。我们所学的课程，除了语文和算术外，还增加了地理和历史，当然，日语课取消了。听说教日语的教师是个汉奸，被抓起来了。大概学校刚接收过来，一切都未走上正轨，教学秩序很乱，课堂纪律很差。上课时，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交头接耳，做各种小动作，根本不听讲。我还记得，同学上地理课时最放肆。教地理课的老师是个近视眼，胖乎乎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人很和气。他讲课时很人神，好像在自言自语，讲得高兴了还手舞足蹈，眉飞色舞。讲台下却乱成了一团，有说话的，有打闹的，全然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这位老师好像一点也不在乎，仍然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讲着，直到下课铃声传来，才拿起讲稿，说了声"下课"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但是，同学在上语文课时却规规矩矩，认真听讲。因为语文老师是班主任，非常严厉。这位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姓张，是从大后方来的，平时不苟言笑，老板着脸，同学们都很怕她。同学们认真听讲不光因为她严厉，也因为她讲课讲得好。她讲课引人入胜，很生动，不照本宣科，大家都爱听。我很喜欢上语文课，也很喜欢在老师指导下写作文。我写的每一篇作文都有老师的批语，如"通顺""生动""很好"等。我的作文多次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朗读完了还加以评说。
有一次，学校举办作文比赛，语文老师推荐我去参加，结果得了第一名。校长在全校大会上隆重宣布了比赛结果，并把第一名的奖状亲手授予了我，这真是莫大的荣幸。我把奖状拿回家给祖父、母亲看，他们看了都非常高兴。母亲还把奖状贴在堂屋里，好让更多的人看见。由于受小学语文老师的影响，使我对语文及写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报考中文系，跟小学语文老师的启蒙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随着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步走上正轨，各种规章制度建立起来了，课堂纪律也明显好转。为了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学校实行了按学习成绩排名次的制度，即以班为单位，把每个学生每学期期终考试的成绩都按总分排名次，并公布于众。我当时很用功，每学期的排名都在前三名以内，但从来没有得过第一名，第一名的桂冠都被一个叫刘金元的同学摘走了。这个同学很不寻常，平时从来不跟同学打闹玩耍，一有时间就看书学习，好像有点早熟。小学毕业那年，在他的提议下，我们班的前四名一起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保存在我的相册里。
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一些活动，如运动会、儿童节集会、童子军游行等，组织这些活动的是学校的教导主任。教导主任是一位女老师，有点洋派，穿着很时髦，每次学生出去参加活动都是她领队。有一次，武昌举办学生运动会，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去观看。一个班挑选三个代表，组成一个参观团，由教导主任带队前往，我也被挑选参加这次活动。去武昌要坐渡轮过长江，对于我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很兴奋。教导主任领着我们登上了渡轮，让我们整整齐齐地坐着，还指挥我们唱歌，引来了很多观众。到达武昌后，我们步行到了武昌体育场。
到了中午，我们都很饿了，教导主任领大家出来吃饭。我们的伙食费都交给了她，吃什么都由她定。她领着大家在武昌最热闹的中山路转悠，很多便宜的餐馆她不去，却进了一家卖西点的餐厅。我们三十几个同学几乎把整个餐厅都坐满了。一会儿，侍者给我们每个人送来了一杯咖啡，一碟点心。我们喝完了咖啡，吃完了点心，都没有吃饱，以为侍者还会送吃的东西来，但侍者只是忙着招待别的客人，理也不理我们。我们只好干坐着，等教导主任领我们回体育场观看下午的比赛，但左等右等却不见教导主任的踪影。一会儿，餐厅的经理过来说："同学们，你们的老师出去办点事，一会儿就回来，她让你们在这里等她。"经理让我们集中到餐厅的一角，把大部分餐桌让了出来。等了大约两个小时，教导主任才急匆匆地回来，她与餐厅结完了账后，领着我们返回了体育场。在返回汉口的渡轮上，教导主任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真是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在餐厅等了好半天。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我领着你们进餐厅的时候，看错了点心的价目表，少看了一个零，结账时我才发现，我带的钱不够，只好把你们留在餐厅作抵押，我出去借钱。在武昌我幸亏有朋友，不然就糟了。这样的事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哈哈哈！"教导主任说完就大笑起来，我们也跟着笑了。这位教导主任还真洒脱。后来，多花的钱由她出了，没有再向我们收。
一九四八年暑期，我小学毕业。我报考当时的名校市一中，以为一定能考上，结果却落榜了。为了不失学，只得在私立震旦中学上学。一九四九年五月，武汉迎来了解放，这一年七月，我终于考进了市一中，开始了我新的中学生活。
时局变家道中衰
祖父在抗战胜利以后，依然经营棉纱布匹，同时负责管理他一手创办的善堂。有些在日伪时期与祖父不和的同行，向当局检举祖父是汉奸，并举出安宝、陆陆为例。还说祖父与日本人勾结，垄断棉纱布匹生意。当局派人来调查，找祖父谈话，找棉纱布匹行业的其他同行调查，折腾了几个月，弄得全家都很紧张。后来，当局宣布，祖父是正当商人，不是汉奸。这时，全家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了下来。祖父后来对我们说："同行是冤家呀！就因为我生意做得好，赚了一些钱，招来了同行忌恨。"经过这件事以后，祖父似乎有点心灰意冷，他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就把商铺交给了二房的老三打理，自己退居二线，主要精力放在善堂的运作上。但他去善堂坐镇的时间也不多，主要在家里待着。有事就把善堂管事的叫到家里镇的时间也不多，主要在家里待着。有事就把善堂管事的叫到家里来，善堂管事的遇到问题也经常到家里来向祖父请示。从此，祖父在商铺的经营上开始走下坡路，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小，从经营几家商铺变成只经营一家布店。到了一九四七年，由于时局不稳，生意就更不好做了。祖父的经营规模进一步缩小，由开一家布店变成了与人合开一家布店。往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祖父无法重振家业，他的继承人二房的老三也无力回天。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每况愈下，虽然尚能维持，但已经大不如以前了。祖父一看形势不对，便提前对身后事作安排，决定分家。将商铺的一半股权和徽州巷的房子分给了二房，将老宅分给了大房。祖父虽然偏爱二房，有时一碗水没有端平，但是，在分家时还是把老宅分给了我们，由母亲来继承，不过在写分割书时，在母亲的名字前加了一个"赵"字。由此看来，他对我们还算是公平的。
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由于时局动荡和金融进一步恶化，国民政府发行了金圆券，以一元金圆券折合三百万元的比价收兑法币，并用以强制收取民间的金银外币。在当局的欺骗和强迫下，祖父把自己积攒的黄金和白银全部兑换成了金圆券，这可是祖父最后的全部家底呀。后来，金圆券暴跌，连废纸都不如，祖父最后的积蓄化为了乌有。我亲眼目睹了当局用金圆券骗走祖父真金白银的全过程。当局事先发布通令，禁止民间私藏金银外币，凡家有金银外币者，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兑换成金圆券，违者严惩。兑换率为：纯金一市两合金圆券二百元，纯银一市两合三元，银元每枚合二元，美元每元合四元。有一天，九如巷一带的居民得到了通知，说有专人入户兑换金银外币，让大家在家守候，不得外出。祖父得到通知后，就把家里的金银全部从藏匿处取了出来，堆放在桌子上，自己则坐在桌旁守候，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多钟。这时，几个兑换人员在扛着枪的军警陪同下，提着箱子大摇大摆地进来了，他们首先宣读了通令，然后问祖父："你们家的金银全部都拿出来了吗？"祖父回答说："全部都在这里，不敢欺骗政府。"兑换人员打着官腔说："如有隐瞒，查出来是要坐牢的哟。"祖父说："如有隐瞒，甘愿受罚。"接下来他们就向祖父交代了兑换率并开始兑换，有人用天平称黄金白银的重量，有人数银元的数目，最后用一沓一沓花花绿绿的金圆券换走了桌子上的全部真金白银，扬长而去，祖父还亲自把他们送出大门。祖父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么明显的骗局居然没有看出来，恭恭敬敬地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财富拱手送给了别人，真是可悲呀！金银藏在家里，又有谁会知道？难道国民党当局还来抄家不成？
由于没有了资金，再加上经营不善，祖父与人合伙开的布店倒闭了。他一手创办的善堂也因为没有了资金来源而停办，后来又改成了一所小学，再也跟他没有丝毫关系了，因此祖父彻底从商界隐退了。祖父为了全家的生计，便把老宅楼上的五六间房租了出去。有时为了补贴家用和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变卖家什。于是，经常有一些收购旧货的人找上门来。老宅里很多家具、古董都被他很便宜地卖了。祖父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整天待在家里闷闷不乐。有时他让我搀扶着到街上去散步，总是从九如巷穿过大夹街来到汉正街，然后沿着汉正街慢慢往南走，一直走到集家嘴。他默默地站在堤上，望着滚滚东流的汉水发呆，很久很久不愿离去。或许他是在为过去的辉煌而激动，或许他是在为现在的失误而悔恨。
祖父应该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曾经创造过卓越的业绩，但是晚年混成这个样子，也的确有些凄惨。二房的老三在商店倒闭以后，在工商局谋到了一份差事，再加上二房也将徽州巷的房子出租了几间，因此，二房一家倒也衣食无忧，没有再到老宅来找麻烦。祖父于一九五一年去世，丧事办得很简单。这以后，母亲便在老宅当起了家，把养活全家六口的担子挑了起来。母亲为了增加收人，又把老宅楼下的房间租出去几间。这时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房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直到大哥有了工资寄钱接济家里，母亲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姐姐结婚离开了老宅；二哥参干进入了大连医学院军医班，去了大连；四弟考取了一所国防工业学校，去了南医学院军医班，去了大连；四弟考取了一所国防工业学校，去了南昌，就剩我一个人和祖母、母亲在一起生活，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基本好转。
【赵克勤，毕业于武汉大学，是语言文字学者和著名编辑家，曾在北京大学从事17年的教学工作，后调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先后参与了《辞源》第二版、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也参加了多部工具书的编写，编辑过多部词典、专著，出版过《古代汉语词汇学》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