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毓汉，1918出生，泰安东平焦村人，兄弟三人，排行第三。
1933年，郑毓汉在东平县中附设师范班读书。一天，传来冯玉祥将军在长城喜峰口和古北口率众抗敌的消息，全校为之振奋。1937年下半年，抗战形势愈来愈紧迫。学校每日白天上课，夜间听尹校长报告抗战形势。
这年的12月25日，郑毓汉正在上课，突然警报声大作，接着就是刺耳的飞机声。敌机在低空盘旋几圈后开始轰炸，教室四周都是水，学生无处躲藏，只好都伏在桌底下。接着是一阵炸弹的爆炸声和房屋的倒塌声，比地震更吓人。敌机炸弹都投在县政府西南角和关帝庙前，炸死四人，伤几十人。
敌机轰炸后，全校师生四处奔逃，各奔前程。
日寇轰炸东平县城后，郑毓汉回到家乡。一日，正在地里干活，老同学宫宝廷告诉他老校长尹鼎祚在四区组织抗日游击队。郑毓汉找到尹鼎祚要求加入游击队，但因家中没有快枪而无法入伍。
郑毓汉无他途可想，就和大哥合开了一个小药铺。期间，同学王月如（王相臣）、郑云风（郑杰）、郑同轩常来小药铺讲述抗日形势。郑毓汉还因此结识了抗日工作人员李守恭和徐家保（徐维新）。
1938年的一天夜间，郑杰和焦履鼎找郑毓汉、郑树兰、李玉卿三人，讲明了抗日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问三人是不是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三人都说愿意。郑杰拿出三张党员登记表，让三人填好，同时宣读了党的组织纪律，并将三人组成一个党小组。三个月候补期满后，三人转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8年8月17日(农历7月22日)，伪军千余人侵占东平县城。农历8月14日，日军坐着汽车拉着大炮驶过须城，村口岗哨报警后村民逃往北山躲藏。日军在须城东门外用大炮向白佛山轰击，打完炮后退回县城。
此后，日军天天炸，居民天天跑，有时一天要跑好几次。有些人怕敌人黎明袭击，每天夜晚睡在临时搭起的草棚里或石棚沟、吃人窝。
不久后，抗日县长周持衡建立了抗日武装，下属三个营：五区的解庆芳为一营营长，六区的陈本清为二营营长，三区焦元绅为三营营长。一营由共产党员直接领导，政治工作较强，在韩山头和敌人遭遇，奋勇拼搏，损失较重。二营长陈本清打仗勇敢，有实战经验。在官庄屯阻击战中，当敌人疯狂扑来时，他脱掉上衣，赤膊上阵，端起机枪跃上壕沟向敌人迎头痛击。敌人伤亡惨重，退回县城，我方安全转移。
抗日形势进入相持阶段，东平环境急剧恶化。
东平三区据点林立，须城、尚庄、大洋、舍山口、王村、无盐、北城子都被敌人占据，我方前三年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几乎全部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县区干部转入地下活动，只能依托可靠关系（保垒户）开展和两面政权。郑毓汉的家乡焦村就是两面政权，有四个“堡垒户”，郑树兰、郑洪敬、焦履鼎和郑毓汉家。
1940年，三营营长焦元绅投敌，直接导致三区抗日形势急转直下。县委和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县府领导干部赵效三、四区干部侯阁臣、王相臣一起在虹桥村蔡兆水弹棉花的窨子里召开了驻驾村乡党员村长会。
赵效三说：“抗战到了相持阶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对敌要以政治斗争为主，分化瓦解敌人。在战术上要以小部队、武工队活动为主，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伪区长焦元绅正在建立伪乡村政权，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把咱的人打进去，当他们的乡、村长。这样的政权，叫做‘白皮红心’的乡村政权，也叫做两面派政权，即内心向我，表面应付敌人，把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结合起来，进行抗日。”
这样就使党员们认清了形势，工作上有了方向。
焦元绅建立的伪乡村政权，经过我区干部徐维新、侯阁臣等人的活动，选出邢德功、王元江为正副乡长，郑树兰当文书。1940年底邢德功调伪三区代办处主任（后任伪县代办处主任），王元江任乡长，郑树兰任副乡长，焦履鼎为文书。先后调入和发展了党员十余人，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焦履训任支书。
这个地下支部在县委直接领导下，联络和依靠抗日积极分子，在敌人心脏里搅得敌人晕头转向。这条伏线是郑杰埋下的。自从他介绍郑毓沂（郑毓汉兄长）和郑毓汉入党后，兄弟二人在村里以济世救人作掩护，做些抗日的宣传工作。
敌人在须城安设据点后，拼命向抗日根据地蚕食，设据点，周围村庄变为敌占区。焦家村的地主土围子里一度成为汉奸的据点。日军在“皇军安民”的欺骗告示下，准许恢复旧小学，以灌输他们的奴化教育。乘此时机，郑毓沂当了焦村小学的教师，郑毓汉则利用郑杰的关系到官庄屯小学当了教师，后又到须城小学教书。他白天在学校上课，夜间回家履行地下工作任务。
1941年以后，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增设据点。在三区大肆安设据点，挖封锁沟，建封锁墙，还在重要山路口设暗卡，以分割包围蚕食我抗日根据地。东平县区抗日干部被迫转入地下，昼伏夜出，以“堡垒户”隐身，和敌人周旋。县区干部赵效三、李诚、王相臣、徐维新、郑杰等是郑毓汉家常客。
1942年上半年，赵效三交给郑毓汉一份纪念崔宣平县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文稿，叫他抄几份，以便分发。下半年一个深夜，又交给他一份文稿，是向全县民众贺年的祝词。这些同志每次住郑毓汉家，都要讲国际国内形势。李诚还专门讲了共产党员一定要坚守民族气节的道理。
1943年，在我武装斗争和政治攻势的强大威力下，东平三区伪军连夜遁逃，龟缩城内，须城周围村庄解放。
县委重新分配工作：王元江任县公安局侦察股长；焦履训任三区助理员，后调任六区区长；郑树兰任县武委会供给股长；井庆福任县委司务长；李保树任新七区行政助理员。
这些地下党员在敌人心脏里经受了风险和考验，保证了县区干部的安全，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为营救我被捕人员发挥了大作用。全区有42个村干和抗日积极分子落入敌手，时称“42难民”，后全部被我地下支部营救出来，恢复了抗日工作。
在武器的保存和供应方面，当环境恶化时，区长郑杰将长枪20支、子弹300发交给王元江和郑树兰保存。形势好转后，又从地下挖出来武装了三区区队，同时通过各种关系，为地下工作人员购买短枪十支，又为区领导干部购买匣枪10支。
这批地下党员，功不可没。他们完成任务后公开了身份，老百姓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都是八路军！”
“中共东平县委员会”简称“县委”，是党内的绝密名称，对外称“政工室”。县委机关人员构成是：县委书记兼政委赵效三，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强子正，宣传部长王相臣，秘书陈士诚，组织干事是郑毓汉，司务长井庆福，通信员董庆顺，炊事员老许，合计8人。
机关一般三天转移一次，必须在黄昏后天亮前到达目的地，否则就要暴露目标。郑毓汉的主要任务是党务工作，如收缴各区、各部门的党费上交地委，按期登记、统计、存储、上报，做好新党员详细登记表，党员调动转关系，个别党员谈话等等。赵效三书记的讲话记录是用记在三合板纸订成的本子上的，开会时几天就是厚厚的一本，夜间行动时就由郑毓汉背着，遇到敌人扫荡时，事先要把文件存在夹皮墙里。
1944年冬，王相臣负责举办全县党员骨干训练班，郑毓汉参与筹备兵参加学习。学习人数共约20多人，学习的内容是国内外形势和怎样当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刘少奇的《论党》一书中的章节。对怎样当好党员和村干部这个话题，学习的形式是随意漫谈。
训练班后期，忽接到日寇要出城抢粮的情报，训练班提前结束。学员回区，王相臣带领县委机关干部六七人，连夜潜入土安村。黎明时分，一队敌人从辛庄村经过未敢停留，早饭时间，即听到山西面有枪声，正是芦泉屯方向。机关干部都爬上山顶看动静。
不到一小时，枪声停止，我军大获全胜。其中一名战斗英雄是焦村的焦履耕，他平时喜好武术，这次用大刀和鬼子搏杀，砍杀了许多鬼子。
1945年初春，县委在尚庄召开整风学习，参加学习的区级干部和县级科局长及部队连以上干部约百人。
5月中旬，机关移住北小屯天主堂内。一天傍晚，王相臣告诉大家，机关要立即南移至赤脸店。住下后赵效三书记才兴奋地说，今夜要听到炮声，并叫大家到附近村庄检查担架准备情况。
郑毓汉乘此机会回到焦家村，碰到郑树菊赶紧告诉他：“今夜要打县城了。”全村沸腾起来。
1945年5月17日20时，我军开始攻击，5月20日全歼敌伪军，东平县境全部解放。八年抗战，东平提前胜利。县委机关移驻古台寺，迎接新任务。
1945年夏，赵效三调专署工作，王玉珍任县委书记，王相臣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相臣主要精力放在古台寺的“减租、减息”和“倒租倒息”工作上。郑毓汉跟着他跑腿、传话、叫人、开会、记录和搜集整理资料，白天坐机关，夜里下基层。
“减租”“减息”，是根据中共中央1942年在老根据地实行的一种合理负担政策。原来地主和佃户五五分粮，租额要减25％。借贷关系的利息，由原来的三分利改为半分利。这样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抗战积极性。
1945年，东平解放，开始在古台寺进行“减租减息”试点，按以上政策，发动农民向地主清算。采用累计办法倒回的地租，地主开明一点的，如数交出；顽固不化的就开斗争大会；倒的钱粮，地主拿不出的，就用土地折价，归还农民。农民有了土地，生活大为改善，拥护抗战，积极参军。
1945年夏，东平县委机关移住一区梁家庄。
根据老办法，县委驻地就是群众工作的试点。县委派郑毓汉在驻地附近发动雇佃贫农，开展“双减”“双倒”运动。郑毓汉下到各村了解，新区群众和老区截然不同，怕变天的思想很严重。
针对这种顾虑，郑毓汉向积极分子、村干部反复说明：“哪些人是中央军？尹大鼻子是国民党，他不是也当了汉奸吗？就是中央军真来了，也不要怕，难道他们比日本鬼子还厉害？我们的八路军消灭了那么多鬼子……”
经过反复讨论，村干、积极分子们接受这些意见，顾虑渐渐解除了，局面很快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