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架野人传说由来已久，大有与尼斯湖水怪、外星飞碟、百慕大三角并称为当今世界四大未解之谜的架势。

而针对神农架地区是否真的存在“野人”的论辩也从未停歇，反对者认为时至今日都未发现一例野人活体或尸骨等直接证据，所谓的“野人”不过是利益驱使下人为造出来的噱头。

而支持者则根据不断发现的毛发、脚印、睡窝以及众多目击者的描述，认定野人真实存在，甚至有人不惜变卖家产，自费前往神农架地区开展追踪考察。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目击“野人”已达114次，约有260多人声称看到过“野人”，这些人中既有生活在房县等地的农民，也有教师、工人、干部和外来旅游者。

神农架这个地方方圆3000多平方公里，地势复杂，野生资源丰富，有大片林区都保持着原始风貌，这为未知物种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不过，环境适合存在未知生物和实际存在未知生物可是两码事。

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神农架野人的传说绝非出于旅游开发等目的而人为杜撰的噱头，因为神农架地区的开发已是上世纪末的事，而野人传说却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

二十四史之一的《南史·梁武帝本纪上》曾记载“郢城有数百毛人逾堞且泣，因投黄鹄矶，盖城之精也”；北宋的《太平御览》也有“南方有人，长三二尺，裸形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的记载，这里的毛人和魃都指的是野人。

除了正史之外，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的笔记中，也屡有“野人”形象的刻画，上至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下至南朝的《文选》，再到明朝的《本草纲目》，清朝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都记录下了不同时期目击者眼中的“野人”，归结起来都是：形似人，通体生毛，身高丈余（约2-3米）。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仍陆续有村民声称遇到或看到过神农架中的野人，在还不懂得炒作的年代，这些朴素的农民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但描述的也行却十分近似：高2米左右，通体有毛，奔跑如飞，吼声很大。

“野人”不仅有志书记载，而且有画像流传。1976年，房县红塔公社汉墓曾出土了一尊青铜铸的摇钱树九子灯，上面就发现了大眼粗眉，有头发，没有尾巴，身上披毛的“人形动物”形象。

对于野人的来源，清朝《房县志·杂记》作了如下记载：“房山高幽远，石洞如房，多毛人，长丈余，遍体生毛，时出噬人鸡犬，拒之者必遭攫搏……相传制之法，只须以手合拍，叫曰：“筑长城！筑长城！”则毛人仓皇逃去”，对于野人为何听到“筑长城”就会吓走，《房县志》解释说因为这些野人是秦朝时为躲避修长城徭役而逃入山中的难民。

《房县志》的这段记载，也成为众多坚信神农架存在野人的支持者的主要依据之一。如此看来，野人传说由来已久，而且形象趋于统一，绝非时人一时炒作所能造就的。

《房县志》的说法恐怕站不住脚。

首先，《山海经·中次九经》曾提到熊山（今神农架）中有一种身高一丈左右，浑身长毛，长发、健走、善笑的“赣巨人”，《国语》也曾说“木石之怪夔魍魉，越人谓之山犭劋，人面猴身”。

《山海经》《国语》都是秦之前的文献，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神农架野人的传说，跟秦朝无关。

其次，《房县志》中有段记载常常被人忽略，“秦时，筑长城人避入山中，岁久不死，遂成此怪”。也就是说，《房县志》提到的“野人”并不是逃徭役的秦朝难民的后人，而是活了2000余年的秦朝难民本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可见，所谓的“神农架野人来自秦朝逃避徭役的难民”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不过，这只是否绝了神农架野人是秦人难民的说法，并未否定神农架地区存在野人。

为了弄清楚野人传说的真相，中科院于1976年启动了三次大规模科考行动，规模最大时有32家大专院校的110名成员，另有56名解放军侦察兵，行程5000公里，涉及区域面积1500平方公里。

然而，除金丝猴的重大发现外，并未获得野人存在的任何客观证据。

因此，从1981年年底以后，国家层面的“野人科考”完全停止。这也意味着，国家层面已不再认可“神农架存在野人实体”。

但“野人传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已成为了湖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既然“野人”作为实体并不存在，那为什么千百年来，“野人”传说的生命力却如此顽强，流传这么久远呢？其实，这不过是另一种层面的曼德拉效应罢了。

正是由于神农架原始森林的神秘性，所以原本零散呈现的灵长类动物形象，逐渐变成了关于野人的集体记忆，甚至时间越久远，关于野人形象越具体和生动。以至于人们在恍惚间看到未知生物时，会先入为主的认为这里是神农架，类人生物一定是“野人”，这也成为人类继续构建野人集体记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