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徐永卿在上海出差，乘公交时，发现一名藏匿了14年的日本间谍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午后，上海虹口区三角地菜场人来人往。一辆公交车缓缓驶过，车上的徐永卿正望着窗外发呆。突然，一张熟悉的面孔闯入他的视线，那一瞬间，十多年前在济南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这个人，怎么会在这里？他不是早该被遣返回日本了吗？徐永卿的心跳加速，手心渗出冷汗。他记得这个人在济南时是多么和蔼可亲，曾经帮助过自己不少忙。可后来得知的真相却让他如坠冰窟。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会在上海？这14年来他一直在做什么？而这次偶然的邂逅，又将揭开怎样的历史谜团？

一、意外相遇与初步侦查

1957年8月15日，徐永卿作为福建某工厂的副厂长，奉命前往上海水产学院采购设备。当天下午三点，他乘坐31路公交车前往虹口区三角地站。车厢内乘客不多，徐永卿坐在靠窗的位置。

当公交车驶至三角地菜场时，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正在菜摊前挑选青菜。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瞥，但那张脸却让徐永卿浑身一震。这个人的面容他太熟悉了，正是1943年在济南铁路局工作时认识的日本工程师河下清谷。

徐永卿立即在下一站下车，快步返回菜场。他在菜场内外搜寻了近两个小时，却再也没有发现河下清谷的踪迹。为了确认自己的判断，他在附近的茶馆打听到，确实有一个开电器修理铺的日本人常来这里买菜。

第二天一早，徐永卿便放下在上海的工作，立即赶往南京。他通过南京警区警卫处联系上了老首长许世友。许世友得知是老部下来访，立即安排车辆将徐永卿接到中山陵8号。

在详细汇报过程中，徐永卿回忆起了1943年在济南铁路局的往事。当时，他作为地下党的外围人员，负责打入日本人内部搜集情报。河下清谷经常和他一起喝酒聊天，还帮他完成了一次在火车站张贴反日标语的任务。正是这次帮助，让徐永卿对他深信不疑。

然而在1944年初，徐永卿通过其他情报员得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河下清谷实际上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特务，他策划了多起破坏抗日根据地的行动，还成立了＂中日反战青年联盟＂作为诱骗进步青年的陷阱。

听完汇报后，许世友当即拿出纸笔，写了一份证明徐永卿身份的便条，并让他将详细材料直接寄给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两天后，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了这份重要情报，局长黄赤波随即指派资深政保侦查员吴一竹负责此案。

吴一竹带领调查组首先对三角地菜场展开排查。他们发现在虹口区确实有一家叫＂永兴电器行＂的店铺，开店的是一个自称从东北来的日本人。但当调查人员赶到时，店主已经搬离，只留下一间空置的店面。

二、河下清谷的真实身份

随着调查的深入，河下清谷的真实身份逐渐浮出水面。通过查阅1937年至1945年间的档案资料，上海市公安局专案组发现了这位日本特务的完整履历。

1937年，22岁的河下清谷应征入伍，被编入日本陆军第三师团。在新兵训练中，他表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和极强的适应能力。这些特点引起了军方的注意，1939年他被选送至北平＂北支那派遣军宪军司令部教习队＂。

在教习队期间，河下清谷接受了为期一年的特务培训。课程内容包括中文口语、文字、地方方言、中国历史地理、共产党组织结构以及特工技能训练。他不仅掌握了标准的北方官话，还专门学习了山东、江浙等地的方言。

1940年夏天，河下清谷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派往济南日军第十二军特务机关。在机关长河野悦次郎的直接领导下，他开展了一系列秘密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济南火车站附近设立＂亚蒙袜厂＂，以工厂为掩护，暗中策反被俘的八路军战士。

根据当年在袜厂工作过的工人证词，河下清谷每周都会挑选几名战俘进行单独谈话。他会用流利的山东方言与他们交谈，谈论家乡、亲人，甚至能说出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策反了多名意志不坚定的战俘。

1943年8月，日军预感战局不利，开始为战后布局。河下清谷被秘密调回日本，进入东京中野区陆军宪兵学校特工训练班。在这里，他和其他136名特务学员一起接受了为期半年的深度训练。

训练内容包括电器维修、摄影技术、商业经营等实用技能，目的是为这些特务提供战后在中国长期潜伏的职业掩护。河下清谷专门选择了电器维修作为主修科目。他在结业报告中写道：＂电器行业具有广泛的社会接触面，且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将会有更大发展空间。＂

1944年初春，河下清谷重返上海。他携带了一笔数额可观的活动经费，在虹口区开设了一家电器修理店。为了打造完美的商人身份，他刻意保持低调，专注于修理收音机、电扇等小家电，逐渐在居民区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从专案组掌握的资料来看，河下清谷在这14年间，至少三次更换了店铺位置，但始终没有离开虹口区。他还加入了当地的工商业联合会，定期参加商会活动，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勤恳本分的小店主。然而，这种平静的表象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活动？专案组决定扩大调查范围，深入挖掘这位特务的社会关系网络。

三、隐匿身份的完美伪装

专案组调查发现，河下清谷在上海的14年间，构建了一个严密的身份掩护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他在1945年与上海青浦籍女子张月华的婚姻。据张月华的邻居回忆，当时河下清谷自称是东北通化人，因战乱流落上海，在虹口区开设电器店糊口。

这桩婚姻为河下清谷带来了完整的社会关系网络。张月华的父亲是青浦粮行的老板，通过这层关系，河下清谷得以进入上海本地的商业圈子。他每周都会参加张家组织的麻将局，在牌桌上结识了不少本地商人。1947年，他还通过岳父的介绍，加入了虹口区工商业联合会。

在语言方面，河下清谷展现出惊人的模仿能力。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还能准确使用当地的俚语和谚语。永兴电器店对面茶馆的老板陈福生证实，河下清谷经常到茶馆喝茶，与客人聊天时总能说出一些上海老典故，让人完全听不出是外地人。

电器修理店则是河下清谷最成功的职业伪装。永兴电器店开业后，他专门聘请了两名学徒，一名负责收银，一名负责简单维修。河下清谷则主要处理较为复杂的维修工作。他的技术确实高超，在虹口区很快就打出了名气。

1950年，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永兴电器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河下清谷开始扩大经营范围，增加了收音机和电唱机的销售业务。专案组在走访中了解到，永兴电器店是虹口区最早经销上海无线电厂产品的零售点之一。

为了进一步融入社会，河下清谷还积极参与社区活动。1953年，他担任了虹口区第三街道商业小组的组长，负责协调区内商户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每逢节假日，他都会组织店铺员工参加街道的文娱活动，表现得格外热心。

然而，这种看似完美的伪装下也存在破绽。专案组发现，河下清谷虽然经常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但从不与人谈论自己的过去。每当有人问起他在东北的经历，他总是含糊其辞，转移话题。此外，他与妻子张月华育有一子一女，但从不让孩子去托儿所或学校，而是请了私塾老师在家教育。

更值得注意的是，永兴电器店的账目显示出异常。虽然店铺生意兴旺，但河下清谷的个人开销明显超出了店铺的收入。他不仅在虹口区买下了一套三层洋房，还在青浦为岳父建了新居。这些收入来源都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在对其社会关系的调查中，专案组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细节：河下清谷每月都会定期与几位固定客户见面，这些人都是在政府机关、工厂或科研单位工作的技术人员。这些会面通常发生在茶馆或者饭店，每次都持续两三个小时。

四、专案组的缜密侦破

1957年9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专案组在掌握大量证据后，决定对河下清谷展开全面监视。专案组组长吴一竹制定了＂三线同步＂的侦查方案：第一线负责对永兴电器店的24小时监控，第二线跟踪河下清谷的社会活动，第三线深入调查其往来密切的技术人员。

在对永兴电器店的监控中，专案组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每天清晨五点，河下清谷都会独自在店内进行半小时的无线电操作。通过技术手段，专案组捕捉到了这些无线电信号，并请来密码专家进行破译。经过分析，这些信号采用了日本特务机关常用的＂樱花密码＂，内容涉及上海地区的军工企业、科研院所等重要情报。

第二线的调查人员通过对河下清谷社交圈的渗透，发现他经常出入位于四川北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这家店的老板山本一郎表面上是个普通商人，实际上曾是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报务员。专案组在该店安插的线人证实，河下清谷每月都会在这里与几名日本商人会面，互相交换信息。

最关键的突破来自第三线。专案组对河下清谷接触的技术人员进行摸排后，锁定了上海无线电厂的工程师李明和上海仪表厂的技术员张志远。这两人都是通过修理电器结识河下清谷，之后发展成了＂忘年交＂。经过调查，李明和张志远都承认在酒后向河下清谷透露过工厂的技术资料和生产计划。

9月15日，专案组在上级部门的批准下，开始实施抓捕计划。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利用河下清谷每周例行去青浦探望岳父的机会实施抓捕。当天上午九点，河下清谷像往常一样搭乘公共汽车前往青浦。在途经枫泾镇时，便衣警察以临时检查为由将其控制。

搜查行动同步展开。在永兴电器店的地下室，专案组发现了一部精密的无线电发报机，以及大量用特殊药水书写的情报文件。在其住所的阁楼夹层中，警方还搜出了一本详细记录上海地区军工企业分布的笔记本，以及多份上海港口设施的测绘图纸。

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在河下清谷的保险箱里。箱内除了大量现金和金条外，还有一份1944年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颁发的特别行动证明书，证实他确实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同时，保险箱中还保存着一份完整的联络网名单，涉及多个在华潜伏的日本特务。

经过突击审讯，河下清谷承认自己确实是日本特务机关派驻上海的情报员。他供述，这14年来一直在收集上海地区的军事、经济情报，并通过无线电定期向日本方面汇报。他还交代了与其他特务的联络方式和暗号，为专案组进一步破获日本特务网络提供了重要线索。

五、特务网络的全面瓦解

河下清谷的落网引发了一场波及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特务清剿行动。根据其供述和保险箱中的名单，专案组绘制出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图。这个网络以上海为中心，辐射苏州、无锡、南京等地，涉及人员超过50人。

1957年10月，专案组分别在上海、苏州、无锡三地同时展开行动。在上海，四川北路的日本料理店老板山本一郎在准备关店时被捕。搜查中，警方在其店内的地窖里发现了一部与河下清谷同型号的无线电发报机，以及大量情报文件。经审讯，山本一郎承认自己是该特务网络的中转联络站。

苏州专案组在阊门附近一家照相馆内抓获了化名＂王德明＂的日本特务田中浩二。这家照相馆开业十年，在当地颇有名气。专案组查明，田中浩二利用照相馆的便利，经常为各机关单位拍摄工作照，借机搜集情报。在其暗房内，警方搜出了大量苏州地区重要设施的照片底片。

无锡的行动同样收获巨大。专案组在运河边一家茶叶店内抓获了特务木村健一。这位＂茶商＂实际上是整个特务网络的会计，负责管理和分发活动经费。专案组在其住所查获了一本详细的账本，记录了近五年来网络成员的活动经费支出，总额高达数十万元。

10月下旬，专案组开始对情报网络的外围成员进行清查。在上海，包括无线电厂工程师李明、仪表厂技术员张志远在内的12名工作人员被传讯调查。经查，这些人大多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河下清谷利用，通过闲谈或酒后吐露了单位的技术资料和生产情况。

11月初，专案组对搜获的所有文件和物证进行了系统整理。通过对无线电通讯记录的分析，专案组发现这个特务网络主要收集了三类情报：军工企业的技术资料、重要基础设施的分布情况、以及各地工业生产统计数据。这些情报经过整理后，通过设在香港的秘密联络站转运至日本。

专案组还发现，该特务网络采用了极为严密的组织方式。网络成员之间分为三个层级：决策层、联络层和外围人员。每个层级之间都采用单线联系，互不了解其他成员的真实身份。河下清谷作为决策层成员，直接掌握了联络层的五名骨干，但对外围人员一无所知。

截至11月中旬，专案组共抓获特务网络成员27人，其中日本籍特务8人，中国籍成员19人。在搜查行动中，共缴获无线电发报机6部、照相机8台、各类密码本12本、情报文件386份，以及大量现金和金银财物。

这次行动还揭露了日本特务机关的长期布局。据审讯材料显示，早在1944年，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就预感到战争即将失利，开始在中国各地埋设＂睡眠特务＂。这些特务经过专门训练，掌握了各种实用技能，能够以普通职业为掩护长期潜伏。河下清谷等人正是这批＂睡眠特务＂中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