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情干部郑育之的女儿记忆里，父母都是真正的革命者。她说：“我的父辈，真的可以为了党和人民牺牲自己一切……他们都曾是左联成员，与鲁迅、冯雪峰、丁玲等并肩战斗。”
晚年，在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生涯时，郑育之对潘汉年对她的教诲，依然在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1936年10月21日，在见到郑育之时，中共驻沪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告诉她：“今晚穿得时髦点，带你去见一个人。”
郑育之是一个广东姑娘，原名郑玉墀，曾在上海虹口崇德女中读书。期间，在老师林楚君（中共党员）的启发教育下，郑育之的思想不断进步。
1933年2月，在杨乃生的介绍下，郑育之参加了共青团。
后来，郑育之在聆听了左翼作家丁玲题为《如何作文》的演讲后，受到左翼文学影响，加入了左联组织，开始参加革命。
那时候，郑育之承担左联的发行工作，以及负责崇德女中和文化学院附中的学生工作。在左联工作期间，郑育之认识了一位叫做周文的有志青年。
周文也是一位革命者，于1932年年底来到上海，在左联担任小组长，负责左联内部文件的刻印发行工作。在此期间，周文在丁玲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郑育之因工作需要，与周文的接触较多。在接触的过程中，郑育之和周文之间产生了感情，并逐渐升华为爱情。
4月，在组织的同意下，郑育之与周文结了婚，成为了一对革命夫妻。
9月，郑育之和丈夫周文接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的指示，参与上海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工作。
此后，郑育之和丈夫周文开始了与冯雪峰共同工作的的革命生涯。在革命的过程中，郑育之和丈夫周文与冯雪峰之间快速建立了信任和友谊。
后来，冯雪峰因为身份暴露，被党中央调离上海，前往了江西瑞金。
1934年，郑育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由于江苏省委、文委遭到敌人的破坏，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郑育之应聘为小学老师。
那时候，郑育之并没有在穿搭上投入太多的精力，平时只穿蓝布衣服、平底鞋，看起来比较随意。
1936年4月，在鲁迅的帮助下，郑育之的丈夫周文再次见到了冯雪峰。此时的冯雪峰，是受中共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返回上海工作的。
见面后，冯雪峰向周文传达了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和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以及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谈话期间，冯雪峰要周文担任中央驻上海联络局的交通工作。此后，郑育之除教学工作外，也为丈夫周文担任掩护工作。
此时，在冯雪峰的要求下，郑育之虽然穿上了高跟鞋，但还是很不习惯，只要进门后，便赶紧坐在座位上，将高跟鞋脱下来，光着脚休息。
对此，冯雪峰也没有过多干涉。然而，10月21日这一天，冯雪峰却突然要她穿的时髦一些。
听了冯雪峰的话，郑育之赶紧回到家里，将姐姐们穿的时髦衣服借来，穿在了自己的身上，跟着冯雪峰乘坐一辆出租汽车，开往了新开张的新亚饭店。
来到新亚饭店后，郑育之才知道，他们要见的人叫做潘汉年，是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这也是郑育之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对此，郑育之在晚年回忆说：
“我看到一位戴眼镜，脸上有些麻点的人，正严肃地注视着我。我感到不好意思，对他点头笑笑，原来他就是潘汉年同志。雪峰同志简单地作了介绍，并嘱我以后叫他严先生，又向潘说明我是他们的内部交通。”
在与冯雪峰谈了一会儿工作后，潘汉年指着郑育之，对冯雪峰说：“”花些钱叫她到旧货店买件秋大衣，打扮打扮。其实，东西很便宜，花上二三十元就可以从头到脚都换新了。我这套西装才二十元，加上皮鞋、衬衣等等，只不过三十元，是很便宜啊！
说完后，潘汉年又看着郑育之，说：“以后你来之前，先打个电话给我，并注意是否有人盯梢！”
关于潘汉年对她的工作指示，郑育之在后来回忆说：
“我听了这些话，不知如何回答。他没有一字一句的批评，只是指出我的装扮和行动与环境不相称，教育我作为一个党的机密工作者，要象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扮演什么脚色就得深入角色，演得逼真，否则会影响党的事业。
他的这些教导，使我感到作为中央派来上海开展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交通员，责任重大，绝不能损害他们的安全。”
此后，郑育之便开始接受潘汉年、冯雪峰的领导，为潘汉年和冯雪峰等人传递信件。也是从这以后，郑育之开始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并且下功夫练穿高跟鞋。
然而，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女情报员，郑育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过程中，潘汉年给予了她耐心的指导。
有一次，郑育之带着冯雪峰交给他的一封信，来到潘汉年所在的新亚饭店。
见到茶房（服务员）带进来的郑育之时，潘汉年显得非常热情，一边让茶房沏茶，一边向茶房要菜谱，点菜请郑育之吃饭，还当着茶房的面夸奖饭店的“狮子头”是一道特色名菜，比上海市其他的饭店都好，一定要请郑育之尝尝。
然而，在茶房拿着点好的菜离开后，潘汉年当即变了一副脸孔，将郑育之递过来的信件拆开，认真地看了起来。对此，郑育之说：
“茶房听了，高高兴兴地退出去了。这时，他沉默起来，拆信细看，那种严肃、认真的神态与刚才轻松、潇洒的举止，判若两人。我感到他是多么熟悉当时上海社会上爱夸爱捧的风气，又是多么熟练地掌握上海社交中的一套礼节啊。”
饭菜上来后，潘汉年叫郑育之吃饭，自己则一边吃饭，一边给冯雪峰写回信。
在接过潘汉年写好的信后，郑育之已经吃饱了。于是，郑育之便将信装到包里，准备历来。
这时，潘汉年说：“你应该陪着我吃完饭啊！”
听了潘汉年的话，郑育之感到有些尴尬。后来，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郑育之说：
“我只好傻笑，寻思自己太不懂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了。从外表看，这顿饭是为我安排的，岂能半席而退，这不是给茶房一份思索的资料吗？如果认为我是翻脸而去的，那么以后怎能再来？如果认为我是个‘白相人’，又怎能不伺候主顾把饭吃完？
不管怎样，反正不能半席而退。当时上海各个旅馆都潜伏着反动派的暗探，有些茶房就是暗探的耳目，甚至本身就是暗探。这些，我都欠考虑，经他提醒，我安心坐下陪他吃饭。”
后来，在潘汉年一次次一言一行的教导之下，郑育之逐渐成长了起来，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女情报干部。
对此，郑育之心里十分感激。晚年，在回忆起潘汉年对她的教诲时，郑育之的眼中充满了无限深情，说：
“漫长的岁月消逝难返，但潘汉年同志的形象却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