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除了私交以外，还一种共同的情感，叫做爱国。因此，也不是说，两个人之间只要没有私交，就不会有支持。
张学良和史良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支持。这种支持，源于中华民族最深层、最持久的共同情感：爱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侵占了东北。作为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主动将东北军撤往关内。
那时候，张学良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甚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还在北平协和医院发表了一个讲话：
“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很快，张学良的头上便多了一顶帽子：不抵抗将军。
那时候，张学良还跟着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国联的身上。后来，国联作出了一个要求日方撤军的决议。然而，日本根本就不把国联当回事，对国联的决议不加理会。
对此，张学良曾说：“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
此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便成为了一支流浪的军队，不断地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辗转与中国大地，而这样的转战不是为了抗日，而是进行“剿共”打内战。甚至连张学良本人也不得不承担了丢失东北的责任，带着老婆孩子到欧洲去考察。
说是考察，可是又考察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躲避国内的舆论。出了国，张学良可以耳根清静，蒋介石可以用时间淡化舆论。
1934年1月，在国内一片抗日反蒋的口号声中，张学良离开欧洲，回到上海。
不久后，张学良便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认为抗日必须和蒋介石合作，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
这样的一个书面谈话，对于蒋介石来说，实在是一把双刃剑。一面维护了蒋介石统治地位，另一面则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
后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张学良，希望得到这个异姓兄弟的支持。
对此，张学良表示同意，便担任了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蒋介石自兼的总司令职权，开始与红四方面军作战。而蒋介石则对在江西的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
此时，张学良不想打内战，想要带着东北军抗日。然而，他觉得仅凭东北军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同蒋介石合作，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后，再与日军作战。
然而，张学良的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剿共”作战，红军虽然受到损失，但在长征中逐渐变得强大了起来。
1935年，日本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加紧了对华北的入侵。这些都深深刺激了张学良和东北军，促使他不得不对如何才能抗日的问题，进行反省。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学良的心里发生了改变，开始认同共产党主张的抗日统一战线，谋求与共产党接触。
9月，蒋介石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了总司令，并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的职权，让张学良继续带着东北军“剿共”，一方面消耗红军，一方面削弱东北军的军事实力。
在与红军作战期间，张学良在一次次的失败中，逐渐否定了蒋介石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开始想办法逼迫蒋介石抗日，并与共产党开始进行实质性的接触。
1936年4月，在与周恩来会谈后，张学良感觉到了史无前例的畅快，积压在心中多年的一口闷气，终于在大笑声中喷发而出。
之后，张学良多次上书蒋介石，要求抗日，但均遭到了蒋介石的严词拒绝。对此，张学良越来越无法忍受。
那时候，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史良与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等人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到南京进行了请愿。
11月23日，蒋介石按照“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危害民国”的罪名，下令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其中，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同志，
史良，1900年3月27日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字存初，曾就读于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后在上海法政大学学习了法律。
在上海法政大学读书时，史良参加了该校学生反对校长只重金钱不管教学质量的斗争。在4个学生因此被开除后，史良公开与校长讲理，还把校长讲得理屈词穷，下不了台。
后来，史良与100多名参加护校团的同学主动脱离了上海法政大学，转入上海法科大学学习。
在取得律师证明后，史良办理了许多案件，成为了有名的大律师。后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史良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还担任了的执行委员。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宋庆龄、沈钧儒和史良等当选为执行委员，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这年12月，醒悟过来的张学良，抱必死之心驾驶军用飞机来到洛阳，准备向蒋介石强谏，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见到蒋介石时，张学良主动提到了“七君子事件”，故意提高了嗓门问：“他们犯什么罪？如果说他们有罪，那就是爱国之罪！”
紧接着，张学良又对蒋介石说：“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两样？！”
听了张学良的话，蒋介石气得浑身颤抖，大吼道：“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我是委员长，我没有错，反对我就是奸党暴徒！我就是中国，中国没有我不成！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如不然，就把你换掉！”
对于蒋介石的怒火，张学良是有心理准备的，便顶撞道：“你不要以为你的政绩就那么清明！没有人批评你、斥骂你吗？”
紧接着，张学良又说：“其实骂你的人大有人在！只不过在乎你的地位，别人不敢当面讲就是了。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不许抗日，东北军我就没法子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你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
可想而知，这一次的谈话，注定是不欢而散的。最终，张学良摔门离开，蒋介石自然脸色发紫。
张学良虽然没有直接为史良发声，但为了公义，还是指责了蒋介石。然而，蒋介石也是不可能在张学良的指责声中，释放史良等人的。
在监狱里，史良拒绝了诱降阴谋，坚持了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
后来，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中共中央的敦促和宋庆龄等国内外友人的帮助下，史良才被营救出狱。
建国后，史良担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司法部长，是新中国人民司法工作的开拓者和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被毛主席称赞为：女中豪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