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颖超才得知周总理当年摔伤的真相，她说：难怪江青哭了

周恩来总理的右臂总是弯曲着，无论是在走路还是做报告时，这个姿势成了他的标志性动作。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他的个人习惯，就像列宁喜欢把手插在坎肩口袋里，斯大林总爱握着烟斗一样。但实际上，这个姿势背后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他的右臂曾受过严重伤害，无法完全伸直。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刚从重庆返回延安，便前往毛泽东处汇报情况。当天，毛泽东收到了两份邀请，分别是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和马列学院请他作报告的请求。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恩来，你刚从后方回来，大家对当前的局势都很关心，不如你去中央党校作报告，我去马列学院，这样我们就能同时满足两边的需求。”

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那时，江青刚和毛泽东结婚没多久，她也在场，就向毛泽东提出：“我也想听听周副主席的报告。”

毛泽东直言：“你的职务等级还不够。”

江青表示，他们只是去参加一些学习活动而已。

毛泽东建议道：“不如你随我一同前往马列学院学习。”

江青接着表示：“报告结束后，我还想欣赏一些文艺节目。”

毛泽东简短地回应道：“行，你与周副主席一同前往。”

在杨家岭到中央党校的路上，需要跨过延河。正值夏天，河水猛涨，水深及腰，车辆无法通行，只能骑马渡河。毛泽东安排他的警卫参谋蒋泽民陪同周恩来一起上路。他们的行进顺序是：先是一名警卫员，接着是周恩来，然后是另一名警卫员，随后是江青，蒋泽民则走在最后。

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的同志都清楚，陪同领导骑马出行时要严格遵守次序，不能超到前面，更不能策马奔跑，这是硬性规定。江青刚开始学骑马的时候，蒋泽民就反复跟她强调过这一点，她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一行人刚渡过延河，江青突然兴致大发，猛地夹紧双腿，挥动马鞭，狠狠抽在马身上。马儿受惊，迅速加速，瞬间超过了周恩来。周恩来担心江青的安全，立刻催马追赶，紧紧跟在后面。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事情出了岔子：一只狗突然从农户院子里冲出来，直奔江青的马，边叫边扑。江青一下子慌了，赶紧调转马头，结果正好撞上了后面赶来的周恩来的马，直接把周恩来撞下了马。周恩来久经沙场，骑术了得，摔下马的那一刻，他意识到这一摔非同小可，得护住头部，于是立刻用右手护住头，右臂却重重戳在地上，导致粉碎性骨折。

周恩来不慎坠马后，蒋泽民等人迅速上前搀扶，将他护送至中央党校的会客室。中央警卫处随即派遣医生前来，对周恩来的伤口进行了初步处理。医生关切地询问：“您是怎么从马上跌下来的？”

周恩来解释道：“这次意外是我自己疏忽导致的，估计是太久没骑马，技术生疏了。”

完成伤口处理后，周恩来强忍疼痛为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学员进行了专题讲座。报告结束后，他被紧急送往党校医务室接受进一步医疗护理。

在周恩来受伤的情况下，蒋泽民虽然感到处境尴尬，但依然恪守职责，将事件详情如实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直接斥责江青：“你这是在搞什么名堂！耽误了多少重要工作！”紧接着，他安排秘书叶子龙前往探望周恩来，传达自己的关心。

八路军卫生部邀请了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爱德华和巴苏三位医生为周恩来进行治疗。由于延安当时的医疗设施非常简陋，三位医生在处理好周恩来的伤口后，只能为他打上石膏。巴苏医生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这段经历。

1939年7月10日晚十点，张部长邀请我们一同前往探望周恩来。周恩来在骑马时不慎跌落，导致右臂肘部以下骨折。延安的顶尖医生迅速赶到，为他做了X光检查并处理了伤口。我们注意到他正用左手练习书写，显然他已经意识到，未来一段时间内右手无法使用。

在长达一个半月的治疗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坚守工作岗位。由于右臂打了石膏，他不得不艰难地用左手处理文件和起草电报。尽管身体不适，周恩来仍在8月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坚持发表了长篇讲话，忍受着剧烈的疼痛。

8月18日，三位印度医生对周恩来的右臂进行了复查，结果显示骨折愈合情况不佳。尽管进行了强力按摩和热敷，右肘仍然只能半弯曲，无法完全伸直，同时右臂肌肉也开始萎缩。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建议周恩来前往苏联接受更先进的治疗。

周恩来回应道：“主席，当前工作繁忙，实在无法抽身离开。”

毛泽东提出：“你可以一边治疗一边工作，欧洲的形势。”周恩来听后表示同意。

邓颖超那时仍在重庆任职，周恩来骑马时不慎摔伤右臂，托人带信告知她伤势不重，很快就能恢复，让她不必担心。邓颖超因此并未过于忧虑。然而，当她得知周恩来需要前往苏联接受治疗时，才意识到他的伤情远比想象的严重。于是，她立即向中央请示，请求一同前往苏联以便照料。中央迅速批准了她的请求。

8月27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等一行人从延安启程，搭乘飞机前往迪化（现乌鲁木齐），并在该地停留了四天。在此期间，周恩来不仅与邓发、陈潭秋等新疆地区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会晤，还与当时掌管新疆的盛世才展开了四次重要对话。

9月14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苏联政府安排他入住克里姆林宫医院。苏联方面派遣多位顶尖专家为他进行了三次详细会诊，最终给出了两种治疗方案。

首先，可以考虑将肘关节进行分离并重新连接。这种方法能让手臂活动更加灵活，但需要进行两次手术，康复周期也相对较长。尽管无法保证完全恢复到受伤前的状态，但整体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另一种方法是不进行手术，而是通过强力拉伸已经愈合的肌肉来恢复手臂功能。虽然这种方法耗时较短，但效果并不理想，最终手臂只能伸展到40度到60度的范围。

苏联医疗团队最初建议采用第一种治疗方案，但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了不同选择。他表示："国内事务繁多，无法长期在国外接受治疗。只要能维持正常工作和生活，我就满足了。"这一决定反映了周恩来以工作为重、心系国家的态度。他权衡利弊后，选择了更适合当前工作需求的治疗方案，体现了其务实作风和责任感。

9月19日，医疗团队为周恩来实施了手术，仅移除了少量突出的骨组织。术后一周，医生拆除缝线，确认伤口已完全愈合。随后，治疗重点转向康复阶段，包括按摩、电疗、功能锻炼和水疗等方法，旨在促进萎缩肌肉的恢复，逐步恢复手臂的运动功能。

周恩来进行治疗时，忍受了极大的痛苦。由于需要反复接受强力拉伸，他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据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那种疼痛程度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范围。他感叹道，从未见过像周副主席这样意志坚定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治疗时特意不让夫人邓颖超在场，而且在她面前也从未表露过自己所承受的巨大痛苦。

经过一系列高强度康复训练，周恩来的右臂功能迅速恢复，已经能够完成基本的手部伸展和弯曲动作。他对康复进展表示欣慰，并说道："恢复到这个程度我很满意，现在又能正常工作和生活了。"

然而，人们都清楚，周恩来的右臂虽然恢复得比预期好一些，但彻底康复是办不到的，这只手终究会留下部分残疾。

在病情逐渐好转的阶段，周恩来依然坚持用右手书写，完成了一份长达110多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他将这份文件递交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并亲自做了口头汇报，详细阐述了中国当前的局势以及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战略方针，让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40年3月26日，周恩来带领团队顺利抵达延安。自那以后，他的右臂始终无法完全伸展。

周恩来的晚年生活深受右臂病痛的困扰。一次用餐时，几粒米饭不慎粘在他右手小指下方。由于右臂活动受限，他无法像常人那样灵活地用手将饭粒送入口中，最终不得不放下餐具，改用左手完成这一简单的动作。这一细节生动体现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不便与艰辛。

1958年夏季，北京十三陵水库建设启动，周恩来携警卫员赵杰前往参与为期三天的志愿服务。工地管理人员考虑到周恩来右臂有伤，特意为他安排了较为轻松的工作。然而，周恩来坚持不接受特殊照顾，他亲自挥镐挖土、铲土装车。由于手臂不便，他的动作显得不够协调，镐头难以准确落地，装车效率也不高。

周恩来被指派去推独轮车，但由于他双臂用力不均，导致车辆失去平衡，车上的石块全部倾倒在道路上。

赵杰看到这情况，对周恩来说：“总理，咱们一块干吧，我推车，您拉车。”可赵杰一使劲，周恩来就使不上劲了，他觉得赵杰是在照顾自己，故意不让他干活。

在这三天里，赵杰既要确保周恩来能够参与劳动，又得时刻他的身体状况，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事后他回忆，自己那几天简直是在做“脑力劳动”。

从1963年12月14日到1964年2月4日，周恩来在陈毅外长的陪同下，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非洲和阿尔巴尼亚之行。这次访问共涵盖了十个非洲国家。在埃塞俄比亚期间，当地政府以最高规格接待了周恩来，特别安排他下榻于国家迎宾馆。

在访问的第三天上午，按照埃方的计划，周恩来和随行人员前往首都郊区的一处农场进行考察。当天正逢降雨，周恩来与东道主在离开宾馆主楼时，因台阶湿滑不慎滑倒。摔倒过程中，周恩来本能地用右手支撑身体，导致右手再次受伤。

尽管右手伤情严重，周恩来仍然坚持原定行程，在完成埃塞俄比亚访问后，继续前往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索马里。在索马里为期三天的访问中，面对当地各界人士频繁的握手致意，周恩来的右手因过度使用而肿胀，疼痛难忍。然而，他以顽强的意志力忍受着不适，始终以热情的态度与每一位来访者握手。这一幕让陪同的陈毅深感心疼，却也无法劝阻。

1964年2月4日，周恩来完成了所有外访行程，登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班。他在座位上坐定后，立即让随行医生为他进行冷敷以缓解疼痛，同时向陈毅表示：“接下来的十天里，我得把手上的伤彻底治好。”

周恩来做出这样的表态，是因为他即将在2月14日率领代表团出访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三国。在正式外交场合中，与各国政要的礼节性握手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倘若手上带伤，势必会影响外事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必须确保手部完好无损。

周恩来返回国内后，立即前往解放军301医院接受全面检查。经过专家团队的详细会诊，最终诊断结果显示：尽管他的右手并未出现骨折，但“伤筋动骨一百天”这句老话依然适用，预计康复时间不会比骨折短，至少需要两个月才能完全恢复。

周恩来认为两个月疗程过长，决定暂不接受治疗。陈毅随即与卫生部沟通，卫生部提出中医在骨伤治疗方面有其独特且有效的方法，建议请中医骨伤科专家为周恩来诊治，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陈毅将卫生部的建议传达给周恩来后，周恩来突然想起什么，笑着回应：“哦！贺老总之前跟我提过，四川有个姓郑的武术高手，专门治跌打损伤，特别厉害！”

周恩来立即联系了贺龙，贺龙迅速赶到现场。得知周恩来的伤势后，贺龙轻松地安慰道：“总理，别担心，这事好办，只要找到郑怀贤先生就行！”

周恩来询问：“这位郑先生的能力真有这么强？”

贺龙对总理说道：“让我给您详细说明一下郑先生的具体背景……”

贺龙向周恩来提到，郑怀贤是西南一带很有名气的武术高手，同时也在中医领域颇有造诣，尤其擅长治疗骨伤。贺龙曾经不小心弄伤了右手拇指，专门请郑怀贤来治疗。郑怀贤通过按摩和敷药的方式为他处理伤处，结果第二天贺龙的手指就恢复了。贺龙对此感到非常惊讶，说道：“我之前也让警卫员试过同样的方法，怎么就没效果呢？”

周恩来在听取贺龙的描述后，决定寻求郑怀贤的帮助来治疗自己的病情。2月7日晚，他与邓颖超一同飞抵成都，入住后便立即表示：“希望郑怀贤先生能来一趟。”

郑怀贤一开始听说有位中央领导要来求医，但万万没想到，推门进来的竟然是周恩来总理！他瞬间心潮澎湃，站在原地深深地向周总理鞠了一躬。

周恩来迅速与郑怀贤握手，随即请他落座。就在周恩来准备说明自己的伤情时，郑怀贤抢先说道：“总理的手部伤势并未伤及骨骼，主要是软组织受损较重，加上未能及时接受适当治疗，导致了肿胀和疼痛。”

周恩来听到这番话，脸上立刻露出惊讶的表情，连忙问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些情况的？"

郑怀贤表示：“在总理与我握手的瞬间，我便察觉到了。”

周恩来称赞道："郑大夫的医术确实精湛，名副其实。" 他用简洁的话语表达了对郑医生高超医术的认可。

经过郑怀贤的一番手法治疗，周恩来明显感觉手部不适有所缓解。他略带惊讶地向邓颖超说道："没想到经过郑医生的按摩，手上的疼痛感这么快就减轻了。"

郑怀贤为周恩来敷完药后，叮嘱了饮食注意事项，并解释道：“这药见效很快，24小时内就能看到明显效果。明天我会再来为总理进行后续治疗。”

郑怀贤的草药效果显著，当晚周恩来就发现伤处疼痛明显减轻，不再像之前那样疼得睡不着觉，终于能安稳地休息了一整夜。

隔天，郑怀贤再次为周恩来进行诊疗。在治疗过程中，两人聊起了日常琐事。周恩来随口问道：“郑老，您今年多大了？”

郑怀贤表示，他出生于1897年。

周恩来微笑着说道：“我比您年轻一岁。您的体重是多少？”

郑怀贤给出的体重是127斤。

周恩来接着微笑着问道：“我的体重比您轻一斤。请问您身高多少？”

郑怀贤回答道：“我的身高是172厘米。”

周恩来笑着说道：“太巧了，我又比你矮了一厘米。看来，我在各方面都比你稍微逊色一些啊！”

在2月7日至12日期间，郑怀贤为周恩来进行了六次治疗，使他的手部伤势基本恢复。在分别时，郑怀贤提醒周恩来：“总理，您每次出访都要频繁与人握手，这对您的手伤完全康复并不好。我教您一个姿势，这样握手时对方不会让您感到疼痛。”

周恩来在郑怀贤的指导下，学习了一招中国擒拿术的技法。经过实践，他发现这招确实管用，于是由衷地向郑怀贤表达了谢意。

按照既定安排，周恩来如期访问了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三国。得益于郑怀贤传授的握手技巧，他的手掌在这次出访过程中未再感到不适，最终圆满完成了外交任务。

周恩来对自己受伤的具体情况始终守口如瓶，直到1977年，他的前卫士长成元功偶然从毛泽东的前警卫员王来音那里得知了真相。王来音是当天护送周恩来前往中央党校的警卫人员之一，他亲眼见证了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

成元功一听说这事，立刻赶到中南海见邓颖超，告诉她找到了关键证人。他原以为邓颖超早就了解周恩来受伤的内情，没想到她对此一无所知。听完成元功的详细叙述，邓颖超这才恍然大悟，说道：“难怪当年我从重庆回延安后，江青特意来找我，说她常去看望恩来，还难过得哭了。我当时不明白她为什么哭，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才知道这事跟她脱不了关系。”

在漫长的岁月中，周恩来总理的右臂因伤致残，这一直是他身体上的负担，却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品格。谁能断言，正是这只受损的手臂，反而增添了他非凡的气质？在周总理逝世47周年的今天，我们再次深切悼念这位伟大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