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读日本史》作者：张宏杰
在上一节，我们谈到了日本通过向中华文明学习，实现了从旧贵族时代向幕府时代的飞跃。接下来，我们就从最后一个幕府——江户幕府讲起，看看日本是怎样在历史的关键路口快速转向，通过明治维新全面而深刻地拥抱西方文明。
固化的江户时代
在上一节，我们提到了室町幕府时代的两位乱世枭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他们和之后建立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一起，被称为日本的“战国三杰”。如果说两位前辈像秦始皇一样气势磅礴，那么德川家康则更像是朱元璋，低调而谨慎。
和朱元璋一样，德川家康也建立了一整套制度，束缚住社会各阶层的手脚，不让他们乱说乱动，从而把可能危及统治的所有风险都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江户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固化，而固化导致了稳定，在长达265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
那么，具体来说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江户幕府设计的第一道制度绳索，是用来捆束天下大名的。幕府把日本土地的四分之一留给自己作直辖地，其它的则封给了270个大名。这些大名分为三类，一类是将军的亲戚，第二类是之前一起打天下的老哥们，他们都被安置在战略要地上。
第三类大名的关系则疏远得多，都是些在内战后期才与德川家站在一起的盟友，或者战败投降的敌人。他们通常被安置在偏远地带，并且和前两类大名的封地像插花一样交错在一起，目的就是加强自己人对“外人”的监视，以防其犯上作乱。
此外，江户幕府还制定了《武家诸法度》，不仅规定大名及手下的武士该如何治藩理政，也约束他们如何穿衣，如何坐轿，甚至要和什么样的人结婚。这些规定非常繁琐，只要大名和武士们稍有不谨就会触犯，进而被绳之以法，以儆效尤。
另外，江户幕府还制定了“参觐交代”制度，要求各地大名每隔一年就要到江户谒见。这样不仅有利于幕府的控制，还能消耗各藩的财力，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如果某个大名比较富裕，将军还会让他承担大型土木工程，以此消耗掉他的钱财。
最后，江户幕府颁布“一国一城制”，要求一个大名只能保留一座城堡，并且经将军审批后才能翻新加固。1618年广岛城遭遇台风破损严重，藩主没等将军的批准文书到达就开始修缮，结果被予以重罚，没收了大部分的领地。
这是第一道制度绳索，江户幕府用它捆住了大名们的“造反”野心。幕府的第二道制度绳索是针对民众的，目的就是把天下万民的等级固化，打掉民众的造反野心。他们把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各等级不能改变固有的职业，也不能跨等级通婚。
其中士就是武士，可以担任官职，并有佩带刀剑的特权；但他们没有一寸土地，必须生活在主君所在的城市，靠微薄的俸禄养家糊口。更痛苦的是，武士的俸禄只能由长子继承，次子只能自谋出路，甚至成为四处漂泊、衣食无着的浪人。
武士之下的农民同样艰难。他们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同一块土地上，不能买卖土地，也不能迁徙，要缴纳的地租高达50%，还要承担各种繁重的杂税、劳役。农民之下是地位更低的工匠和商人，他们被统称为“贱民”，并且子子孙孙都不能改行从事他事业。
这是管束内政的两道制度绳索，紧接着江户幕府用最后一道制度绳索把日本和外部世界分隔开来。他们实施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用死刑来威胁日本人不许随意跨越国门。此外他们还严厉禁止天主教的传播，毁掉教堂，逮捕甚至杀死教民。
通过这三条绳索，江户幕府成功地给日本套上了一层稳定、安全的外衣。但稳定、安全的代名词就是无趣，这样的日子自然也让人看不到希望和机会。整个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没有一丝波澜。
黑船来航，睁眼看世界
尽管江户幕府通过这些绳索，把所有的内部危机都扼杀在了萌芽状态，但它没法束缚住外部力量的冲击。到了19世纪中叶，来自西方世界的力量风起云涌，不断冲击着这潭死水，最终激起了万丈波澜。而最早的那波冲击，就是黑船来航。
故事发生在1853年7月8日下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带着4艘黑色的铁甲军舰，缓缓驶入江户湾，并调转炮口对准了日本海岸，开启了随时战斗模式。
这些军舰的吨位都在千吨以上，而当时的日本人最多只见过百吨的运输船，吓得目瞪口呆。但出人意料的是，佩里并没有下令开炮，而是面带微笑地拿出了美国总统写给天皇的信件，连同各种新奇的礼物，托日方官员转交。
但在临别时佩里软中带硬地宣布，希望明年春季再来时，能听到天皇对信件的积极答复，否则他“将不对发生的结果负责”。在这封信里，美国人提出了三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开放通商港口。
如果是在以前，幕府官员对这些要求肯定会不屑一顾；但这一次他们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十几年前爆发的鸦片战争，让他们知道了与西方国家开战的后果；而佩里带来的四艘黑船，也让他们直观地感受到了自己与西方的武力值差距。
走投无路之下，幕府只好打破规矩，向天皇及各地大名通报这一事件，听取他们的意见。这种“不耻下问”的态度让天皇小朝廷非常意外，因为数百年来，幕府将军一直凌驾于天皇之上，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还有机会参与天下大政的讨论。
这一事件对幕府将军的权威造成了沉重打击，而天皇的地位则陡然上升，隐隐成为另一个能够团结大家的核心。当时在位的是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欣喜，而是愤怒，愤怒于美国军舰来犯，伤害了日本国的尊严。
孝明天皇要求幕府立刻拒绝美国的要求，但幕府却犹豫再三，毕竟如果与美国开战，日本会大概率战败，这会让自己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所以尽管遭到了天皇的激烈反对，幕府还是屈服于美国的武力，签订通商条约，被动地打开了国门。
于是质优价廉的洋货涌入，对日本的传统产业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也让大量的民众陷入了急剧的贫困，而那些下层武士的日子同样也变得更加艰难。于是两股政治潮流联合起来，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要奉天皇为共主，赶走西方侵略者。
但“攘夷”的狂热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当这些武士们和西方军队一交手，就意识到了对方远强于自己，所以他们马上180度大转弯，从“攘夷”变成了“师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从鼓吹“闭关锁国”变成了“打开国门”，向西方看齐。
尽管对西方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但这些武士们仍然坚定地反对幕府，理由变成了幕府开国门开得还不够。他们意识到，只有踢开老朽的幕府，另建一个更开明的新政府，主动向西方学习，才能让日本摆脱困境，一跃成为亚洲强国。
明治维新，快速转向
当年年底，浩浩荡荡的倒幕大军集结，在京都南郊与幕府势力展开决战。第二年幕府战败投降，这为“明治维新”运动开启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公元1868年，日本改元明治，新天皇公布了《五条誓文》，宣布进行维新。新政府的核心是来自最早发起倒幕运动的改革派武士，他们大多出身中下级武士，年富力壮、雄心勃勃，与旧制度没什么利益瓜葛，能快速、全面地引进西方制度。
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集团走出的第一步是“版籍奉还”，其中“版”指的是土地，“籍”指的是户籍，版籍奉还就是各地诸侯大名上表朝廷，把自己掌握的土地和人口还给国家，变为国家公有，这就把原来的封建制变成了大一统的集权制。
接下来的第二步是“废藩置县”，即由天皇宣布废除各藩，用“县”取而代之。此后各地区不再由大名进行统治，而是由中央任命县知事进行管理，同时各地的财政收入也直接收归中央，此时全国财政这才真正做到了一盘棋。
最后一步的政治改革就是废除“士农工商”身份等级制，实行“四民平等”。自此之后平民可以骑马佩剑，也拥有了自己的姓氏，并且可以选择职业和自由迁徙。而武士则不必再佩带刀剑，也可以自由迁徙，或者变更自己的职业。
这是政治方面的改革，而在经济方面，日本通过两大举措实现了腾飞。第一个举措是以国家力量铺设电报线路，兴修铁路，开发煤矿和铜矿，成功建立了一大批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国有企业，这为后来的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维新政府的第二个经济举措就是国企民营化。从1880年开始，明治政府开始直接扶植私人资本，还将大部分国有企业以低廉的价格卖给给资本家，此外还大力投放贷款给民间企业和个人，目的就是推动竞争力更强的民营企业崛起。
因为政策对路，日本的工业发展速度惊人。从1866年到1873年，它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2.2%，尽管从1874年到1890年下降为12.1%，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然是遥遥领先。至此日本顺利地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成功走上了近代化之路。
明治维新的成功，也给满清政府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冲击。1898年，在年轻的光绪皇帝支持下，改良派也发起了类似的变法运动，但却在推进103天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同文同种”的东亚国家，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能走向成功，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呢？张宏杰老师认为，这或许跟日本人崇尚实用主义、不被教条所束缚的国民性格有关。
我们前面讲大化改新时，曾讲到日本并没有全盘引进科举制，当时看这是改革的遗憾，但长远看并非坏事。尽管科举制能促进阶层流动，但统一的考试内容和考试规则也会导致社会精英的头脑被格式化，价值观高度板结，牢不可破。
相比之下，日本的武士阶层虽然也读书，但大多是从实用主义出发，不会受到价值层面教条主义的束缚。以武家子弟使用的启蒙教科书《庭训往来》为例，其所收录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衣食住行、职业、佛教信仰、武器、养生等方面的内容。
因为这种教育上的实用主义，日本人始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并接纳强者的长处，且愿意学习。就像“黑船来航”，尽管一开始日本人也感觉到是一种民族屈辱，但很快他们就普遍持感激态度。他们为佩里树碑立传，感谢他让自己见识到了外边的新世界，也感谢他给了日本一个成功转向的机会。
那么，随着日本的快速崛起，他们的野心也急剧地膨胀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