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杨虎城全家遇害，孙子花半个世纪找到凶手：祝你活到110岁

2006年春天，在四川一个偏僻的小院里，杨虎城的孙子杨瀚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位88岁的老人。老人颤抖着双手，眼神中充满了痛苦和忏悔。57年前的那个夜晚，这双手沾染了无辜者的鲜血。院子里一片寂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啜泣声。当杨瀚最终开口时，他说出的话却让在场所有人震惊。没有仇恨，没有怒骂，他只是平静地说：＂我来只是想知道真相。＂为什么一位抗日英雄的后人，会以如此平和的态度面对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杨虎城的爱国情怀与革命生涯

1896年，杨虎城出生在陕西蓝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童年与当时大多数农家子弟一样，在贫困与饥饿中度过。12岁那年，父亲因参与反清活动被杀，这件事在年幼的杨虎城心中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杨虎城只读了两年私塾便去饭馆当学徒。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15岁的杨虎城毅然参加了革命队伍。从普通士兵做起，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军事才能，逐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将领。

1917年，他组建了＂西北军铁血团＂。这支队伍以＂除暴安良＂为宗旨，很快在陕西地区声名鹊起。当时的陕西军阀混战不断，百姓深受其害。杨虎城带领部队打击土匪，保护商旅，解救百姓，建立起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开展国共合作。杨虎城积极响应＂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他的部队被编为第十七路军，在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

然而，随着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破裂。杨虎城对蒋介石背弃革命理想深感失望，但为了民族大义，仍然保持克制。在此期间，他暗中保护共产党人，并与地下党组织保持着秘密联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日益膨胀。杨虎城多次向南京政府建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6年，面对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他与张学良一起策划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在这次事变中，杨虎城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他既坚持抗日主张，又力主和平解决。当时，有人建议处决蒋介石，但杨虎城认为这样只会加剧内部矛盾，不利于抗日大业。在中共中央的调停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事变结束后，杨虎城主动请辞，决定出国考察。这一决定既显示了他的政治远见，也暴露出他对时局的担忧。1937年春，他携家人离开西安，途经香港前往欧洲。临行前，他向亲信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祖国需要，我随时都会回来。＂

这句话，最终成为了他命运的转折点。几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闻讯立即决定回国。这一决定，使他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棈的不归路。

二、十二年囚禁生涯的苦难

1937年12月，杨虎城从欧洲回国途经香港时，戴笠派出的军统特务以＂护送＂为名将其扣押。当时，特务们声称要带他去南昌与蒋介石会面，实则直接将他软禁。这一囚禁，就是整整十二年。

最初的关押地点在南昌郊外的一处秘密据点。据当时负责看守的特务后来透露，杨虎城被关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内，屋内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马桶。每天早晚各放风半小时，其余时间都被锁在屋内。

1938年初，杨虎城的妻子谢葆真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军统特务为了防止事情败露，将谢葆真也一并抓捕。当时谢葆真正怀有身孕，但特务们并未给予任何照顾，强行将她押送到南昌。

在南昌期间，谢葆真生下了一个女儿。由于关押环境恶劣，加上缺医少药，这个女婴仅活了八天就夭折了。这件事给这对夫妻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1938年9月，军统将杨虎城一家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息烽集中营位于贵阳市郊，是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秘密场所。在这里，杨虎城与其他政治犯被分开关押，每天只能在固定时间见到家人。

1941年，谢葆真在集中营又生下一个女儿。这次，在一位善良的看守帮助下，他们获准将孩子交给外面的奶妈抚养，这个女儿才得以存活。然而，这个决定也让夫妻俩承受了与幼女分离的痛苦。

在息烽集中营的日子里，杨虎城多次给蒋介石写信。这些信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和对抗日战争的建议。然而，这些信件从未得到任何回应。

1947年，军统特务发现谢葆真的共产党员身份。从此，她受到了更加严酷的对待。特务们经常对她进行审讯和侮辱。在这年的除夕夜，谢葆真含冤去世。杨虎城只能用几块破旧的木板，为妻子打造了一个简陋的骨灰盒。

此后，杨虎城的处境更加艰难。特务们减少了他的放风时间，甚至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克扣。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保持着军人的尊严，从不向特务低头。

1949年，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在这个关键时刻，杨虎城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军统特务开始着手处理集中营内的政治犯，一场更大的悲剧即将上演。

三、特务系统内部的矛盾与挣扎

1948年底，随着解放军在各地节节胜利，息烽集中营内部的军统特务系统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当时的看守人员大致分为三个群体：死忠派、动摇派和同情派。

死忠派以营长吴天章为首，坚持效忠蒋介石，主张在撤退前处决所有政治犯。动摇派则是一些基层特务，他们对国民党的前途产生怀疑，开始暗中寻求出路。同情派多是本地招募的看守人员，他们与囚犯接触较多，对政治犯的遭遇心生同情。

在这三派之中，一位名叫李德明的看守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原是西安人，1937年被军统特务机关招募。12年来，他亲眼目睹了杨虎城一家的遭遇。据后来证实，李德明实际上是地下党派驻在军统内部的情报员。

1949年初，李德明设法与集中营外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他通过送饭的机会，将一份写有营区布防图的纸条交给了负责给囚犯送饭的小贩。这份情报后来成为解放军解救政治犯的重要依据。

然而，军统内部的派系斗争日益激烈。2月，一位姓杨的特务因同情政治犯被吴天章下令处决。这个事件在看守人员中引起了极大恐慌。不少动摇派开始转向死忠派，生怕被扣上＂通共＂的罪名。

3月，军统总部派来了新的副营长钱正清。他带来了一份密令，要求对＂重要政治犯＂进行特别看管。杨虎城被列为第一号目标。从此，看守他的特务从两人增加到四人，轮班时间也缩短为两小时一换。

同时，一些看守开始对囚犯实施更加严酷的虐待。他们打骂囚犯、克扣伙食，甚至故意制造＂意外事故＂。这种情况下，李德明和其他同情派不得不更加谨慎行事。

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德明发现营长吴天章正在秘密销毁档案。通过细心观察，他注意到这些档案中包含了许多处决政治犯的命令。这个发现让他意识到，一场大规模的清算即将开始。

李德明冒着巨大风险，将这一情况通过隐秘渠道报告给了地下党。然而，由于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四处扫荡，地下党组织一时难以采取营救行动。

就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5月初，军统总部又派来了一批＂专业人员＂。这些人的到来，让集中营内的气氛更加紧张。死忠派开始频繁召开秘密会议，动摇派则纷纷寻找机会脱身。

当月中旬，一份绝密电报传达到营长吴天章手中。电报的内容很短，但却引发了一系列致命的连锁反应。在此之后，军统特务系统内部的矛盾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命令彻底打破。

四、血腥的＂五月之夜＂

1949年5月23日，一个看似平常的夜晚，息烽集中营却暗流涌动。当天下午，营长吴天章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包括副营长钱正清和几名核心特务。会议仅持续了半小时，但随后集中营内的气氛骤然紧张。

晚饭后，看守们突然加强了对杨虎城及其他重要政治犯的监视。原本每个牢房两名看守的配置改为四名，并且全部换上了死忠派特务。同时，集中营外围的警戒也明显增强，巡逻的频率从每小时一次提高到每半小时一次。

李德明那天正好轮值夜班。在例行巡查时，他注意到营部灯火通明，多名特务在搬运一些木箱。透过缝隙，他看到箱子里装着手铐、麻绳和白布。这些异常的迹象让他意识到情况危急。

晚上十点，吴天章下令将所有不当班的看守集中到营部开会。会议期间，他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由于战事紧急，上级命令即刻处决所有重要政治犯。在场的特务中，有人表示异议，但很快被钱正清以＂军令如山＂压制。

十一点整，行动开始。第一个被带出牢房的是杨虎城。四名特务强行将他押往营区后山的一处偏僻空地。在那里，早已挖好了几个大坑。随后，其他政治犯也陆续被带到此处。

李德明被安排在警戒队伍中。他看到特务们用绳子将囚犯捆绑，然后用白布蒙住他们的眼睛。在这个过程中，杨虎城始终保持着镇定，甚至还用陕西方言安慰其他囚犯。

午夜时分，枪声打破了夜的寂静。第一轮枪响过后，特务们逐个检查囚犯的死活，对未断气者补枪。处决完成后，他们立即掩埋尸体，并在上面撒上生石灰。

这场屠杀持续到凌晨一点。除杨虎城外，他的长子杨拯、儿媳刘素珍等十余名亲属也在这一夜遇害。为了掩盖罪行，特务们还杀害了几名可能泄密的普通看守。

第二天清晨，吴天章召集全体人员，宣布这是一起＂越狱事件＂。他威胁所有在场人员，若有人泄露真相，后果自负。当天，他们还伪造了一份报告，声称杨虎城等人在逃跑时被击毙。

然而，这个谎言并未能持续太久。李德明设法将处决的具体情况记录下来，通过隐秘渠道传递给了地下党。这份证词后来成为追查真相的重要依据。

六月初，随着解放军逼近贵阳，吴天章等核心特务仓促撤离。临走前，他们放火烧毁了集中营的大部分档案，试图销毁罪证。但是，那个血腥的五月之夜，却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五、真相大白与历史见证

1949年7月，解放军进驻贵阳后，立即着手调查息烽集中营的真相。在李德明的带领下，专案组找到了杨虎城等人的遇害地点。经过三天的挖掘，终于发现了掩埋的尸体。法医鉴定显示，死者均为枪杀，且多处中弹。

专案组随后对幸存的看守进行询问。一位姓张的看守交代，5月23日当晚，他亲眼目睹了处决过程。据他描述，杨虎城被带到刑场时，特务们要求他下跪，但被他断然拒绝。他最后的遗言是：＂革命不怕死！＂

另一位看守提供的证词揭示了更多细节。原来，早在5月初，军统总部就已下达密令，要求在撤退前处决所有重要政治犯。这个命令是通过特殊渠道传达的，连副营长钱正清都是在行动前两天才知情。

调查还发现，处决行动的具体执行者共有十二人。其中，吴天章、钱正清等主要凶手已经逃往台湾。但专案组通过细致走访，掌握了他们的犯罪证据，包括处决命令的复印件、现场照片等物证。

1950年春，专案组在集中营的一处暗格中发现了一本日记。这是一位姓刘的看守所写，记录了1947年至1949年期间集中营内发生的重要事件。日记中详细描述了谢葆真的遭遇、杨虎城被虐待的经过，以及最后的处决过程。

根据这本日记，专案组又找到了几位关键证人。其中包括当年负责给囚犯送饭的小贩和营区附近的农民。他们的证词进一步佐证了军统特务的罪行。一位老农证实，5月23日深夜确实听到了多声枪响，第二天还看见特务们在后山活动。

1951年，专案组整理出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报告不仅还原了杨虎城被害的全过程，还披露了息烽集中营十二年来的罪恶历史。据统计，在这期间，共有数百名政治犯在此遇害。

1952年，在西安举行了杨虎城等烈士的追悼会。会上展示了大量证物，包括从集中营收缴的刑具、被害者的遗物，以及相关的档案文件。这些实物见证了那段黑暗的历史。

1953年，当局在息烽集中营旧址建立了纪念馆。馆内除了陈列相关历史资料外，还原了当年的监室场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间复原的牢房，里面保留着杨虎城被囚禁时使用过的物品。

1956年，一批新发现的档案材料被整理出版。这些材料包括军统特务的工作日志、被害者家属的申诉信，以及部分幸存者的回忆录。这些第一手资料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些年来，随着更多证据的发现和证人的现身说法，息烽集中营的历史逐渐被完整揭示。每一份档案、每一件实物、每一个证词，都在诉说着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