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和二年的长安城，太子刘据持剑站在未央宫阶前，面前是丞相刘屈氂率领的三万禁军。这位被汉武帝培养了三十年的储君，至死都不明白：为何父亲宁可相信酷吏江充的诬告，也不愿给他解释的机会。这场震动汉廷的巫蛊之祸，暴露出盛世背后的权力裂痕。
元封五年（前106年），大将军卫青病逝于长平侯府。未央宫中的汉武帝连夜召见大司马霍去病之子霍嬗，却在黎明时分改变主意。居延汉简中的《将官调令》显示，卫青麾下五校尉中三人被调往李广利军中，标志着卫氏军事集团的解体。
太子刘据此时已监国七年，其政治班底仍停留在卫青旧部。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太子府属官名录》揭示，刘据最重要的谋士石德竟是卫青三十年前的门客。当李广利、刘屈氂等新兴外戚崛起时，太子的智囊团仍在使用文景时期的治国策略。
太始四年（前93年），丞相公孙贺之子贪污北军军费的案件，成为压垮卫氏集团的最后一根稻草。洛阳金村汉墓出土的《军费账册》证实，实际贪墨金额仅四百万钱，却被酷吏江充夸大为两千万。这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使得卫氏在军中的最后根基——长水校尉部被整体清洗。
值得玩味的是，当汉武帝给出"捕朱安世可赎罪"的解决方案时，反对派早已准备好致命后手。被捕的游侠朱安世怀中藏着三份栽赃帛书，其中详细记录了太子妃宫中巫蛊木人的埋藏位置。这个局中局的设定，展现出政敌对汉武帝性格的精准把握。
地节二年（前68年）出土的《盐铁会议补遗》竹简披露，刘据在巫蛊案发前三个月，仍向汉武帝进献《黄老治要》。这种崇尚无为的治国理念，与汉武帝强化集权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当江充带人闯入太子宫挖掘巫蛊时，侍卫在太子书房搜出大量批判盐铁专营的策论，这成为"腹诽"罪的关键证据。
刘据最大的政治失误，在于他始终以"父子亲情"衡量帝王心术。当他在湖县泉鸠里自刎时，怀中仍揣着元狩年间汉武帝亲赐的《春秋繁露》。这个细节被记录在扶风郡守的奏报中，成为汉武帝晚年追悔的重要诱因。
未央宫遗址出土的《辅政大臣名单》显示，汉武帝最初规划霍光与刘据共治，这个构思因霍去病早逝而流产。当刘据表现出对霍光等新贵的排斥时，年迈的皇帝不得不重新布局。
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在轮台诏中确立霍光的辅政地位，这个决定间接宣告了太子的政治死刑。长安城未央宫地基中发现的五铢钱窖藏，钱文时间截止于征和三年，印证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太子死，钱法改"的记载——连货币制度都要随着储君更替而变革，可见这场政治地震的剧烈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