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读日本史》作者：张宏杰
前面我们讲到，日本的国民性体现为“菊”与“刀”两大意象。上一节我们讲的是“菊”的意象，合群、认真、精致、善于学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刀”的意象。
加班文化与武士道精神
说到日本国民性“刀”的一面，它其实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息息相关。人们现在常说的“武士道”这个词，是从江户时代才开始出现的，是江户幕府规范武士阶层道德举止的产物。等到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消失，但武士道精神却没有消亡，而是被带入职场，演变为日本特有的“猛烈社员”文化。
所谓“猛烈社员”，指的是在日本企业里有这样一类员工，他们不顾一切地为公司卖命，早上七点多钟出门上班，晚上十一点左右才回家，周末也大都用来加班，或者参加公司组织的社团活动，数十年如一日地奉献，任劳任怨，毫无怨言。
令人诧异的是，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并非特例，而是日本职场的普遍做法。前面我们讲过，日本不鼓励内部竞争，因此实施“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也就是说，你不拼命也不会丢掉工作，拼命也不会破格升迁。
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如此猛烈呢？答案就在于日本特有的“家文化”。在日本职场，老板往往有着家长式的绝对权威，他们像父亲那样严厉管教，甚至当众责骂下属。与此同时，他们也像父亲那样，照顾到“孩子”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活、学习、工作，甚至孩子的婚丧嫁娶。
而且有些公司还专门为员工购置墓地，让他们死后也能葬在一起。墓碑上写道：“我们是某某公司的员工，生前一起工作，为公司兴旺发达而努力；死后我们仍然在一起。”每年总经理还会偕同全体员工来扫墓，以祭奠亡灵、激励后人。
这种“家文化”直接影响到职场的士气，让员工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与工作热情。他们就像给父母工作那样，全心投入，拼命努力，不偷奸不耍滑。比如日本很多企业下班要打两遍铃，第一遍是正常下班，第二遍则是催促加班的员工赶紧回家。
但即使是第二遍铃声响起后，很多员工仍然恋恋不舍，要么忙乎个把小时后才肯离开，要么跟同事去喝几杯酒，进行团建。有些人甚至还患上了“家庭恐惧症”，在单位拼命做事时很健康，一旦回家休息就觉得心绪不宁，就会“生病”。
对于日本人的这种工作态度，欧美人往往没法理解，因为它并非工业文明的产物，而是武士道精神的遗风。当年的武士阶层信奉“爱藩如家”“竭诚奉公”，为了回报主君给予的俸禄及对家人的照顾，他们愿意付出自己的所有，包括生命。
从某种角度看，日本职场中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就源自传统武士与主君的关系。而武士道的效忠精神，也演变为职场中的猛烈社员文化。所以说尽管武士阶层消失了，但武士道文化却与时俱进，焕发出新的生机。
武士道文化能帮企业减少内部扯皮、提高效率，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但它也会引发日本职场特有的霸凌现象。那些职场“前辈”仗着年资，呵斥、辱骂甚至粗暴体罚“后辈”人员。这种霸凌现象，显然是其它文化背景的人员无法接受的。
赴死之道，勇敢还是盲目
那么，这种影响日本国民特性的武士道精神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有一本奇书叫《叶隐闻书》，被誉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源头。它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由当时一位著名武士口述，另一位武士花了七年时间笔录而成。
这本书第一句写道：“武士道即谓死”，意思是说，武士道就是赴死之道。那简单分析一下这句话的道理就是，要杀人就要先“杀掉自己”，因为一旦心中有己，就会恐惧死亡，这种恐惧会遮蔽人的心智，分不清敌我，于是胡乱挥舞手中之剑，不成章法。
那由此可见，武士道的最高层次不在于武功，而在于精神上是否专注。谁先能杀掉自己，谁就能沉静下来，达到“专注一念”的境界；此时就能看清敌我，就能把平日里的武功发挥到极致，一击必中，赢得胜利。
所以《叶隐闻书》要求武士们：“每天早上都要想想该怎样去死，每天晚上要用赴死的想法使头脑清醒。如果思想经常围绕着死亡而活动，你的生命之路就会笔直而单纯，你的意志定能履行自己的义务，你的盾牌也会变成一面钢盾。”
时至今日，武士道的这种赴死精神已经成为日本国民性的基本特质，比如说不怕死。中国人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日本人却崇尚死亡，甚至通过很多文学作品讴歌死亡，认为它是“最高的艺术”，意味着清洁、超脱和干净。
因为不怕死亡，所以日本人面对灾难时会表现得沉着、冷静。比如地震发生时，人们会井然有序地到广场上避难，没人抽烟，也没人大哭大闹。志愿者会拿来毯子、热水、饼干，接来电线收听广播。等到人群散去，地上不会留一片垃圾。
这是武士道“生死观”积极的一面，沉着而有序，而它消极的一面就是不尊重生命。很多武士都是脾气暴躁的自大狂，往往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甚至只是想象中的侮辱拔刀相向，断送无辜者的性命，或者杀死自己。
据历史记载，有位市民曾好心提醒某位武士，说他的背上有只跳蚤，结果这位武士却视之为侮辱，一刀下去把这个市民砍成两半。而在侵华战场上，日本军人竟然发起了杀人竞赛，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暴行，也是武士道文化结下的恶果。
武士道的另一个明显缺陷就是“盲目”。有人把武士道精神与中国的士人精神做类比，还有人把日本武士称作“东方骑士”。但士人精神强调赴死要符合“仁义”之道，而西方骑士精神同样追求正义，保护穷人免于伤害，救济弱者摆脱欺压。
与之相比武士道精神却不关心公平和仁义，相反把“忠于主君”视为最高价值。换句话说，只要主君一声令下，哪怕是杀人放火、残害生灵，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执行。他们就像是一把寒光凛凛的武士刀，而一把刀显然不会有自己的判断力。
等到二战前后，这把利刃被掌握在了军国主义政权的手里，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浩劫。他们不仅给被侵略国家造成了巨大伤害，也不顾及自己的生命，发起了各种无谓的自杀式袭击。这种对死亡的盲目追求，无疑是变态而荒唐的。
神道教里的神鬼世界
前面我们讲到了武士道的“不怕死”精神，他们不但不珍惜他人的生命，同样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甚至会赞美死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就要上升到对一个哲学问题的解答：人死后会去哪里呢？对此，日本人给出的答案充满了浪漫色彩。
我们前面讲过，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叶隐闻书》，被誉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源头。这个源头是多条溪流汇到了一起，准确地说，武士道是在日本古老的神道教教义基础上，又吸收了佛学和儒学的一些思想，最终形成的一套“杂糅”文化。
而据专家考证，神道教由最原始的萨满教演变而来，它认为万物有灵，死后都会成神，所以日本有“八百万神”的说法。但和一般的萨满教不同，神道教特别崇尚“明净”，忌讳“污秽”。只有身心明净，才能与神感应沟通，得到神的庇护。
因而日本人在祭祀时，讲究诚、净与真实。日本的神社、庙宇都非常干净。神社前都有清水充盈的“手水舍”，方便人们在参拜时洗手漱口，清洁污秽。与其它民族相比，日本人对清洁、沐浴的喜爱最甚，这应该也与神道教的信仰有关。
除了重视清洁外，神道教还影响到了日本人对死亡的认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死亡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人死后会变成阴间之鬼，一些鬼还会偶尔游荡回人间作乱。
但日本人认为，人一旦去世，人生前的罪孽就被一笔清空了，灵魂升天会变成神。这些神充满善意，不但不会为害人间，还会护佑子孙后代，所以日本人喜欢住在墓地旁边，接受祖先的保佑。因此日本的家族墓地往往就设在家的旁边，不像国内那样偏远。
当然，日本文字中也有“鬼”这个字，但它和死人没有什么关系，专指一种吃人的妖怪。而受中国鬼文化影响，日本人也说含冤而死的人会变成怨灵，在世间飘荡害人。但怨灵只是极少数，大部分灵魂还是要升天成为神的。
因为死后去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日本人对祖先的祭祀方式也和中国人不同。中国人认为，鬼在阴间的生活方式和人在世间的活法差不多，所以得“事死如生”，所以要生儿子，有后人记得上坟烧纸，让老祖宗们在阴间有钱花，有好日子过。
但日本人不会这么想。他们也会上坟，但不烧纸钱，最多带点水果。他们也不太在意是否生儿子，以增加在地下过好日子的保险系数。同样，如果收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养子来继承家业，他们在心理上也没有什么不适。
此外，日本人也不像中国的大家族那样重视家谱。除了少数贵族，大部分日本家族往上追根溯源，也只会算到祖父母、曾祖父母；平时供奉灵位，也只供奉父母、祖父母或其他近亲的人，而三代之前的祖先则选择遗忘。
但这倒不是说日本人善于“忘本”，而是说他们对灵魂的理解和国人不同。日本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死者会在后人的记忆中逐渐丧失自己的个性，最终与其它祖先的魂灵融为一体，升华为一个纯净的“祖灵”。在日本人看来，这就是一个人最终的归处。
好，讲到这里，《简读中国史》这本书的共读也就接近尾声了。
相信通过张宏杰老师条分缕析地介绍，大家对日本的文化、政治、外交、国民性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那提到日本，大多数中国人的感觉都是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五味杂陈。起初他们不如我们，我们视其为“弹丸之地”“蕞尔小邦”，但他们靠着灵活、好学的民族性格，逐渐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我国以及周边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而我们学习历史，就是要以史为鉴，既不能忘记历史，也不要目空一切，而是应该保持兼容并蓄的学习精神，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学百家之所长，走自己的精进之路。这可能也是历史给我们的最好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