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大海商汪直号称“净海王”。当他被朝廷处死时，嘉靖皇帝觉得，这下帝国的海疆总算是能恢复安宁了。
时间来到了公元1559年，换算成明朝时期的纪年，正是嘉靖三十八年。
过去三十多年间，这位素以精通权力制衡之术闻名的皇帝，强力推行了明朝最为严苛的海禁政策。这一举措直接造成东南沿海地区“倭患”频仍，当地百姓深受其扰。
汪直在许栋、李光头之后崛起，成了垄断帝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日本走私贸易的大海商。他把大本营建在双屿岛（今属浙江舟山），巅峰时手下有十多万人，船只多得数不清。过往商船得打着“五峰”（汪直号五峰）旗号才能通航。但在明朝官方眼里，他们是“倭患”祸根。
为抗击倭寇，浙直总督胡宗宪跟汪直带领的海商集团较量多年，双方斗智斗勇。在这场漫长的对抗中，胡宗宪不断谋划。终于在1559年，他略施计谋，把汪直诱骗到杭州，顺利将其抓捕。
朝廷处死汪直后，双屿岛因被官方视作罪大恶极的贼窝，没能逃脱被捣毁的命运，曾经喧嚣一时的据点就此灰飞烟灭，繁华不再。
然而，明朝君臣没料到，新的“双屿岛”很快出现。被朝廷军队打散的倭寇与海盗，顺着海岸线往南逃窜，直至闽粤交界的海面。当地一个三不管的小海岛和本土海盗团伙，收留了这些海上势力，其野蛮扩张，旋即成为令帝国官员头疼的海盗窝点。
这里便是南澳岛，如今隶属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它面积不大，仅有约113平方公里，大小差不多相当于3.5个澳门。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中，明清帝国围绕以南澳岛为核心的海盗势力展开了斗争与较量。这场长期的对抗对闽粤两省影响深远，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
图中黑框所标注之处便是南澳岛，它和汕头市澄海区隔着一片海域遥遥相对，如今有南澳大桥把二者连接起来。 制图：最爱历史
如今，潮州、汕头、揭阳三市所在的这片区域统称潮汕地区。前些年这里因走出众多全国首富被熟知，近些年又以“美食孤岛”之名闻名全国。可在传统帝国时期，这儿是典型的省尾国角，中原王化与统治难及。像南澳岛，孤悬海上，千百年来“无所属”，成三不管之地。
从现存的历史记录来看，早在南宋那会儿，南澳岛就已沦为海盗的盘踞之所。当时这片岛屿成了海盗们隐匿踪迹、谋划不法之事的窝点，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与海盗相关的特殊印记。
据史书记载，公元1180年，即宋孝宗淳熙七年，大海盗沈师纠集众多人马，进犯南澳，致使岭东地区震动长达三月之久。当时担任广东常平提举的杨万里，集结了几个郡的兵力，才将沈师之乱平定。所以，沈师在史书中被称作“海上剧寇”。
明朝开国之后，南澳岛上本有居民生活。然而，在奉行海禁的基本国策下，朱元璋洪武年间，官方顾虑岛民会生乱子，便把岛上居民迁到了大陆。如此一来，南澳岛成了无人之地，赋税征收也没了着落。
从朝廷的视角看，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无疑是最为安全之地；然而在另一拨人眼中，这样的荒岛却是天然适合聚集人马、占山为王的绝佳据点。
明朝嘉靖年间，有个叫陈天资的人，他在自己所著的《东里志》这本书里留下了相关记载。
南澳岛的深澳，里头宽阔外面险要，腊屿和青屿在外环绕，仅一处入口，里面能停千艘船。番邦船只和海寇的船常在此停靠，肆意抢掠。长沙尾西边连着南洋，靠近莱芜澳，是船只往来的通道，海寇也常在此停泊。
换个说法，在嘉靖年间，南澳岛的深澳、长沙尾等港湾，早就成了海盗聚集船只的据点。当时这些港湾对海盗而言，就像安稳的老巢，供他们停泊船只、谋划行动。
那时，在漳州、潮州一带活跃的主要海盗团伙，大多把南澳岛当作根据地。日本商人听闻消息后也赶来，每年五月会在岛上搭棚开展贸易。当时有人看到“刀枪都放在船上”，情况一目了然，不过参与贸易的各方都见怪不怪。
双屿岛遭毁之后，原本藏于暗处的海上武装势力盘踞地——南澳岛，这下完全落入了朝廷的视线范围，朝廷终于能清晰察觉到它的存在了。
南澳岛上坐落着广东仅有的海岛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森林公园。这里自然景观独特，生态资源丰富。此图源自图虫创意授权，能让我们一窥其别样的海岛森林风貌。
若说起南澳岛最早崭露头角的大海盗，那许朝光与吴平绝对榜上有名。他们在南澳岛的那段过往，在海盗相关的故事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许朝光是广东饶平人，原本姓谢。传说在他年幼的时候，父亲惨遭大海盗许栋掳掠杀害，母亲也被许栋强行霸占。由于许栋没有儿子，便将他收为养子，还让他改了姓氏。
传说里，许朝光长大听闻母亲道出自己身世后，火冒三丈。他瞅准许栋从日本贸易回南澳岛的时机，设下伏兵，果断出手，将这位曾叱咤四海的养父刺杀。
历史记载里，许栋死于嘉靖时“禁海名臣”朱纨之手。约1550年，朱纨下令处死包括许栋、李光头等96名“倭寇”与“海盗”（也有说法称许栋逃脱后下落不明）。朱纨指责闽浙世家豪族通倭，引发豪门恐慌，他们弹劾其越权擅杀。重压下，朱纨服毒自尽，死前称“即便天子不杀我，闽浙人也会杀我”。
在嘉靖朝，有位声名远扬的大臣朱纨。他因强力推行禁海政策，对海盗展开严厉打击而广为人知。图片来源于网络。
简而言之，许栋被养子许朝光刺杀身亡一事，说不定是许朝光在崛起前后自我包装编造的。此故事因打破传统伦理，奉行复仇至上与胜者为王的理念，在海盗群体及潮汕民间广为流传。
能确定的是，许朝光崛起后自封“澳长”。他把如今南澳岛后宅镇周边当作根据地，在这儿修造宫室、建起敌楼、筑起城寨，还把势力拓展到牛田洋、鮀浦等各个海口。
据史料记载，许朝光掌控海港时，过往商贾若想平安通行，就得缴纳所谓“买水”的保护费。他这开创之举很快被其他海盗帮派效仿，他们借此与官府争抢商税，“买水”收入也成了各大海盗集团稳定的财源。
在嘉靖四十年（1561 年）左右，许朝光频繁勾结倭寇，对潮汕沿海的村寨展开劫掠行动。这一系列行径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使得当地人心惶惶，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动。
地方官府兵力分散，在防备上显得力不从心，没办法只能对许朝光实行招安之策。许朝光倒是答应了招安，然而却抛出了一连串条件，而且这些条件都十分苛刻。
我进城接受招安，进城后城门不得关闭，不得遣散我的随从，也别解除他们的兵器。各城门得安排我手下的人一同守护。进城要有特别的礼仪宴请，县佐和首领官得在旁作陪，宴后我马上出城，别让我们去拜见府道大人。
官府最后让许朝光的大批人马进了城，说是招安，实则根本管不住他。乾隆版《潮州府志》里写道，许朝光待在大船中，独断专行、肆意妄为，有时还带着重兵护卫进出城市，让人都忘了他原本是个强盗。
1566年，正值嘉靖朝的最后一年，许朝光被其手下头目莫应夫刺杀身亡。而在他离世之际，朝廷对潮州府海盗的清剿行动也已临近尾声。
许朝光往昔的对手吴平，可是闽粤一带海盗中的大首领。他势力极为庞大，已然到了让朝廷都为之震动的地步，这直接促使闽粤两省携手开展了针对他的剿杀行动。
吴平籍贯福建诏安，自小聪慧且对兵法感兴趣。他曾给富贵人家当奴仆，却被女主人百般虐待，一怒之下逃进山里成了山贼，后来又跑到海上当起了海盗。据说他得势后，把当初虐待他的女主人抓来报复，让她裸身磨米，还在其双乳挂壶，看她一动水就洒出取乐。
据史料记载，吴平颇具谋略，连抗倭名将戚继光都忌惮他，吴平设下的奇计，与戚继光不相上下，堪称劲敌。这位有头脑的大海盗受到了同时期许朝光、林道乾、曾一本等海盗头目的推崇。而吴平也毫不客气，自认为是闽粤海盗的总首领。
彼时，在南澳岛海域兴风作浪的大海盗们，构建起一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然而，这帮海盗相互之间看重的仅仅是利益，所谓的情义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值一提。
吴平在南澳岛东北角建寨时，麾下战舰多达数百艘，人马聚集万余。许朝光忧虑吴平会侵吞自身势力，便设局离间吴平父子。吴平上当，醉后怒杀儿子，酒醒懊悔不已，随即举兵与许朝光厮杀。双方在牛头岭激战，惨烈非常，牛头岭至今还有“人头岭”之称。许朝光战败回据点，吴平则巩固了海盗霸主之位。
潮汕地区地少人多，很多百姓靠海吃饭。哪怕明朝推行海禁政策，潮汕人依旧和东南亚、日本等地开展海外走私贸易。嘉靖后期，海禁政策达到史上最严，潮汕人为了谋生，只能在商与盗之间徘徊，身份难以明确界定。
彼时，来自江西、担任潮州知府的郭春震点明，潮州海患严峻，主因是本土海盗有深厚“群众根基”。当地百姓驾船载货，频繁往来于东西洋之间，把“通番”贸易当作寻常之事。
嘉靖皇帝可不觉得海盗集团是他推行海禁政策给弄出来的。在他看来，这都是地方官府的错，他们不仅纵容私下勾结的行为，武力还不足，这才让一个个海上大盗发展起来。
1563年，即嘉靖四十二年，为强化地方行政管控，潮州府新添澄海县，它与南澳岛隔海相对。“澄海”这个县名的选定，实则暗示当地海域不安宁，朝廷盼能剿灭海寇，实现“澄清海宇”。彼时潮州府饶平、惠来、普宁等县的设立，也多为此因，县名寓意雷同。
吴平声名远播至帝都后，朝廷视他为“广东巨寇”，这可把嘉靖皇帝惹火了。他下令闽粤两省“严督兵将，齐心夹剿，平定地方”。随后，两广提督吴桂芳和福建巡抚汪道昆联合部署，让总兵俞大猷、戚继光率水陆两军直奔南澳岛。
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历经多场激烈战斗，吴平的海盗团伙在福建海域遭遇戚继光部队。其百余艘战船被击沉，随后退到南澳岛。他们在岛上修筑土堡和木城，打算进行最后的顽抗。
此时，戚继光率部登上南澳岛，俞大猷统领300多艘战船前来与他会师。这两位被称作“俞龙戚虎”的抗倭名将，在发起最后总攻前，朝廷战船已把南澳岛围得水泄不通，让吴平一伙插翅难飞。
在这场战役里，吴平所率领的海盗集团遭受重创。总计有1500多名海盗不是被杀就是被擒，另外还有5000多名海盗或被烧死，或葬身水底，其集团的主要力量基本被歼灭。
即便如此，面对明军水陆部队的猛烈进攻，吴平无力招架，只能带着手下的残兵败将，好不容易从明军的包围圈中逃脱出去。
史料记载，吴平几经辗转逃至安南（即如今的越南）的万桥山。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也就是公元1566年，俞大猷手下将领汤克宽在万桥山之战里，彻底将吴平的残余势力歼灭。
吴平纵身跃入水中，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曾经在海上叱咤风云、书写无数惊险故事的这位海盗界传奇人物，他那充满波折与刺激的一生，就此画上了句号。
南澳岛上有一座武帝庙，它的始建时间可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这座承载着历史底蕴的庙宇，其图片源自图虫创意获得授权。
吴平并非明朝盘踞南澳岛的末代海贼王，可他的离世却象征着潮州海盗的辉煌时期正慢慢消逝。“俞龙戚虎”在南澳岛打了胜仗，这一事件成为明朝平定潮州“海患”进程里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1567年，刚即位的隆庆皇帝采纳福建巡抚涂泽民的提议，对海禁实施有限度开放。这一举措效果显著，原本的寇盗纷纷转变为商人，漳州和潮州一带很快就恢复了安宁祥和。
万历三年（1575 年）始，明朝在南澳岛设置副总兵，派遣三千水兵专门驻守。虽说之后南澳的官方守备不久就松弛了，不过这一标志性举动意味着此前权力空白的南澳岛被纳入军事管控。曾是嘉靖后期海盗集团滋生地的它，也得以平静数十年。
明清时期，闽粤南澳总镇府设立，这一举措意味着南澳岛自此被纳入了军事化管理体系。这一历史事件见证了当时对该岛屿管理的重视与加强。（图源：图虫创意授权）
吴平离世后，长期盘踞南澳岛的潮州海盗集团如林凤、林道乾等，相继起兵进犯沿海城镇，寻觅新据点。朝廷出兵镇压，这些大海盗战败，带着船队和人马流散到东南亚，部分人还在当地建立政权。东南亚成了他们的退路，他们也成潮汕海外移民先驱，为海外潮商出现奠基，这就是历史的奇妙。
明末时期，福建南安人郑芝龙的海商集团强势崛起。闽粤一带海域，还有通往东南亚、日本的航线，基本都在其掌控之下。他手握超强制海权，学许朝光“买水”那套，给过往商船发通行证，由此赚得盆满钵满。
崇祯元年即1628年，郑芝龙把福建官军打得落花流水。本以为他会继续在江湖闯荡，没想到他却出人意料地归降朝廷，担任了明朝一个叫“防海游击”的小官。
后续的结果充分彰显了郑芝龙这一选择的高明之处。他虽归降朝廷，却仍保有自己的船队和地盘。如此一来，他自身利益未受分毫损失，还能借着官方名义去清剿别的海盗团伙，进而壮大郑氏集团的势力。
时光流转到1633年10月，也就是5年后，明朝水师和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于金门岛旁的料罗湾爆发海战，这是中国和欧洲列强海上的关键对决。最终明朝获胜。少有人知，明朝主力舰队实则是郑芝龙的船队，这宛如28年后其子郑成功击败荷兰、收复台湾的预演。
料罗湾海战结束后，福建以及广东东部地区的海防掌控权，完全落入郑氏集团手中。原本由明朝负责的这一带海防力量，如今皆被郑氏集团纳入旗下，局势已然改变。
1640年，也就是崇祯十三年，郑芝龙当上了南澳副总兵。虽说4年后他升为福建都督，离开了南澳，然而在接下来的三四十年里，明清交替，南澳始终是郑氏集团军事和贸易的关键基地，彻底摆脱了中央王朝掌控。
在南澳的居民区中有一座郑芝龙坊。当年郑芝龙担任南澳副总兵期间立下功绩，朝廷为表嘉奖，特批准建造此坊。图片来源为岭东忘时堂授权。
1646年，即大清顺治三年时，郑芝龙选择向清朝投降。然而，他的儿子郑成功却有着不同的抉择。他停留在南澳，积极招募士兵、制造器械，很快就召集了数千人，毅然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
1662年康熙元年，因郑氏集团内部矛盾，当时担任南澳副总兵的陈豹投降清朝。同年，清政府在潮州沿海推行大规模“迁界”政策，南澳岛及大陆沿海数十里的居民都被迫内迁，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曾作为海盗巢穴200多年的南澳岛，再度陷入明初般的蛮荒。
郑成功往昔于南澳招募兵马、扩充实力。如今，在厦门鼓浪屿矗立着他的塑像，那塑像仿佛诉说着往昔的风云故事。图片来源为摄图网授权。
在明清两个朝代的潮州地区，众多海盗中，邱辉堪称最后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在当时的海盗群体里留下了独特印记，成为那片区域海盗历史里不容忽视的存在。
他来自如今汕头的达濠，有个“臭红肉”的外号。在当今声名远扬的达濠鱼丸，据说最初是由他——邱辉为孝敬母亲而创造出来的，这一美食自此流传开来。
邱辉活跃之际，清朝推行“迁海”之策，彼时南澳岛一片荒蛮，于是他把据点设于南澳岛西南的达濠半岛。他在达濠筑寨坚守，掌控着粤东沿海的盐业与渔业，成了那时潮州沿海唯一盘踞“界外”的海盗首领。
彼时，退踞台湾的郑氏集团已传至第三代郑经掌权。邱辉尊奉郑经为正统，力挺他开展反清复明的大业。因其忠心与支持，邱辉获郑经册封，被授予“忠勇伯”的爵位。
连横于《台湾通史》里提及，邱辉占据达濠之时，物资充裕，布帛从不短缺。他交易公平，凡货物进入辖界，皆按价购买，即便对妇孺也童叟无欺。此后内外安定，货物转运无阻，物价愈发平稳，颇具义盗风范。
邱辉盘踞达濠长达十余年，还在达濠搞出个“大明潮州府”。他手下的战船时常在沿海一带现身，那些清兵根本没办法抵挡，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这一片搅风搅雨。
康熙八年（1669 年）时，潮州各个地方执行“复界”政策。不过，由于邱辉势力的缘故，清政府特意做出规定，达濠这个地方依旧维持“界外”状态。
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后，便将兵力调往南澳，打算对付邱辉。面对清军水陆联合的进攻，邱辉驻守的达濠寨被攻破，他只好撤往台湾。之后在清军收复台湾的海战里，邱辉作战失利，最终引爆炸药桶自尽。
邱辉的离世，意味着潮州海盗故事中最后一抹传奇色彩的消散。曾在潮州海域活跃的海盗传奇，随着邱辉生命的终结，正式画上了句号，属于那段海盗岁月的故事自此落下帷幕。
1684年，即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在统一台湾之后，对外宣布解除海禁政策。曾经在潮州沿海猖獗一时的海盗活动，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相传在雍正那会，官府要求潮汕地区的民间渔船都涂上红漆，这么做是为了和海盗船区分开来，这些刷了红漆的船就被叫做红头船。图源：获图虫创意授权
清政府仍对南澳岛过去的“黑历史”心存忧虑。为防海岛出现割据势力，在设总兵时，安排广东、福建各出一营军队驻守该岛，形成两省分治共管之态。彼时蓝鼎元鉴于明朝晚期起南澳海盗集团频现的历史，特意提出：
南澳有个镇子堪称天南首屈一指的要地，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门户。要治理好镇子南面的区域，首要之事就是搜捕那些贼船，以此来保障当地的安稳。
他期望清政府绝不能放过任何一艘海盗船，不然南澳岛很可能再度沦为大的贼窝。如此一来，地方安全会受威胁，百姓也将陷入不安，所以清政府必须对海盗船严打到底。
有趣的是，乾隆年间东南沿海缺粮状况愈发严峻，朝廷便准许潮汕海商从暹罗（即如今的泰国）进口大米。于是，那些曾流落在东南亚的潮州海盗后裔，摇身变成商人，率船队回来做买卖。仿佛没人记得，半个世纪前他们的先辈还是朝廷一心要剿灭的海贼。
帝国对外政策的调整，竟能完全左右海盗与海商的身份转换，这实在是令人觉得匪夷所思。一项政策的变动，就能让原本的海盗摇身变为海商，或者让海商沦为海盗，如此情形着实怪异。
直至如今，因明清官方意识形态多变反复，潮汕人对往昔曾声名大噪的本地海盗传奇人物的看法，也陷入一种矛盾的评价状态里。他们既无法全然否定这些人物在特定时期的影响力，又难以完全认可其行为方式。
从一方面来看，海盗大帮的血腥掠夺对潮汕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掠夺行径是潮汕地区在数百年间形成乡村军事化、宗族抱团以及频繁发生械斗等地域文化现象的根源所在。
从另一个角度看，海盗集团构建的海上贸易网络，对潮汕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潮汕本地百姓富足、海湾港口兴盛以及潮汕商帮在国内外崭露头角、占据优势地位的根本动力。
一边是那深邃、静谧且带着丝丝凉意的海水，仿佛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另一边则是炽热、奔放又活力四射的火焰，尽情释放着它的激情。海水与火焰，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形成了奇妙又强烈的对比。
曾经作为海盗巢穴的南澳岛，如今成了热门旅游胜地。大批游客慕名而来，他们欣赏海景、品尝海鲜，还会抽空探寻海盗往昔的遗迹。岛上有个叫金银岛的所在，传说这里是明朝大海盗吴平战败前藏匿金银财宝的地方。
当地有吴平的藏宝口诀流传：“吾道朝南北，财宝藏地壳，水涨淹不到，水干淹三尺”。传言谁能解开此诀，就能找到巨额财宝埋藏处，可至今无人破解。金银岛旁有“吴平寨”村，是国内唯一以海盗命名的村落。这都显示潮汕人对往昔海盗历史情感复杂。
历史悄然无声，却深深镌刻在与之相关族群的集体记忆里，好似用刀刻下一般，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将其从记忆中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