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177年——217年2月17日）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两城镇）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

王粲父祖辈，在汉位至三公，世为名门望族，自幼得力于家学，而以博学多识著称。14岁抵洛阳，即为当时一代大儒蔡邕所赏识，以致听到王粲来访，蔡邕即倒屣相迎。在座诸宾客，见王粲“年既幼小，容状短小”，无不十分惊讶。而蔡邕这时，则从容向大家介绍说：“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初平三年（192年），王粲16岁，“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这时正值董卓横行长安，讨董同盟正在缔结，而朝中诸大臣谋诛董卓的计划也在进行，长安不久就会变成厮杀激烈的战场。更为重要的是王粲在-由洛阳迁往长安的途中，目睹了一幕幕董卓倒行逆施的罪行，决不愿意与一个豺狼成性的弄权之臣同立一个庙堂。于是就拒绝了朝廷的征辟，与族兄王凯等结伴，离开长安往荆州依附刘表。

在去荆州的途中，王粲再一次目睹了连年征战所造成的社会灾难：白骨敝野，饥殍遍地；难民成群；更有甚者，有的母亲不忍心孩子饿死在自己的怀中，竟将呱呱待哺的婴儿弃置在蔓草中间，掩袂而去。王粲把这一惨绝人寰的情景写入《七哀诗》第一首中。《七哀诗》第一首，有自哀的成分，也有哀汉的成分，但中心点却是集中在人民的苦难方面，如吴淇所说：“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因而它当与曹操的《蒿里行》，同为那个时代的最光辉的现实主义作品。至于论建安文学诗歌创作，亦当如方东树所言：“苍凉悲慨，才力豪强，陈思而下，一人而已”。王粲去荆州途中，还写有《初征赋》等作品，也都透出“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文学转换的风气。

刘表纵然为当时名士派所归心的领袖人物，并与王粲有着某些乡谊亲情，但他并不是于沧海横流能成就大业的人物；至于“而心多忌”，使许多聚拢来的人士淹滞不用。王粲并非在荆州没有显示自己才学的机会和成就，只是“表以粲貌寝，体弱通悦，不甚重也。”从而使王粲不能乘风高举，内心有着深深的抑郁。至王粲滞居荆州的后期，这种怨愤之情则尤为浓烈。曾在一次登当阳城楼时，写作了《登楼赋》悲乡念远，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痛。王粲初赴荆州，是为了寻找“明王贤伯”，在匡扶汉室的过程中建立自己所追求的功业。可是一去12年，王粲本人的不为重用，另当别论；而刘表从来就没有过积极的勤王之举，从而使王粲更大失所望。“心悽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憯惜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足以见出王粲的情痛之深。由于《登楼赋》把念井思乡之情与不为世用的悲愤之情互相融合在一起，使《登楼赋》成为开魏晋抒情短赋之先的佳作，赢得了曹丕“虽蔡、张不如也”的高度赞扬。当然就其与汉代大赋比较，它也已经摆脱了体貌状物的叙事方法，而在赋的嬗变过程中注入了新质。

王粲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表病危，刘表内部的倾轧日趋尖锐。而迁汉献帝于许昌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进军荆州，使荆州危在旦夕。若东依孙权，刘表与之有杀父之仇；若移权与刘备，则刘备尚羽翼未丰。何去何从，成为决定荆州命运的问题。王粲主降曹归汉，并向继位的刘表之子刘琮进言，使曹操不战而取得荆州；王粲也因此得到了曹操的信任，辟为丞相掾。王粲在荆州多有文学创作，只是由于乱离，大多佚失。南梁萧绎就曾说：“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斑”。后来人曾多有辑佚，亦十不存一。可见，王粲在荆州的创作活动相当活跃。

王粲归附曹操之后，如鱼得水，才志有所施展，然亦不过是文学侍从而已。这一时期，他也写有不少诗文，然都多-之作。因此，王粲之在建安文坛，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前期诗文。对于他在前期的诗文创作，刘勰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播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钟嵘说：“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在曹、刘间别构一体”。而刘勰论及他的后期之作，则说：“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已尽畅涤走“梗慨而多气”的特色。

王粲诗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1卷，《去伐论集》3卷，《汉末英雄记》10卷，均佚。明人辑有《王侍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