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一段鲜为人知的兴建往事

八大山人纪念馆是我国第一座古代画家纪念馆，它的建成以及馆藏的四十几幅珍贵的八大山人书画真迹，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59年，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来到南昌视察，闲暇之余，在他的老战友，时任江西省文化局局长的“石凌鹤”陪同下，去青云谱寻访八大山人故居。 “夏公”与石凌鹤很熟，两人不仅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大将”，也是我党当年在上海的电影领导五人小组的成员。并且石凌鹤一贯尊称夏衍为“大哥”。 故人同游，又都是文化人，自然无需过多场面上的应酬，而多了几分文化的交流。 在当年仅为道观的青云谱， 夏衍向大家介绍“八大山人”（朱耷）生前以道士隠居在青云谱道观作画，在绘画上有极高的造诣，善画山水花鸟、竹石，对以后写意画派影响颇大。 看到八大山人的故居依旧，但作品全无，夏很不满意，随之向同行的石凌鹤建议：“你们可利用青云谱道观地址，俢建“八大山人”纪念舘，收藏朱耷的绘画；并在青云谱道观内设展览厅，又可成为南昌市的旅游景点。下个月上海开华东文化协作会，你们派人来，我来为你们征集八大山人画作，赶紧筹建八大山人纪念馆吧”。 石凌鹤自然高兴，当即表示同意。 不久，省文化局遵照夏衍副部长和石凌鹤局长的意见，通知南昌市文化局负责筹建“八大山人”纪念舘。 市文化局报告市人委请示批准。让人欣慰的是，时任南昌市长“张云樵”一向重视文化艺术，颇具这方面的认识和才干。 当市文化局提交市长办公会讨论筹建“八大山人”纪念舘，张市长不仅欣然同意由市财政局拨款俢缮青云谱道观，并且提出了在当时很有远见的意见：“如果没有八大山人的真迹，这个纪念舘就是图有虚名”。 于是张市长果断拍板，指示市文化局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收购一批朱耷画作。在修建纪念舘和收购朱耷画时，张市长还亲自过问、跟进。 “张市长的作风就是十分踏实，说到就要做到。没做到就要找你，八大山人不是他催着建，搞不出来的”。这是老徐曾经采访五十年代的南昌市文化局“李秀英”局长时，老人颇为激动地评价这位南昌受人尊敬的老市长。 文革期间， 因为修建八大山人纪念馆，成为张云樵的一大罪状：“为皇子皇孙树碑立传”。 说到做到的还有夏衍副部长， 不久在华东文化协作会上，夏老在做报告时，果然话锋一转，大声说：“八大山人是明末清初大画家，在南昌至今还保留有他完好故居，可是他的画一张也没有，我要求江苏、上海、浙江三地发扬协作风格，把你们博物馆的八大山人藏画各捐赠几幅真迹给江西，以帮助他们建馆。 会后，在夏衍老的过问下，八大山人纪念馆于是又获得其它地方博物馆捐赠的20余件原作真迹。 对于八大山人纪念馆，南昌文化历史上还应记住一人，那就是青云谱道观第二十一代住持——韩守松。 据南昌老报人“万人俊”在他的【南昌掌故轶事】中记载： 韩守松，湖北黄梅县人，幼年丧父，母亲长年吃素信佛，人称“斋婆”。韩八岁时随母来南昌觅亲,未遇。 其母后入本市灵应桥头的“眼光殿”为尼，乃将守松送至青云谱道观学道，韩守松坚定信念习禅苦行，诣谒求教，勤学经律，探求内典，因而深通教义，后升为青云谱道观第二十一代住持。 青云谱虽是名刹, 但因地处市区南郊，交通不便，香火不旺。守松道长因此长期同道观的道人，开辟莱地种菜自供，过着茹苦的生活。 南昌抗战沦陷期间，附近乡民不堪日军骚扰，皆到道观避乱。守松道长与道人均给予安置，还节约粮食，施给饭粥充饥，深得乡民的爱戴。故若道院有事，不召均主动踊跃而来。 日寇垂涎观内几株几百年高大的香樟和罗汉松，意欲锯伐。守松道长获知后，乃只身步行到市内往见敌酋，晓以道义，适该敌酋信奉佛教，深受感动，愿书纸谕。 守松道长回观后，即将此谕高贴门首，古树才得到保护，而幸免锯伐，乡民避居亦较前安全。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守松道长发起并主持“超荐抗日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法会”三天，受到全市各寺庙僧尼居士们的热烈响应，庐山真如禅寺亦派僧徒来南昌参加。 青云谱道观留存今日，成为我市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韩守松道长殚精竭虑，是费了心血的。他曾数次募款重修，拓建庭园。 葬于观之西南，广度庵前的“八大山人”之墓（衣冠冢），曾被乡人挖取砖石建桥，经他劝阻乃止。他还率观内道人担土填好，使该墓一直完好。 新中国成立后，韩守松道长在党的宗教政策关怀下，曾先后受聘任中国宗教协会理事，江西宗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1959年，“八大山人”纪念馆成立时，韩守松道长主动将自己珍藏的“八大山人”的真迹字画和文物，全部赠交该馆。 1981年，守松道长因病在南昌圆寂。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1985年“八大山人”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命名为中国古代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如今坐落在南昌主城梅湖景区的八大山人纪念馆已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享誉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