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代课老师,一学生常被我训斥,后来出门打工,发现他是我上司

农一代民工的事 2024-09-09 22:52:41

90年的时候,26岁的我再次当起了代课老师。

自从17岁高中毕业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都是乡联校的代课老师,最开始教小学,两年后又被借调去了初中。

以我一个高中生能去能去教初中,固然有父亲也是老教师的缘故,更多还是我语文水平挺扎实,所以才有这番际遇。

原本以为,代课一些年后,或许能转为正式老师,联校的领导和我谈话时,也总透露出这种信息。

在那个年代,如果能成为一个有正式编制的老师,在农村算是非常不错了。

可一年多前,我们当地的政策突然收紧,没有大专以上文凭的代课老师不能转正。我只得黯然退场回家,很快就和妻子结婚,随后孩子就出生了。

孩子出生后,小家庭的负担也重了起来。我虽然一直都在琢磨怎么赚钱养家,可毕竟这么多年来要不就是在读书,要不就是在教书,真算得上是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的我,在当时还真找不到赚钱的门路。

90年年初,昔日的联校领导突然来到我家,请我勉为其难地去代课,因为一个语文老师病倒了,初二暂时找不到合适的老师。

领导和我说了一大堆的好话,既有理想主义下的“教书育人”,也有现实主义的“赚钱养家”。还说只要你同意去了,工资和大家基本持平,万一哪天政策有变化,会第一时间考虑你。

对于后者,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急于赚钱养家的我,思考了三天还是接受了这个邀请,再次拿起了粉笔刷站上了讲台。

真的接手后才发现,自己接手的竟然是最差的一个班。当时我们乡中学一个年级三个班,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实验班尖子班的叫法,每个班级都有几个突出的孩子。

但我的班上几乎都是成绩不好的学生,班级第一名在年级排名的最高纪录竟然是40名开外。

尽管我也是临时接手、甚至还不知道哪天就会被“下课”,但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再加上自己前些年当老师养成的习惯,我还是试图去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心理,争取把成绩搞上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也不得不叹息:班上的底子确实太差,或许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力挽狂澜的。

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担当起这个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看了看学生花名册,一个叫黄大强的学生吸引了我的视线——前任老师给他的评语很有特点:班上的飞天猴子,全班学风一半是他带坏的。

抱着一种“擒贼先擒王”的心理,我决定从黄大强身上找个突破口。

黄大强是黄家仑村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这孩子真的就是无法无天。不管哪个老师教育他,他都能找到一大堆强词夺理的理由,气得老师们都不愿搭理他了。连老师都有点害怕的学生,成绩能好得起来吗?

我并没有立即去找他“麻烦”,继续在一旁观察,毕竟自己刚接手不久,贸然出手只会适得其反。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黄大强平常都是男同学们的头头,身边一直围着一大堆“警卫”,真的是呼风唤雨的神气。只有一个时候他才是孤独的,那就是吃饭的时候。

当时的农村乡中学食堂很简单,学生从家里带来粮食,自己准备一个饭钵,把粮食淘洗后放到食堂的饭罾里就行。

吃饭铃一响,孩子们就像出栏的羊儿一样向食堂飞奔,从饭罾里找到自己的饭钵拿回教室,然后掏出从家里带来的腌菜瓶子,就着腌菜吃饭。

因为并没有给老师单独开餐,再加上我们学校的老师基本都是双职工,于是便都是在自己的办公室兼宿舍做饭吃。

我也是一样,在宿舍旁边的走廊上搭了一个简易棚遮下风雨,一个藕煤炉子就成了厨房。

通过我的观察,每次吃饭的时候,黄大强并不会和大家一起去,凭他跑步的速度,完全可以拿个冠军第一个进食堂。

但他几乎都是等别人拿完后再慢悠悠地去,拿着饭钵也不回教室,而是在操场旁的那个围墙下边走边吃。

掌握了他的规律,我便安排了一次“偶遇”——那天吃午饭的时候,我早早就吃完了饭在围墙下散步,也很"意外"地遇到了正在吃饭的黄大强.

之间他饭钵子里放着几个红薯,里面一颗大米也没有。

那个时候在我们当地,红薯是很重要的辅助主食,但像黄大强这么只吃红薯的还是没有。吃红薯的好处也有,那就是不需要什么下饭菜。

迎面看到我,黄大强的脸上露出一丝惊慌,甚至还想把手里的饭钵藏到身后。

我摇手示意他不用了,我已经看到了,也不会售说出去。

听我说不会说出去,黄大强的脸上当即就松弛了许多,毕竟还是十二三岁的孩子,还不是很懂得很好地掩饰神情。

我尽量用一种平静的语气问他说: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更多的营养,每顿都吃红薯可不行哦。

反正都被识破了,黄大强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无所谓的表情,撇撇嘴对我说:红薯能吃饱,我就很满足了,可不能和你们当老师拿工资的比。

这话里带的刺太明显了,也呛得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沉默了一阵,黄大强手里的几个红薯也啃完了,我才说道:放学后你来我办公室吧,我有话和你说。

放学后,黄大强还真的来了我的办公室。后来才知道,就是因为我中午说“不会说出去”的那句话,他担心自己不来我就会变卦,他这是来安抚我的。

我和黄大强聊了很多,从我自己小时候开始,到我上学时的情况,比其他也不遑多让。

然后说到你现在虽然条件不好,但我们不能一辈子都这么过啊。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对我们山里孩子来说,好好读书就是唯一的途径了。

我不知道黄大强有没有听懂,但至少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他是听进去了的,而且也确实在思考什么。

最后,我给他提了个建议:我们搭伙吧。我这人比较懒不想做饭,瞧你人高马大的,和别人打架时手脚那么快,就想占你点便宜,我俩的饭由你来做。

你有红薯,刚好我家没有,想吃红薯还得去别人家讨要。现在和你搭伙,也能解决我的嘴馋,你看怎么样?

就那样,我和黄大强成了饭搭子。这家伙学习成绩不怎么样,但做起饭来确实有模有样。当然,我也不会真的耽搁他学习来做饭,顶多就是晚餐让他做下菜而已。

他也继续从家里带红薯,和我的大米一起煮,一定程度上也能增加点饭香和口感,倒也相安无事。

与此同时的收获也是意想不到的,自从黄大强和我搭伙之后,班上的学风几乎是急转直上。

有了他这个带头大哥的威慑,那帮无法无天的家伙渐渐就安稳下来,课堂纪律好了,就连自修课都有模有样的。

不能吵闹了,精力有剩的孩子们总得找点事事干,我也顺水推舟引着他们朝学习上靠拢。慢慢地,全班的成绩也终于触底反弹了。

到初三第一学期结束,我们班已经有了三个学生进了年级前十,勉强算是保本。

黄大强之前的基础太差,但这一年的改变,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至少七门功课都能及格了。

初三第二学期,时间已经是92年了。校长曾经说所谓的“政策变化”没有出现,休病假的老师回来了。

原本我是要立即“下课”的,但考虑到临阵换将似乎不妥,学校便安排我暂时留任,我们班也成了独一无二的“双班主任”班级。

但是我知道,自己不得不马上“另谋高就”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南下广东打工,这也是你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是五月份出发的,离毕业考试也就一个多月时间。临走前还特意和黄大强聊了一阵,告诉他,我已经和校长,还有原班主任说好了,接下来这段时间,你还是给老师做饭。

他对我流露出深深的依恋和不舍,但对我“好好复习,争取靠上高中”的警告满口答应。

就那样,我南下广东打工。因为年龄有点偏大,好长一段时间里找的工作都不是很好,甚至也脱下自己的“长衫”在工地和码头上干过。

幸好凭着不屈不饶的坚毅,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拼,后来慢慢走上了正轨,开始进厂上班了。

在92年前后的那段时间里,高中文凭还算有点用途,至少在进厂的时候,有个高中文凭还是相对轻松一点。

但我毕竟是有了家室的人,老家还有老婆孩子,还有双方的老人,都需要我尽快提高收入。

所以,那些年里,我总是在不断换工作的路上,看到哪里工资开得高就去。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劳动合同之说,劳资双方几乎随时可以做出选择。像我这样的普通打工人,想要跳槽实在太容易,无非就是“提桶跑路”而已。

很多年后,我一直为当时的做法而后悔,贪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如果当时能够一门心思留在一家不错的工厂,慢慢沉淀,凭着我当过老师的心智,应该会有不错的发展。

就那么过了好几年,我的打工生涯一直没有太多的起色,顶多就是能让家人吃饱穿暖而已。

看着孩子慢慢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很不愿意把他放在家里当留守儿童,于是便把他们母子俩都接到了身边,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有了“长久干下去”的打算。

新工作是一家外企,我也是在老乡的介绍下才进去的,成了品管部的一个基层职员。

虽然还是基层,但在全公司来看,这个职位算是中上水准,工作环境和待遇都不错。要不是我的年龄偏大,甚至还有不错的发展前景。

我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六七年,时间来到了2001年,这时候,我的孩子都上小学了。这几年来,我再也没有换工作的想法,妻子也另外一个部门上班,虽然收入不算高,却也温饱无虞,日子过得平淡如水。

01年10月,我们部门接到通知,新来的品管经理就要上任,让大家做好准备,别到时候在新领导眼里留下不好的印象。

其实在外企的时间久了,像我这样的基层管理,已经没有太多的进取心,只求一个平稳而已。即使不被新领导看好提携,也不至于让我失业。

新领导很快就走马上任,竟然是一个很年轻的男孩。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总是觉得有点面熟,却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见面会结束后,我刚走到门口时,却被领导叫住,甚至还直接喊出了我的名字。

我愣了一下,像我这样的基层管理,刚才是不需要自我介绍的,为什么他会知道我的名字呢?

答案很快就有了!我满脸愕然地看着他,刚想要说点什么时,领导开口了:黄老师,我是黄大强,您还记得我吗?

我这才恍然明白,为什么自己见到他时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只可惜十来年过去了,当时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如今已经是青春焕发而不失稳重的精英人士了。

下午下班后,找了个地方一起吃饭。我这才知道,黄大强当年还真考上了高中,高考时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也来了广东打工有两年了。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品管经理出缺,他的应聘通过了。

于是,昔日的师生,如今就成了上下级关系了。所不同的是身份的转变,当年他对我唯唯诺诺,如今我对他不卑不亢。

我们并没有可以去隐瞒我们的关系,只要不是太正式的场合,黄大强依然会叫我一声黄老师。

最开始,同事们颇为不解,我也毫不讳言地说道: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是我曾经的学生,如今是我的上司,不正是说明我当老师时没有失职,才能有他的青出于蓝么?

在外企的工作,也无需讳言,我确实得到了黄大强一定的帮助,后来成了中层管理,工资和福利有了更大的进步。

黄大强一直和我说:老师当年给我的帮助很大,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难得的是让我心智上的觉醒,才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并不介意学生成了我的领导,相反,心里更多了几分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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