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沈阳，春寒料峭，却掩盖不住城内暗流涌动的气息。张学良与杨宇霆，一位是风华正茂的少帅，一位是久经沙场的奉系元老，两人拍了一张合影，他俩都军装笔挺，英姿飒爽，但从照片中的站姿可以看出两人心中已经心生间隙，脸上都流露出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张学良此时年仅27岁，却已肩扛家族与奉系军阀的重担；而43岁的杨宇霆，则以其深厚的资历和过人的智谋，在奉系内部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站姿中，杨宇霆的气场似乎比张学良更强大，那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沉稳与自信。然而，这份自信却逐渐演变成了对权力的渴望与对年轻少帅的轻视。照片中的张学良若有所思，或许他早已预感到，这位父亲曾经最好的副手，终将成为自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就在这张照片拍摄的几个月后，一场震惊全国的“老虎厅事件”爆发。年过九旬的张学良，在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中，首次详细披露了这段尘封的历史。他坦言，决定枪决杨宇霆、常荫槐的那一刻，自己内心充满了挣扎与矛盾。最终，他选择了一种近乎迷信，以抛银元的方式来做出决定他自己和杨宇霆、常荫槐命运的决定。

“我本人当时并不想杀杨宇霆，我想把常荫槐枪毙了，把杨宇霆关起来……”张学良的话语中透露出深深的无奈与纠结。这种通过抛银元来决定生死的做法，听起来荒诞不经，却真实地反映了张学良在当时权力斗争中的孤立无援与绝望的真实写照。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决定，更是一个能够让他心安理得、继续前行的理由。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皇姑屯事变”后，奉系内部势力动荡不安，杨宇霆与常荫槐势力的崛起，无疑是对张学良权威的一次巨大挑战。他们自恃功高，对张学良的指令阳奉阴违，甚至在公开场合对其冷嘲热讽。这一切，都深深刺痛了张学良的自尊心与权力欲。他们常常以各种理由和手段逼迫张学良签署各种协议来达到自己想要的利益，这一次次加深了张学良对其的不满和自己的危机感。

尤其是当张学良决定东北易帜，向南京国民政府靠拢时，杨宇霆与常荫槐的反对之声更是甚嚣尘上。他们拒绝与南京代表合影，公然挑衅张学良的权威，企图在东北独立王国中继续维持自己的地位。这种赤裸裸的反对与挑衅，终于让张学良忍无可忍，决定采取极端手段，以儆效尤。

然而，真正让张学良下定决心动手的，是杨宇霆与常荫槐的步步紧逼。他们不仅拒绝服从张学良的决策，甚至企图通过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来架空少帅。那一刻，张学良的愤怒与恐惧交织在一起，他深知，若不采取行动，自己或将被彻底架空，成为名义上的傀儡。

于是，那个看似荒诞却又充满无奈的决策诞生了，以抛银元定生死。在张学良的描述中说，他连抛六枚银元，结果都是决定两人死亡的正面朝上。既然如此，张学良就不再犹豫，叫来警务处长高纪毅下达枪杀杨宇霆与常荫槐的命令。

1929年1月10日晚，大青楼老虎厅内，一场精心策划的枪决悄然上演。两人应张学良邀约来到此处，刚进入大厅内坐下，被突然出现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及六名战士包围。随着枪声响起，杨宇霆与常荫槐的生命戛然而止，留下的是满地的鲜血与无尽的遗憾。这一次张学良终下狠心，要用他们的生命来稳住自己的地位，这不仅结束了两位奉系重臣的生命，也深刻影响了东北乃至中国的政治走向。

张学良在事后并没有对两位的家人进行赶尽杀绝，他亲自下命令不允许任何人去侵占杨、常两家的财产，还派人送去一万块大洋作为抚恤，并保护其子女继承家业。这一举动，虽不能完全抹去他杀人的事实，却也没有将事做绝，但他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却从未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