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王安石变法，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是青苗法。青苗法的核心内容是：所有州县各等（北宋根据财富多少把不同家庭划分成若干等级）民户，在每年夏秋两季收获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借户贫富搭配，10人为保，互相检查。朝廷出台这项改革的目的，本是为了在不动摇官僚体制的情况下，通过“理财”，在财政上的“开源”，解决现实中“积贫”困境，并使老百姓（主要是农民）避免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进而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富国强兵的目的。
但是，王安石的这项改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太多的问题，比如说，为了个人政绩，以及从中谋取私利，一些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所有这些，让百姓苦不堪言。因此，朝廷内外，对王安石的变法持批评意见的很多，这其中包括如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朝廷重臣。这引起了宋神宗的重视。
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宋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负责朝廷军政之事的枢密使文彦博也跟宋神宗谈起了青苗法的弊端。宋神宗说：“我派了两个宦官到民间亲自了解情况，老百姓都说青苗法十分便利。”文彦博说：“韩琦担任过三朝宰相，他的话你不相信，居然相信两位宦官？”更早一些时候，王安石曾经跟内副都知（宦官品级）张若水、蓝元震关系非常密切，宋神宗派人暗中调查地方上的借贷之事，恰好任命的是他们。他们回来后，都竭力表示老百姓非常认可这件事，没有强行摊派的，所以，宋神宗对青苗法有益无害“信之不疑”。
当听到太多的人对青苗法议论纷纷褒贬不一的时候，宋神宗派人深入基层进行调查，试图通过第一手的材料来得出相应的结论，是十分正确的做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然而，如果相关的调查，从派出什么样的人去调查，到这些人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去调查，调查的对象是些什么人，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调查等等，事实上对于调查的结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在这里，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因为宋神宗派出的是两个宦官，并且还又是与当事人王安石有老交情的宦官，所以，可以说还没有进行调查，可调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就已经知道了！
无论是韩琦还是文彦博，都算得是北宋之时的朝廷重臣也是贤相。为什么后世之人称之为贤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个人品德高尚，作为朝廷宰相之时做出的许多决策相当睿智，对于皇帝敢于谏言。能够拥有这样的臣子，本是做皇帝的一大幸福，可惜的是，当时的宋神宗实在是太年轻了（时年22岁），并且想做成点事的心情又太过迫切了。因此，很多决策显然有些冒失或者说激进，以致在王安石诸如青苗法等新法的推出与实施方面，缺少论证，也缺少必要的完善或者说补救，让它出现了不少问题。
作为一国之君，尤其是刚刚登基、乳臭未干的之人，没有进取心是不行的。但是，做事缺乏必要的掂量、慎重，冒冒失失毛手毛脚也是不行的。还说宋神宗，他着人去下面针对青苗法进行的调查，派宦官之人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们如果与当事人存在一定的关联，那么，是有可能影响调查结果的公正性与客观性，那又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像这样的调查的意义，自然就有可能打折甚至是负面的。而对这些，年轻的宋神宗或许懵懵懂懂，根本就不知道，犹如盲人骑瞎马，哪有不摔跟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