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根据地，算得上是新四军得以浴火重生的生命源泉。
当年，新四军战略展开所创建的华中根据地的范围大致为江苏大半，经济实力强劲，新四军在这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兵员和物资补给，成为华东战场当仁不让的硬钉子。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军重兵盘踞、伪政权林立、国民党顽固派掣肘的复杂局面下，新四军以不足万人的兵力，在苏中平原开辟出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
苏中地区地处长江与淮河交汇处，河网密布、地势平坦，传统军事理论视之为游击战禁区。
1939年冬，陈毅、粟裕率部渡江北上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片"无山可依、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
然而，新四军将领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发现了水网地形的独特价值。密布的河汊航道构成天然交通网，星罗棋布的沙洲芦苇荡形成天然隐蔽所，纵横交错的水田阡陌限制敌军机械化部队机动。这种地理认知的革命性转变，直接催生了"水网游击战"的创新实践。
新四军创造性地将部队编组为"梅花桩"式战斗单元：每个连队配备20艘木船，形成水面机动能力；每个排拆分为3-5人战斗小组，建立"分散潜伏、集中突击"的作战模式。
1941年夏季反"扫荡"中，面对日军5000余人的三路合围，第1师采取"化整为零"策略，将主力分解为182个战斗小组，借助水网实施"昼伏夜袭"。
统计显示，7月间共发起突袭战斗87次，摧毁日军汽艇23艘，击毙敌伪军1200余人，自身伤亡仅百人。这种将地形劣势转化为战术优势的智慧，打破了传统游击战的思维定式。
苏中北接山东、西连淮南、南控长江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贯通华中各根据地的战略支点。
粟裕曾精辟指出："控制苏中，就扼住了日军的咽喉，切断了其长江航运命脉。"1942年，新四军通过建立高邮湖、邵伯湖两大水上游击区，成功将日军第60师团牵制在运河沿线，为淮南、苏北根据地的巩固争取了战略空间。
新四军进入苏中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军事压力，而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
据1940年调查，当地73.4%的耕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佃农需缴纳50%-70%的地租，高利贷年息普遍达200%以上。
这种经济结构严重制约着民众的抗日热情。陈毅在苏中区党委会议上尖锐指出："不打破土地的枷锁，就建不成真正的抗日堡垒。"
1941年秋推行的"二五减租"运动，开启了根据地的社会革命。同时，地租不得超过年产量的25%，废除押租、预租等苛例，借贷年息不得超过15%。为保障政策落实，新四军创造性地建立"评租委员会"，由农抗会、佃农代表、开明士绅共同组成，仅半年时间就使60万佃农获得减租实惠。
1942年冬，苏中军区一次性募集军粮1500万斤，相当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全年田赋的三倍。
在日军扫荡期间，新四军反"扫荡"期间发明的"敌进我进"战法，指挥小分队深入敌占区不断袭击据点。1943年反"清乡"斗争中发展的"纠缠战术"，以地方武装日夜骚扰迫使日军疲于奔命，至1944年车桥战役时，已能组织多兵种协同作战。
同时，竣工体系也同样惊人，在东台县建立的江淮兵工厂，利用盐阜地区丰富的硝土资源，月产手榴弹3万枚、地雷500个；1944年研制成功的"土坦克"（用棉被浸水覆盖的独轮车），在攻克日军碉堡时发挥奇效。这种"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军工思想，使苏中部队的装备自给率在1945年达到70%以上。
粟裕在经营苏中根据地过程中，提出"战略上持久战，战役上速决战"原则，在实战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1940年黄桥决战，面对国民党韩德勤部3万重兵，粟裕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策略，集中主力歼灭其嫡系89军，同时通过统战工作争取李明扬、陈泰运等中间势力保持中立，创造了以7千兵力歼敌1.1万的经典战例。
在华中战场，从初期的伏击战、破袭战，发展到后期的攻坚战、运动战，新四军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1944年春，陶勇指挥的如皋战役首创"围城打援"新战法，先以地方武装佯攻日军据点，待南通援军进入伏击圈后，集中三个主力团实施分割围歼，毙伤日伪军800余人。这种虚实结合的战术，充分体现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战智慧。
至1945年，该地区已形成拥有3.5万正规军、15万民兵的强大武装体系，成为牵制华中日军的重要战略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