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556年，即西魏恭帝三年的深秋九月，西北中原的古道上，一支车马队伍正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旌旗如同黑色巨蟒，在群山之间游动，遮天蔽日。
这支车马的规模和仪仗非同寻常，显然只有帝王才能享用。然而，坐在车驾中的并非皇帝，也不是皇亲国戚。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正是西魏王朝的丞相、太师、大冢宰——宇文泰。
宇文泰虽然名义上是丞相，但实际上是西魏的缔造者和实权掌握者。这个国家由他一手建立，而皇帝元廓不过是他掌控的傀儡。可以说，宇文泰与皇帝元廓的关系如同曹操与汉献帝。
从关中沃野的长安出发，宇文泰西巡已有五个月。
从初夏的四月到深秋的九月，天气渐寒。当西巡的队伍行至牵屯山（今甘肃省平凉市西北，属六盘山）时，宇文泰因为长期劳累，最终在秋日的肃杀之气中病倒了，而且病情迅速恶化。
在五十岁这个知天命的年纪，宇文泰似乎意识到自己的时日无多。他下令军队撤回长安，并秘密派人飞速前往，通知一个重要人物迅速赶来。此人正是宇文护，西魏的小司空，也是宇文泰的侄子，被他视为家族的未来。
宇文泰的车队向长安出发，而宇文护则急速赶往与他会合。两人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北）相遇，宇文护的速度确实不慢。
据《周书》记载，当时的宇文泰已是“疾已绵笃”，病情严重。躺在病榻上的宇文泰见到迟来的侄子，勉力对他进行了临终嘱托。
宇文泰说：“我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我的孩子们尚且年幼，国家局势不安，以后的重担就交给你了，你务必完成我的未竟事业。”
面对叔叔的临终嘱托，宇文护也只能含泪应允。就这样，一场帝国权力的交接似乎完成了。
然而，这次交接真的如想象中顺利吗？宇文泰心中充满了对宇文护的疑虑和无奈。而宇文护也感到意外和复杂，因为他未曾料到宇文泰会将国家的重任交予自己这个地位不高的人。
在宇文泰看来，宇文护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宇文护缺乏足够的锻炼和政治经验，对朝政事务也知之甚少。尽管他已经43岁，但在政治领域中仍显得稚嫩。更为关键的是，西魏王朝崇尚军功决定地位，而宇文护的资历和战绩都不够突出，无法支撑他担任西魏朝廷领袖的位置，因此元老重臣们对他难以服气。
宇文泰原本最为器重的是另一位侄子宇文导，他被封为大将军，无论是军功还是威望，宇文导都更胜一筹，足以震慑那些元老重臣。然而，宇文导在两年前（554年）英年早逝，年仅44岁。宇文导的去世让宇文泰倍感痛心和失落，不仅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也使得原本周详的托孤计划化为泡影。
在当时的宇文泰家族中，除了宇文导，没有其他人具备像他那样丰富的政治经验，能够胜任这一重要角色。
没有理想的候选人，宇文泰只能在有限的选择中挑选最合适的人选。他的注意力最终集中在了宇文护身上。宇文护是宇文导的亲弟弟，也是宇文泰的子侄辈中年纪最大的。虽然他的政治和军事经验还不够丰富，但他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功勋。
毫无疑问，宇文护成为了宇文泰唯一能够寄予厚望的人选。因为在整个宇文家族中，宇文泰找不到第二个合适的人选。对于宇文泰来说，除了对宇文护的信任，他已经别无选择。
宇文泰原本打算悉心培养宇文护，但时间不等人。他自己也没料到，在这次西巡中，他会因病卧床不起。因此，宇文泰只能在紧迫的情况下，让宇文护承担重任。
在这次西巡之前，宇文泰也在为自己选定了接班人，册封自己的嫡长子宇文觉为世子，并象征性地任命他为大将军，这意味着宇文觉将接过宇文泰的权杖。
然而，宇文觉年仅十五岁，尚显稚嫩，无法独自承担起重任。在主弱臣强的局势下，他很可能会被元老重臣所左右。因此，必须有一个值得信任的辅政大臣来协助他。除了任命宇文护为辅政大臣，宇文泰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宇文泰为西魏的建立倾注了毕生的努力，他不愿看到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付之东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随时可能离世，因此决定任命宇文护为托孤重臣，以确保江山稳固。
十月，宇文泰在云阳宫（今陕西淳化县）病逝，享年50岁。
宇文泰的一生在战场上度过，如今终于画上了句号。然而，他只能见证自己生前的功绩和西魏王朝的建立，却无法预见在他之后，北周、隋、唐将接连崛起，并在他奠定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辉煌的历史。
可以说，公元556年的这个深秋，对于宇文泰来说是人生的终点，但对于承接他遗志的北周、隋、唐三个朝代而言，这却是一个新的起点。宇文泰的时代结束了，而隋唐的历史在这一刻拉开了序幕。
宇文泰生活在一个充满变革和动荡的时代，他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历史的发展。北魏在公元534年的分裂，形成了东魏和西魏，这是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转折点。然而，这一分裂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历史事件。
早在公元494年，也就是北魏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出了迁都的重大决策，将首都从平城迁至洛阳。
这一举措标志着北魏开始实施全面的汉化改革。孝文帝的改革措施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改变风俗习惯、采用汉姓、穿着汉服、使用汉语以及实行汉化的官制等。孝文帝本人改姓为“元”，以身作则，推动改革。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多有介绍，通常从积极角度评价这些改革，认为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这些历史事件彼此相连，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历史上，任何改革都难免遭遇挑战，也不可能完全有利无弊。当时，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遭到了鲜卑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其中包括他的太子元恂。孝文帝迁都洛阳两年后，太子元恂在洛阳发动叛乱，试图逃回平城。为了坚定推进改革，孝文帝最终废黜了元恂，将其贬为平民，并在狱中赐死。
孝文帝的迁都和汉化改革，引发了鲜卑旧贵族的极大不满。
随着北魏政治中心南移从平城迁到洛阳，选择南迁的鲜卑贵族和官员地位上升，而留在平城的鲜卑贵族和军人地位下降。这种南北地位的悬殊对比，为北魏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最终走向了两个极端。在南方的洛阳，汉化的贵族和官员奢靡腐化，沉溺于享乐和权力斗争。而北方的平城，仍然保持鲜卑旧俗的贵族和军人继续过着部落生活，面临经济困境和物资匮乏，待遇低下，几乎被国家遗忘，甚至遭到洛阳贵族的歧视。
这种南北矛盾不仅未得到解决，反而在三十多年的积累后，演变为一场历史灾难——六镇起义。
“六镇”是北魏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柔然民族和保护旧都平城，而在平城以北设立的六个军事重镇。它们分别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南部和河北北部，自西向东依次为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
后来，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如宇文泰、高欢，以及隋唐的先祖，都是从这些地区崛起的。
523年，破六韩拔陵率先发动起义，其他军镇纷纷响应，揭开了六镇起义的序幕。这场起义席卷了北魏的大部分地区，而北魏朝廷内部则忙于权力斗争。最终，军阀尔朱荣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
公元528年，尔朱荣以勤王的名义攻入洛阳，将掌权的胡太后和幼帝元钊投入黄河，并在河阴（今河南孟津）屠杀了2000多名朝臣，史称“河阴之变”。据《魏书》记载，这次事件后，“天下闻之，莫不切齿”。
尔朱荣的暴行导致他最终被世人唾弃。正因尔朱荣的恶名，后来黄巢攻入长安和朱温发动“白马之祸”时，对朝臣的杀戮相对减少。
此时，经历过了河阴之变的北魏王朝，虽然名义上帝国朝廷仍姓元，实质上已被尔朱氏掌控，成为一个空壳，灭亡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尔朱荣并未长久享受权力。
公元530年，忍无可忍的傀儡皇帝孝庄帝元子攸与几位近臣密谋，在大殿上伏击并诛杀了尔朱荣。
尔朱荣死后，北魏朝堂陷入无主状态，再次混乱。尽管孝庄帝元子攸除掉了尔朱荣，但他依然无法掌握实权，最终也被尔朱荣的堂侄尔朱兆所杀。
尔朱兆虽然承袭了他的伯父尔朱荣的事业，但他并没有伯父那样的军事声望和才能。在与高欢的对抗中屡次失利，最终自杀身亡。由此，北魏的政权落入了高欢的掌控。高欢在进驻洛阳后，从民间迎立了元脩为皇帝，这便是北魏的孝武帝。
尽管元脩心怀对高欢拥立之恩的感激，但他并不愿意做一个傀儡皇帝。元脩知道自己不是高欢的对手，于是决定带领众人西逃至关中。
此时的关中是宇文泰的地盘，元脩的到来让宇文泰非常高兴，他甚至亲自到长安城外迎接。宇文泰本身缺乏与高欢对抗的实力，孝武帝元脩的到来，等于给了宇文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
面对这种局势，高欢无奈，只能另立元善见为皇帝，并为了防止皇帝再次逃往西方，将都城迁至邺城。宇文泰见状，觉得手中的元脩反而碍事，便将其毒杀，改立随元脩入关的元宝炬为帝，并同样以魏为国号。
因此，严格来说，历史上并没有“东魏”和“西魏”的称呼，当时他们都自称魏国，都是以“魏”为国号。今人为了区分这些时期，才加上方位进行区别。从此，北魏正式灭亡，历史进入了东西魏对立的时期，这也成为宇文泰与高欢争锋的时代。
随着北魏的分裂，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三国时代。在北方，出现了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两个政权；而在南方，则是南梁—南陈的统治，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从国力来看，东魏是当时最强大的势力，南梁次之，而西魏则曾经处于最弱的位置。东魏拥有最广阔的领土，包括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今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苏北和皖北，人口众多。而西魏的领土主要集中在关陇盆地，地理条件差，经济落后，与东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如此，西魏却顽强地在关陇地区坚持下来，并最终在北周时期实现了逆袭，成功吞并北齐，统一了北方。这一历史奇迹归因于西魏—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宇文泰的卓越领导。
宇文泰，字黑獭，来自宇文鲜卑部。
獭是一种生活在草原上的啮齿动物，而黑獭则指黑色的旱獭，它们不仅适应力强，还擅长挖洞建巢。
在传统的汉文化中，人们通常选择寓意美好的字作为名字。然而，宇文泰选择了“黑獭”作为字，这显然不符合汉族的传统习惯。
实际上，在北朝时期，用动物名称作为名字或字是很常见的现象，这反映了胡人的文化习俗，甚至一些汉人也受到这种风俗的影响。
比如，西魏的名将王罴，他的字是熊罴，尽管他出身于京兆王氏，是典型的汉人世家。
宇文泰选择“黑獭”作为字，可能是因为“泰”和“獭”的发音相近，另外也因为宇文泰天生肤色较黑。除去神话色彩的描述，宇文泰显然是天生肤色较黑的人。
在六镇起义的动荡岁月中，宇文家族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宇文泰的父亲和两个哥哥相继在战乱中去世，最终只剩下宇文泰和三哥宇文洛生相依为命。
然而，宇文泰唯一的亲兄弟最终也不幸遇害，而凶手正是尔朱荣。
按理说，宇文泰本来也该和三哥宇文洛生一同被杀，但在关键时刻，宇文泰在尔朱荣面前激动地诉说起家族的不幸和哥哥的冤屈。
或许是宇文泰的陈述过于动情，或者是他的表现极具说服力，向来冷酷的尔朱荣竟然被打动，于是他不仅放过了宇文泰，还将其纳入自己的阵营。
此时的宇文泰年仅二十出头，却展现出非凡的胆识。无论他的慷慨陈词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是刻意的表现，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宇文泰的人生在遇到贵人贺拔岳后发生了重大转折。贺拔岳与宇文泰同为武川镇的同乡，并且两家世代交好。
在贺拔岳的指导和支持下，宇文泰的事业逐渐步入正轨。
贺拔岳出身于武川镇，早年间与兄长贺拔胜一起追随尔朱荣，成为其麾下的重要将领。宇文泰则是贺拔岳的部下之一。
528年，万俟醜奴的军队占领了关中大部分地区，并自称天子，设立官职，对尔朱政权构成严重威胁。530年，贺拔岳受尔朱荣委派，率军讨伐关中。
在这次西征中，贺拔岳招募并团结了一批武川的精英人物，其中包括宇文泰和李虎。
李虎的名字可能不为人熟知，但他的后代却家喻户晓。李虎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唐太宗李世民的曾祖父。
这次西征行动也为后来关陇贵族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贺拔岳可以被视为这一集团的首位领袖。
在贺拔岳成功平定关中后，尔朱荣在洛阳被孝庄帝元子攸所杀，贺拔岳趁机占领长安，闭门自守，积极推动地方建设和生产发展。
贺拔岳逐渐有些自满，因为他明白，此刻尔朱家族和高欢都无法对他构成威胁，他完全可以在关中如同土皇帝般自立。
然而，暗箭难防，高欢此时却施展了离间计。
当初进攻关中时，尔朱荣安排贺拔岳担任左大都督，侯莫陈悦担任右大都督。
两人共同入关，职位相仿，但贺拔岳无论在战绩还是能力上都远超侯莫陈悦，最终成为关中的最高长官，而侯莫陈悦却几乎停滞不前。
尽管侯莫陈悦表面上与贺拔岳关系亲密，实际上他对贺拔岳早已心生不满。
高欢深谙人心，他派遣使者翟嵩前往关中，与失意的侯莫陈悦会面。翟嵩几句话便激起了侯莫陈悦对贺拔岳的杀意。最终，侯莫陈悦在一次与贺拔岳的会面中，将其刺杀。
贺拔岳倒在血泊中，高欢的离间计奏效了。然而，高欢未曾预料到的是，虽然贺拔岳已然陨落，但另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却崭露头角，最终成为高欢的心腹大患。
这个“小人物”便是宇文泰。与高欢的迅速崛起相比，宇文泰的崭露头角稍晚一些。可以说，当高欢正在巩固其领导地位时，宇文泰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充其量算个后起之秀。
在贺拔岳的提携下，宇文泰逐渐成长为军政领域的新星，并为贺拔岳献策良多，成为其得力助手。在辅佐贺拔岳的过程中，宇文泰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才华。例如，在平定万俟醜奴后，他出任原州刺史，积极推动生产建设，关心民生，深得民心。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宿命。早年间，宇文家族因屡屡站错队伍，父亲和兄弟几乎都遭遇不幸。而当宇文泰坚定地追随贺拔岳后，他的人生如同坐上火箭般迅速腾飞，事业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
贺拔岳的突然遇刺，再次将宇文泰推上历史舞台。在武川部将的支持下，宇文泰接管了贺拔岳的部队，成为关中的新统治者。
宇文泰的崛起充满了历史的偶然和戏剧性。在权力的交接过程中，他并未主动争取权力，因为他当时身在远方。他最终成为领袖是通过一场公开推举实现的，而那些推举他的人都是忠诚于贺拔岳的武川人。
这次推举可以说是公正无私的。一开始，大家推举了年纪最长的寇洛，但寇洛自知能力不足，于是坚决拒绝了。
最终，大家选择了宇文泰，因为贺拔岳对他的器重众所周知，而他的能力也毋庸置疑。作为武川人，他们彼此之间非常了解。在这时，宇文泰还在远在夏州，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推举为关中的新领袖。
事实上，这次选举中，若有人心怀私念，宇文泰可能都不会被选为接班人。因此，宇文泰不仅是幸运的，这种武川军人间纯粹的友谊也让人感动。
宇文泰成为新领袖后，众人对他心悦诚服，没有叛乱或倒戈。这证明了这次“民主选举”的正确，宇文泰确实有实力和资本。从此刻起，他成为仅次于高欢的强者。而这一切，高欢都看在眼里，不知道此时他的感想如何。
公元534年，闰十二月，宇文泰毒杀了投奔而来的孝武帝元脩。到了次年，也就是公元535年正月初一，宇文泰拥立元宝炬称帝，并改年号为大统，标志着西魏的正式建立。
与此同时，宇文泰积极网罗武川的精英，将贺拔胜、独孤信和杨忠这三位重要人物纳入麾下。
贺拔胜是贺拔岳的兄长，具备在高欢和南梁之间游走的能力，声望极高且实力强劲。
独孤信，被后世称为“三朝国丈”，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入三个不同王朝的皇室，成为罕见的三朝外戚。杨忠则是这三人中资历最浅的，他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父亲。
至此，关陇贵族集团的雏形渐渐显现。
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不仅要在战场上赢得胜利，还需要懂得如何在战后有效治理国家。这一理念虽然简单，但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却寥寥无几。许多人在取得政权后，依然希望通过武力来维持统治，最终走向失败。
以尔朱荣为例，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在战场上鲜有败绩。然而，在他掌握北魏政权后，却依旧依赖暴力手段治理国家，失去了民心。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和单纯，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和死亡，以及政权的丧失。
公元535年，西魏建立，宇文泰成为实际的领导者。他面临的正是这个古老的政治难题：虽然武力可以建立政权，但治理国家需要不同的策略。西魏在建立初期是后三国中最弱的，无论是领土、人口还是实力都是最小的，而东魏则是最强的。
这种弱敌强我的形势让宇文泰充满了紧迫感。他知道，一旦东魏发起进攻，西魏可能会瞬间瓦解。宇文泰深刻认识到，高欢并不是一个甘于现状、安于偏安的人，而事实也证实了他的判断。
公元537年正月，东魏和西魏建国刚刚两年多，高欢集结北、中、南三路大军。他亲自率领北路军驻扎在蒲坂（今山西永济），在黄河上架设了三座浮桥，随时准备渡河进攻。
面对东魏大军的强势进犯，宇文泰深知高欢的意图是倾尽全力迅速消灭自己。然而，西魏兵力不足，资源匮乏，如何抵挡东魏的攻势呢？尤其是在上一年，西魏刚刚遭遇了严重的饥荒，情况十分严峻。史书记载当时的惨状为“人相食，死者十之七八”。这对西魏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而对东魏而言则是上天赐予的良机。
面对危局，宇文泰保持冷静，迅速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应对策略。按理说，高欢主动进攻，而且要跨越黄河这一天然屏障，西魏还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潼关要塞，最佳的防御策略似乎是依托险要地势坚守，消耗敌人的兵力和资源。毕竟在长途作战中，西魏有可能通过消耗战拖垮东魏。
然而，宇文泰却决定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
在一次会议上，宇文泰提出了他的战略见解：“东魏的兵力远超我方，如果我们选择分兵抵挡，势必导致力量分散，这正是高欢所希望看到的，很可能被敌军逐个击破。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集中力量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并且要做到出其不意。”
随后，他补充道：“中路军由窦泰统领，被誉为常胜将军，他的部下骄傲自满，必会轻视我军，因而成为最容易突破的点。一旦中路被攻破，其他两路必定动摇。”
尽管宇文泰此前并没有以最高指挥官身份指挥过大战，但他的战略思维却显示出极高的军事智慧，让人不禁敬佩。
最终，宇文泰果断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小关奇袭中路敌军，成功斩杀窦泰，并歼灭东魏数万精兵，赢得了全面胜利。
高欢得知消息后，痛失爱将，心情悲痛，军队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他意识到已无力再战，只得下令撤退。这便是东魏与西魏的首次较量——小关之战。
宇文泰凭借其非凡的勇气和决断赢得了一场看似无法取胜的战争。然而，客观地说，小关之战虽然精彩绝伦，但充满了巨大的风险，一旦有任何闪失，便可能导致惨败乃至国家覆灭。依靠运气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唯一可行的方法是自身的不断强大。
那么，谁能帮助宇文泰实现他的强国梦想呢？事实上，宇文泰早已心有所属，并且在小关之战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他看中的人正是苏绰。
在战前的军事会议上，当宇文泰提出他的作战计划时，几乎所有的部将都表示反对，只有武将达奚武和一位文官支持他的策略，这位文官便是苏绰。
因此，宇文泰决定让苏绰随军参战，并协助擒杀窦泰。苏绰是谁呢？
与宇文泰身边那些武川鲜卑将领不同，苏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汉族文人，并且出身名门望族。为了掌控关陇地区，宇文泰需要团结当地的汉族豪强，也正是通过这个契机，苏绰来到了宇文泰的身边。
起初，宇文泰仅仅将苏绰任命为一名普通的政府文员——郎中。然而，苏绰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他在处理公文时从未出过差错，所有公务事务都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另外，无论哪个部门的同事遇到疑难问题，苏绰总是热心地提供帮助，几乎所有同事都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
苏绰的上司周惠达也不例外，时常向苏绰请教问题。周惠达在西魏堪称是萧何式的人物，宇文泰每次出征时，他都负责镇守后方，地位如同宰相。然而，即便是如此重要的人物，有时也会遇到疑难问题，需要向苏绰请教。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惠达将苏绰推荐给了宇文泰，并称赞苏绰具备“王佐之才”的潜质。
宇文泰对此心知肚明，他表示：“我早已听说过他。”（引自《周书·苏绰传》）
从此以后，苏绰成为了宇文泰的贴身秘书，无论大事小事，宇文泰都会向苏绰咨询，而苏绰总是能对答如流。
最终，宇文泰甚至常常邀请苏绰谈话至深夜，苏绰为他讲述帝王之道，以及申不害、韩非的法律思想和帝王之术。宇文泰听得津津有味，忍不住前倾身体，跪坐在席子前面，与苏绰交谈至天亮，丝毫不觉疲惫或厌倦。
从公元541年起，苏绰主导的改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苏绰的改革首先聚焦于提升行政效率和增加财政收入。他提出精简冗余官员，仅保留两个主要职位，并推行屯田制，以增加财政收入和军事开支。
在当年九月，苏绰起草了六项改革方案，经宇文泰审批后正式颁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六条诏书”或称“治国六条”。
该文件成为西魏改革的重要指导方针，对西魏的崛起及后来的北周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六项改革方案分别为：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这些措施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整顿官僚体系，革新社会风气（第一、第二、第四、第五项）；二是改革土地和税收制度，以增强国家财政实力，实现国富民强（第三、第六项）。
宇文泰对苏绰的六项改革方案极为重视，要求各级官员深入学习和理解改革精神，并进行定期考核，不合格者将被取消官职资格。苏绰不负所托，改革政策实施后，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苏绰的改革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项改革“清心”旨在提倡官员的廉洁自律，然而要在朝廷内全面推行反腐并不现实。当时，由于天下分裂为三，许多官员的亲友在敌对国家，如果展开大规模反腐行动，可能导致人才的流失。
因此，东魏和西魏虽然提倡廉洁，但大多流于形式，口号喊得响亮，实际上对腐败问题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打击力度不大，以免官员倒向敌国。
苏绰的改革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第四项“擢贤良”。自魏晋以来，官员的选拔主要依赖于家族背景，苏绰主张废除这种“门资”制度，提拔真正有能力的人才
这一举措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在当时的门阀社会中很难真正施行，这也体现了苏绰改革的局限性。
整体来看，苏绰的六项改革的确为当时陈旧的社会注入了一股新风，改善了社会的不良风气，更为关键的是，它为国家的财政实现了开源节流，使得经济状况得到显著改善。然而，光靠这些改革是否足够？显然还不够。因为在当时，西魏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关系的不平等。
尽管社会风气变得更加淳朴，百姓的生活也逐渐改善，但尖锐的民族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特别是在军队中，胡汉之间的矛盾时常激化，直接导致兵源短缺和战斗力下降。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和融合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如果民族关系处理不当，常常导致国家的衰落，例如曾经强大的前秦和北魏，其中一个重要的灭亡原因就是严重的民族矛盾。
可以说，在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方的各个王朝，都面临着同一个难题——如何解决民族矛盾。这也是所有多民族王朝的统治者必须面对的挑战。宇文泰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苏绰在提出“六条诏书”后，又制定了十二条新措施，最终扩展为二十四条。这些改革以发展经济为核心，这是当时西魏最紧迫的任务。然而，仅仅充实财政是不够的。没有资金肯定行不通，但只有金钱同样不行。正如后来的宋朝，尽管国家和民众都非常富裕，但仍然遭到契丹、女真和蒙古的频繁入侵。
宇文泰深知，在动荡的时代，生存的关键在于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因此，西魏王朝接下来的改革重点需要从经济建设转向军事改革。当然，经济建设仍然重要，必须与军事改革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当时，西魏军队面临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是兵源不足，其次是战斗力低下。这些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民族矛盾。
公元543年，东西魏在邙山展开激战，即邙山之战。此战中，西魏惨败，兵力损失严重，使得本已兵力不足的西魏军队陷入无兵可用的困境。
实际上，西魏早期的军队主要由鲜卑人组成，还有匈奴、敕勒、羌胡等民族，汉人极少，即便有也是受到胡化影响的汉人。仅依靠胡人作战，兵员自然会越来越少，而关中地区本是汉人的地盘，胡人兵员并不充足。
因此，西魏的军事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负责改革的苏绰这次却未能满足宇文泰的期望。
苏绰自从接手改革任务后，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最终因过度劳累患上了呼吸系统疾病。尽管他对军队改革充满抱负，但仅在拟定了改革纲要后，便不幸去世。
在苏绰的葬礼上，宇文泰扶着棺材痛哭流涕，用酒洒地以表哀思。由于苏绰为官清廉，宇文泰为尊重他，决定以简朴的“布车一乘”送其归葬故里，并亲自撰写祭文以示悼念。
苏绰与宇文泰之间有一种深厚的默契，他们彼此欣赏与珍惜。虽然苏绰已经离世，但为了不辜负他的心血，改革仍需继续推进。于是，苏绰的助手卢辩接过了改革的重任，继续贯彻苏绰未尽的事业。
卢辩出身于范阳卢氏，是一位深谙儒学的太学博士，典型的儒生形象。宇文泰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和苏绰共同制定的首个改革方案意在恢复周礼，换句话说，就是推行汉化改革。
如前所述，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虽然最终导致了北魏王朝的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汉化本身是错误的。从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历史来看，汉化实际上是大势所趋和历史的主流，推动汉化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并有效缓解社会民族间的矛盾。
然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过于激进，可以说是操之过急，导致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汉化犹如一把双刃剑，恰当运用可以促进国家的强盛，然而过度推行则可能会导致自身的灭亡。
这套周礼改革方案的主要贡献者究竟是谁，如今已难以从现存的历史文献中明确辨别。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份功劳绝不会超出宇文泰、苏绰和卢辩三人，而且苏绰的名字必然在列。因此，我们不妨认为这是三人智慧的结晶。
苏绰是一位具有非凡政治才华的人物，他也是一位被历史低估的政治家。他的能力绝不逊色于后来的“房谋杜断”（指唐朝的房玄龄和杜如晦）。
然而，苏绰的政治才华在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大家都熟知诸葛亮及其“隆中对”，可有多少人了解苏绰和他的“六条诏书”呢？苏绰的政治才能长期以来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实在令人惋惜。
宇文泰计划推行的周礼改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恢复六官制度，包括天官（大冢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大宗伯）、夏官（大司马）、秋官（大司寇）、冬官（大司空），以天官（大冢宰）为总领。其次，是重建六军制度，即府兵制的建立。
在第一个方面，宇文泰旨在吸引关陇地区的汉族豪强，以展示即便是鲜卑人统治，他们所要建立的是以礼乐为基础的文明国家，体现汉文化的正统性。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隋唐三省六部制便是从这一制度演变而来的。
然而，更加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是第二个方面，即府兵制的创立。可以说，在宇文泰时代乃至后来的北周时期，所有改革中对后世影响最深刻的便是府兵制的建立。
公元543年，西魏大统九年，邙山之战后，宇文泰以西魏皇帝元宝炬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令——“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这一诏令的发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府兵制正式在历史舞台亮相。
这里提到的“关陇豪右”，主要指的是汉人兵员，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乡兵，即依附于汉族地主庄园的民间武装力量；另一种是拥有土地的农民，他们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而赤贫的农民则不包括在内。
在北朝时期，普遍实行“鲜卑为兵，汉人务农”的制度。由于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较高，因此只有鲜卑族被允许参军，而汉人则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然而，随着府兵制度的实施，这一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只要是具备一定能力的人都可以参军，从而大大扩展了兵源。府兵享有诸多优惠政策，比如免除租调、赋税和徭役，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平时务农，有战事时再参军，灵活性很强。
因此，历代对府兵制的评价认为，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实现了兵农结合，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对于府兵而言，他们在农忙时耕种，农闲时训练，不仅免除了赋税，在乡里也享有较高的声望，生活十分惬意。
对于国家来说，这种制度实现了农业生产与军事动员的双重保障，既增加了兵源，又提升了士兵的积极性。
府兵制的一个主要缺点在于其准入门槛较高。因为府兵需要自备参战所需的装备，如兵器和马匹，甚至连路费也需自理。因此，一般来说，府兵多是家境殷实的人，通常是拥有一定产业的自耕农、半自耕农或小地主。
《木兰诗》中描述花木兰从军时，“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正反映了府兵制早期的实际情况。有人可能会质疑，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参军，国家却连装备都不提供，怎么还能激励人们为国家效命？
表面看，这似乎不合理，但回顾府兵制所提供的好处以及战后按军功授予田地的奖励机制，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吸引力。“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农民两千年来的梦想，获得土地意味着生命的保障，可以说土地是古代封建社会的核心资源。
因此，这实际上是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问题：享有多少权利，就需承担相应的义务，两者密不可分
当然，府兵制的实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自西晋永嘉之乱后，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战乱频仍导致人口减少，大片土地荒芜，最终被收归国有，而耕种者稀少。因此，从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始，中国实行了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均田制。
府兵制的推行与均田制息息相关，二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后来的唐朝进行观察。
在唐朝时期，府兵制逐渐显露出各种弊端，尤其在唐玄宗时期，最终被新的募兵制所替代。
究其原因，是因为府兵制依赖于均田制作为其经济基础。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有限的土地资源被分配了数百年后，逐渐告急，最终导致均田制的崩溃。
当农民无法再从中获得土地，利益也大幅减少，却仍需自备装备参军作战，这笔账谁都能算得清楚——显然是不划算的。
北朝之所以能够推行均田制，是因为经过长期的动乱后，社会经济萧条，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而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繁荣和人口增长，均田制逐渐难以维持，其崩溃也直接影响到了府兵制的终结。
在唐玄宗之后，新的募兵制取而代之，招募的是职业士兵，所有费用由国家承担。因此，均田制和府兵制密不可分，适用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当唐宋时期有人试图恢复府兵制时，由于其基础均田制已无法恢复，府兵制只能停留在理论阶段。
回到宇文泰的时代，府兵制的雏形是六军制，这源自于《周礼》的军事制度，是恢复周礼的重要举措。宇文泰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革，最终形成了八柱国体系。
西魏府兵制的最高层是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他们构成了整个西魏王朝的军事和政治核心。八柱国包括宇文泰、元欣（皇室成员）、李虎（李渊的祖父）、李弼（李密的曾祖父）、于谨、赵贵、独孤信和侯莫陈崇。十二大将军有元育、元赞、元廓、达奚武、侯莫陈顺、宇文导、宇文贵、李远、豆卢宁、贺兰祥、杨忠（杨坚的父亲）和王雄。
鲜卑人曾经通过设立鲜卑八部来管理国家，每个部族由一个“八部大人”领导。宇文泰在创建八柱国时，显然借鉴了这一鲜卑传统。在八柱国中，宇文泰的地位超然，因为他是国家的实际领导者。另一位柱国是皇室成员元欣，当时西魏的皇帝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因此元欣的角色更像是个象征。
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柱国只有六位，他们各自统领一军，被称为六柱国，每个柱国掌管一支军队，即所谓的六军。
在西魏的军事组织结构中，设立了一个以2为倍数的等比数列，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组织体系。该体系从顶层至底层依次为：皇帝、宇文泰、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和二十四开府。每个柱国之下有两位大将军，总计十二位；每位大将军之下有两位开府，共有二十四位开府，他们各自率领一军，组成了二十四军。
八柱国是仅次于宇文泰的核心人物，他们从军事统帅晋升为政治贵族，担任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职能。十二大将军则是次一级的军事领导者，其中包括杨坚的父亲杨忠，他们也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从横向上看，这种安排不仅满足了将领们的政治抱负，还将军权进行了分割，使各方势力相互制衡。从纵向来看，这种组织结构通过血缘和联姻加强了内部的凝聚力，使得上下级关系紧密相连，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宇文泰通过一系列措施，旨在牢牢掌控军事大权，实现政治和军事上的高度集中。他不仅充分调动了各级将领的积极性，还激发了他们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热情。为此，他还推出了诸如赐姓、改郡望以及分田等激励措施。
为了安抚高层鲜卑将领，并解决军队内部的民族矛盾，宇文泰实施了一项“鲜卑化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恢复鲜卑姓氏。很多鲜卑人在北魏时期改用了汉姓，而宇文泰要求他们全部恢复原来的鲜卑姓氏，甚至皇帝本人也从“元”姓改回了“拓跋”姓。
与此同时，汉族将领也被要求改为鲜卑姓。例如，李渊的祖父李虎被改为“大野”，杨坚的父亲杨忠则被改为“普六茹”。因此，当时杨忠实际上是“普六茹忠”，李虎则是“大野虎”。这些改姓措施在后续的历史记录中都以本姓出现。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做法，但实际上，鲜卑化只是宇文泰军事改革的表象，其核心仍然是以汉化为主。
通过这些措施，军队内部更加团结紧密，不仅满足了鲜卑将领的需求，也有效缓解了军中胡汉之间的矛盾。这充分显示了宇文泰卓越的政治智慧。著名国学大师铁穆先生在《国史大钢》中谈及宇文泰的府兵制时，提到“未来中国再次迎来全盛时期，其基础正是奠定于此”。这里的“全盛时期”指的就是隋唐。因此，府兵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通过八柱国体系确立的军事贵族集团，近代学者称之为“关陇贵族集团”。
隋唐两代的皇帝以及众多王侯将相都源出于此。当然，这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绝非宇文泰一人之力完成，我们也应铭记苏绰和卢辩这两位重要人物。
在公元550年，即西魏大统十六年，宇文泰成功地完成了府兵制的基本建设。在他的领导下，西魏的进步异常迅速，国力不断增强。宇文泰不再满足于仅仅在关陇一带立足，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周围的其他势力。
此前，西魏一直受到东魏的强烈压制，双方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战事频繁。西魏主要采取防御策略，但尽管如此，东魏在高欢去世前始终未能攻下西魏这块难啃的硬骨头。
相比西魏早期的贫穷落后，此时的西魏已经有了一定的底气。虽然还未达到富裕的程度，但至少达到了小康水平，其抵御和对抗东魏的军事能力也在逐步增强。
同样是在公元550年，东魏进行了一次重大变革，国家更名为北齐，而执掌北齐的则是高欢的次子——高洋。
这次变革实际上只是更换了国号和皇帝，实质上与原先的东魏没有太多区别。
此时，宇文泰将目光转向了南方。南方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动乱，导致社会经济遭受重创，使得梁朝开始走向衰退。这场动乱便是著名的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后，南方的梁朝陷入困境，北方的西魏和东魏相对强盛，形成了北强南弱的格局。利用南朝的混乱局势，西魏的宇文泰决定扩张势力。正月，他派遣杨忠率军攻占了安陆，成功将汉东之地纳入西魏版图。
尝到甜头后，宇文泰更加关注南朝局势。公元551年，梁朝的湘东王萧绎向西魏请求援助，以对抗侯景叛乱。为了示好，萧绎甚至提出将汉中之地割让给西魏。
这一提议让宇文泰感到意外，因为汉中不仅是一块土地，更是关中和巴蜀的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获得汉中后，西魏在巴蜀的军事优势大增，攻取巴蜀指日可待。
萧绎割让汉中引发了梁朝内部的不满。
驻守汉中的萧循（萧绎的侄子）和镇守蜀地的武陵王萧纪（萧绎的弟弟）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因为这一决定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和安全。
由于萧循的兵力不足，再加上萧纪未能及时支援，西魏轻松占领了汉中。事实上，汉中本是北朝的领土，西魏的收复意味着汉中回到了宇文泰的掌控下。
任何具备战略眼光的人都能看出，宇文泰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巴蜀。然而，当时负责驻守巴蜀的武陵王萧纪却未能察觉这一点。
在侯景之乱导致梁朝分崩离析的背景下，驻守巴蜀十多年的萧纪开始变得躁动不安，怀揣着称帝的野心。
公元552年，萧纪在成都称帝，建立年号为天正。次年，即公元553年，萧纪决定与身在江陵的兄长萧绎一较高下，因而倾尽巴蜀的兵力进攻江陵。
此时，宇文泰的机会再次出现。短短几年间，西魏已连续攻占汉东、汉中全境，而此时巴蜀的机会也摆在了眼前。面对巴蜀因兵力空虚而显得唾手可得的局面，宇文泰果断采取行动。
宇文泰委派外甥尉迟迥为征南军统帅，率领一万两千精兵进攻蜀地。结果尉迟迥几乎未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顺利进驻成都，最终巴蜀全境归于西魏统治。
当萧纪得知成都被围时，他的精神状态受到了严重影响。他无视周围人建议撤退的意见，坚持要继续向东进军，与萧绎展开最后的决战。然而，随着家园的沦陷，军队的士气早已动摇，此时萧纪若一意孤行地东征，无异于自投罗网。最终，萧纪大败，被游击将军樊猛斩杀。
由于在平定蜀地的战役中立下功劳，尉迟迥被任命为益州刺史，负责统辖十八个州的军事，全面接管巴蜀地区。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西魏的崛起与曾经的秦朝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同样从关陇地区崛起，实行变革，并在几乎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占领了汉中和巴蜀，最终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隋朝继承了北周的基业，二者一脉相承）。
纵观历史，秦朝、西汉、东汉无不是先占领巴蜀和关中，然后逐步统一全国。这与中国的地理形势有很大关系。由于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关中和巴蜀地区成为进攻和防守的战略要地。
萧纪和侯景相继死后，梁朝的萧绎终于得以稍作喘息。然而，历经侯景之乱，梁朝已不复往日辉煌，那个繁荣昌盛的时代一去不返。
公元552年，萧绎在江陵即位称帝，年号承圣，史称梁元帝。从他将汉中之地送给宇文泰的事件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显得有些天真，与宇文泰相比，其政治洞察力相去甚远。
更为不利的是，梁元帝萧绎误以为与宇文泰关系密切，自以为送出大片土地就成了生死之交。然而，萧绎未曾察觉，宇文泰表面称兄道弟，实则心怀不轨。
这或许就是政治上的天真吧。在宇文泰这样的政治高手面前，萧绎始终未能意识到潜在的危机。最终，宇文泰决定对这位过于天真的“盟友”下手。
公元554年，宇文泰命令八柱国之一的于谨和他的儿子宇文护率领五万精兵进攻江陵。于谨担任最高统帅，大军从西魏的首都长安出发，直指江陵。而此时的梁元帝萧绎，却仍在江陵城中悠然自得地举办关于《道德经》的学术讲座。
提到梁元帝萧绎，他可以说是一位“文艺青年”式的皇帝，与后来的李煜和宋徽宗有相似之处。他擅长文学创作，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但在治国方面却表现不佳。
萧绎成长于一个浓厚的文学家庭，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梁武帝萧衍，属于“竟陵八友”之一；他的长兄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昭明太子萧统，编撰了《文选》；另外，他的三哥萧纲是南北朝时期宫体诗的开创者之一。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萧绎自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造就了他卓越的文学才能。
再来看这段历史。当时，西魏的军队还在行进途中，就有人得到了消息并报告给梁元帝，称西魏军队正向他们进攻。然而，当时专注于讲学的梁元帝只是慢慢抬起头，眼神中充满了疑惑。显然，他并不相信这个报信人的话。
萧绎于是将目光转向大臣们，征求他们的意见。大臣们开始讨论，但讨论并不激烈，因为他们心中其实和梁元帝有着相同的想法，不相信西魏会进攻。毕竟，梁朝和西魏一直关系友好，他们凭什么来攻打呢？
不久，大臣们达成了一致意见：西魏不可能无缘无故发动进攻，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既然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梁元帝继续投入讲学，兴致勃勃地讲解《道德经》。
梁元帝出于谨慎，派遣了一位名叫王琛的人去侦查情况。同时，他下令暂停讲座，并宣布全城内外进入戒严状态。
不久，王琛返回，报告称路上空无一人，未见任何敌军，之前的传闻皆为虚假。
梁元帝松了一口气，心想好友怎会来犯。于是，讲座重新开始。然而，大臣们心生惧意，穿着铠甲和军装出席。
江陵城中充满了浓厚的学习氛围，《道德经》的诵读声久久回荡，掩盖了远方传来的马蹄声。若老子在世，见此情景，也会为之动容，因这些人对学习的热情已超越了生死。
与此同时，西魏的五万大军沿汉水一路南下，几乎未遇阻碍。直至西魏铁骑渡过汉水，逼近城池，梁元帝才意识到敌军真的来了。
惊愕之中，梁元帝开始筹备守城。然而城内兵力不足，他急忙向握有重兵的大将王僧辩求援，但远水难解近渴，一切已为时已晚。
西魏军迅速将江陵城团团围住，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梁元帝登上城墙，望着无边无际的敌军，终于绝望，或许此刻他才从往日的天真中醒悟，明白宇文泰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好友。
梁元帝身穿白衣，骑着白马，象征性地表示投降，他走出城门，迎接西魏的三位将领。城墙上，白旗已然飘扬，象征着放弃抵抗。梁元帝的命运非常凄惨，他被敌人羞辱后处决，同时，城内所有萧氏子孙也无一幸免。
梁元帝的个人命运是悲剧性的，他的死亡也引发了一场文化浩劫，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梁元帝萧绎一生酷爱读书和藏书，他声称花费了四十年时间收集了八万卷书籍。他还建造了一座专门的藏书楼，用来存放这些珍贵的书籍，公私藏书共计十四万卷，可谓是文化的宝藏。
然而，在西魏军队攻城时，梁元帝意识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便前往藏书楼，将这座存放十四万卷古今书籍的藏书楼付之一炬。
在熊熊烈火映照下，萧绎拔出佩剑，狠狠地劈向立柱，并留下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他曾想投身火海，与他心爱的书籍一道殉葬，但最终被侍臣们拉住，才未能如愿。
这是历史上继秦始皇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焚书”事件。
萧绎这次焚书所造成的文化损失，与秦始皇的焚书相比，毫不逊色，对中国古代文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处死梁元帝的人是萧詧，他是梁元帝的侄子，两人之间早已积怨。萧詧早已归顺西魏，对宇文泰称臣。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萧詧为了复仇，积极协助西魏大军围攻江陵，并亲手处死了梁元帝。他的死法是被装满土的麻袋压死，显示出叔侄之间的深仇。
江陵城惨遭屠戮后，心满意足的萧詧留守江陵，并在宇文泰的支持下称帝。他所统治的区域仅是一座破败的空城及其周边三百里地。这个岌岌可危的傀儡政权，后世称为西梁。身为西梁皇帝的萧詧，不知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复仇是否值得。
至此，西魏已不再是后三国中实力最弱的国家了。在短短几年内，西魏的领土面积几乎翻倍，成为三国中疆域最广的国家。然而，西魏还不是最强的国家。它的老对手北齐，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
在南方，梁朝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梁元帝的小儿子萧方智在建康（今南京）被王僧辩和另一名武将扶持为皇帝。不久后，王僧辩被杀，那名武将自立为王，他就是陈霸先，建立了陈朝。这个位于江南的王朝，再也无力问鼎中原，注定历史的主导者将从北方诞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场战役后，宇文泰对有功之臣进行封赏，甚至连他们的子嗣也得到奖励。其中，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因父亲的功劳而获得封赏，首次踏入仕途，大家都认为他前途无量。这个少年就是杨坚，未来将统一天下的人。宇文泰曾称赞他：“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
宇文泰无法预见，这个少年将继承他的一切，并实现他未竟的理想，同时也会终结他的家族。
两年后的公元556年，西魏恭帝三年，宇文泰在云阳宫去世，临终前任命宇文护为辅政大臣。
宇文泰去世后，留下的是日益强大的西魏帝国和后人的无限慨叹。
后人不会忘记宇文泰，他是一代枭雄，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府兵制，并为民族融合贡献良多。没有宇文泰，就没有后来的杨坚和李渊；没有宇文泰，隋唐盛世或许不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