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一天，在邓小平这位新中国领导人诞辰100周年之际，一场展览在其位于四川广安的故居陈列馆举行。

邓小平

来参观这场展览的，除了很多普通民众，还有一位特殊的来客。他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

虽然父亲已经离开人世好几年了，但邓朴方对其的思念却从未停止。此刻，当置身这场展览之中，往事又一幕幕涌上了他的心头……

突然，邓朴方在展出的几封父亲当年亲笔所写的信件前停下了脚步。他认真地看着信件的内容，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后来，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邓朴方这样感慨道……

2004年时，邓朴方刚好60岁。作为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的第二个孩子，他出生于抗日战争后期。

当这个新生命到来后，由于当时身为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的邓小平日常工作十分繁忙，卓琳也因为随军作战缺少条件，他们便在给这个男婴临时取了乳名“胖胖”后，将他送到当地一个农民家中进行哺育。

直到1945年，胖胖才被接回了129师司令部。这一天，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两家人正在院子里闲聊，突然卓琳对丈夫说道：“咱们的孩子都快两岁了，总叫胖胖可不行，该取个名了。”

邓小平抱着胖胖

邓小平随即想了想，说：“我们也给孩子取名叫太行吧，邓太行……”一旁的刘伯承一听这话，不由笑了起来……

原来，在此之前，刘伯承已经给自己的长子取名刘太行。那是1939年，当正在前线战斗的刘伯承得知身在太行山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孩子，高兴地给她写了一封信，并特意叮嘱：孩子就叫太行。

如今，看到自己的老战友邓小平也想给儿子取这个名字，刘伯承忍俊不禁。看到对方这个反应，邓政委对其说道：“师长，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字。”

刘伯承半开玩笑地推脱道：“这是政委的事，与师长没有关系。”“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家嘛，你给起一个吧”，邓小平坚持。

看到老战友如此认真，刘伯承将胖胖叫到自己身边，略微思索后，用毛笔在一张小石桌上写下“朴实方正”四个字……

“这孩子长得朴实方正，就叫‘朴方’怎么样？”刘伯承问道。现场众人听了，齐声表示同意。就这样，胖胖有了自己的名字——邓朴方。

此前，邓小平卓琳夫妇已经有了一个女儿邓林。后来，他们又生下两女一男，分别是邓楠、邓榕和邓质方。

同很多父亲一样，邓小平对子女的爱是深沉的、内敛的，他很少用言语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但心里总是记挂着家人的事情。

“我爸爸有一个习惯——给我们掖被角。他总怕我们的肩膀受寒，所以晚上我们睡了以后，他总要给我们掖掖被角。后来，这也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怎么睡觉肩膀都不能露在外面，要盖得严严实实的”，长女邓林这样回忆道。

这五个孩子里，邓林、邓朴方和邓楠由于出生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带得不多；而两个小的邓榕和邓质方，则从小就可以在父亲的办公桌下钻来钻去，还可以在地毯上打滚翻跟头，邓小平从不嫌烦。

邓小平和家人

其中三个女儿的性格，都非常像母亲卓琳，各个都心直口快，在家说话时大嗓门。她们还喜欢开玩笑，称邓楠是家里的“总理大臣”，因为她从小就帮母亲管家；说邓朴方是“兵部尚书”，因为他喜欢舞刀弄枪；邓林则被叫作“老干部”、“政协主席”兼“文化部长”；至于邓榕，由于她小时候很讨人喜欢，便得到了“礼部尚书”的称号。

就这样，孩子们一天天成长起来。可进入60年代后，这个家庭却逐渐开始各奔东西，四散各处。

邓林去了河北宣化的部队进行劳动锻炼，邓朴方进入北京大学学习，邓楠前往了陕西汉中，邓榕去延安插队，邓质方则到山西农村落户……

而1969年10月22日这天上午，一架老式军用飞机从北京沙河机场起飞，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后降落到江西南昌向塘机场。它所搭载的，正是邓小平卓琳夫妇。

邓小平此番是来接受“劳动改造”的。他和妻子被安排住进了南昌市郊一所陆军步兵学校的“将军楼”，劳动地点则是距离那里两公里的拖拉机修配厂。

关于邓小平本次下放江西，周恩来在电话里是这么和当地干部说的：“中央首长到下面蹲点、接触实际、向群众学习”。不仅如此，这位国务院总理还对小平在江西劳动期间的安全，提出了特别要求，令江西当地领导们不敢大意。

于是，等邓小平在那里的住所和劳动地点确定后，江西一位领导就向拖拉机修配厂负责人交代了三项任务：确保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的安全；每天劳动三四个小时；在称呼方面，既不叫同志，也不叫名字，而叫“老邓”。

邓小平和家人

很快，一项为了保护“老邓”而实行的“门卫制度”诞生了。按照相关规定，工人们进出厂需经门卫允许、厂内人员不得进入修理车间、如果遇到闹事者，门卫在处理无效之后，可直接向厂里报告……

就这样，邓小平在江西的工作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然而，在他的心中，还一直牵挂着自己的几个子女，特别是邓朴方。

原来，早在1968年8月，当时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就读的邓朴方，因为一些原因从楼上跳下，导致自己的脊椎被摔断……

后来，病情恶化的邓朴方获准转到北医三院，在那里昏迷了三天。医生虽然保住了他的命，但这位邓小平长子最终严重瘫痪，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丧失了控制大小便的功能……

而这件事，当时的邓小平夫妇并不知晓。在被转到北京大学校医院后，邓榕和邓楠搬到了医院附近，去轮流看护哥哥。直到1969年夏天，当邓榕获准去看望当时还在北京的父母时，才将这不幸的事情告诉他们。

当得知儿子已经终身瘫痪后，卓琳痛苦地哭了三天三夜；而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

很快，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组织上可以帮忙安排，让邓朴方得到进一步治疗。不久，这封信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在中办主任汪东兴的协调下，邓朴方得以进入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接受治疗。

当邓小平下放江西后，他继续关心着邓朴方等子女。1970年2月9日，在给汪东兴的信里，他这样写道：“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邓小平和毛泽东

接着，邓小平表达了对邓林的关怀：“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此外，邓小平还提到自己和卓琳的生活费捉襟见肘，“小孩子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

多年之后，当邓榕（毛毛）读了这封信后，不禁感慨道：“即使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可体会到当时那充满父亲心头的忧思。比起与亲人隔绝的禁锢关押来说，现在能与子女相聚，已是奢望所及了。但是政治前景的不测，全家生活的担当，仍使他心头重负不释。他不能不有所思，不能不有所想，不能不为了全家，为了子女，去请求帮助。”

同年9月13日，邓小平又一次在给汪东兴的信里，提到了儿女们的事：“在医院的大儿子邓朴方，据说治疗方面有一点进步，过去非用人工挤掏，不能大小便，现在能自己小便、勉强能大便了。这使我们很高兴。……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其他几个孩子，都在农村劳动，一在山西忻县，一在陕北富县，一在汉中宁强县。”

就在这封信寄出去后不久，一个令邓小平十分不安的消息传来：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让他出院，由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自己一起生活。

这个消息对邓小平夫妇来说，实在太突然了。儿子的病情现在究竟怎么样，是不是还需要继续住院治疗，他们都并不清楚。不仅如此，如果邓朴方被送来这里，他们自己有没有能力照顾，也是一个问题。

邓小平

在这样不明朗的情况下，邓小平无奈之际，只好再给汪东兴写信：“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然而，虽然邓小平言辞如此恳切，但几个月后，邓朴方还是被送出三〇一医院，住进了北京社会救济院。

在得知此事后，身为母亲的卓琳很快决定，要把儿子接到这里，亲自来照顾他。于是，1971年2月邓小平再次拿起笔，给汪东兴去信：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

在邓小平提出这一请求后，1971年6月，邓朴方终于获准来到了江西，同父母住到了一起。他的到来，给年迈的双亲带来了欢乐，也增加了家庭的负担。

那段时间里，邓小平和卓琳白天去工厂上班，晚上则帮助儿子洗澡。邓小平每天帮他翻身、擦身，卓琳则负责倒屎倒尿和换洗弄脏了的垫布。

邓小平

不仅如此，有时候邓小平还会用车子推着儿子去散步和晒太阳，同儿子一起聊天，来调节他的情绪，帮助他鼓起生活的勇气。在饮食上，邓朴方也得到了“优待”。家里种的最好吃的菜，家里养的鸡下的蛋，都留给了他吃。

就这样，邓朴方每天躺在自己的木板床上，看看父母从北京带到这里的藏书，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一步步重新振作了起来……

后来，在谈到自己这段经历时，邓朴方充满感慨：“江西那段日子整天都和父亲呆在一起，应该说是与父母贴得最近的一段日子。家庭温暖，天伦之乐。有时候也不是乐，是苦，但乐在其中。父亲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的每件事情都非常认真细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做大事很认真。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做那种小事也非常认真。这时候我就会感到心里酸酸的。”

几十年后的2004年，当邓朴方前往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参观那里举行的父亲诞辰100周年展览时，突然被现场展出的几封信件吸引了目光……

那些信件，正是当年邓小平出于对子女的关心，亲笔写给党中央的。而在此之前，邓朴方对这些信并不知情……

邓朴方

于是，看着父亲的真迹，邓朴方停留在信件前，久久没有离开……后来，在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感受时，他充满深情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