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互联网公司发起的加班文化愈演愈烈,“996”成为企业家口中的“福报”,职场内卷似乎是每个打工人难逃的宿命。我们是否也曾停下来,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工作?工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经济学家认为,解决稀缺性是人类工作的驱动力。“这种稀缺性会激发渴望、嫉妒和欲望,这不是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绝对稀缺性”,而是攀比之中产生的“相对稀缺性”。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相对稀缺性”是长时间工作、攀登社会阶梯和攀比的内在驱动力。”凯恩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两种。
第一种他称之为“绝对需求”。比如食物、水、衣物。这些需求是普遍的、绝对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需要的,关系到人的生存。尽管这些需求至关重要,但它们并不是无止境的,毕竟,人吃太多了就会想吐,炭火烧太旺了人也会热得受不了。第二种他称之为“相对需求”。比如买更气派的房子、开更好的车、买奢侈品等等。这些需求和人的生存关系不大,但是却是无限的,因为一旦满足了其中一个,很快就被另一个更有野心的需求所替代。人在满足了“基本需求”后,“相对需求”依然会激励着人更加努力地工作。
在《富裕社会》一书中,加尔布雷斯观察到一个战后美国的社会事实:物质匮乏已不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力。他认为大多数人的基本经济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于是,“生产者和广告商不得不串通在一起,营造出新的需求,以保持生产和消费的轮子不断滚动”。除了填满“相对需求”这种永无止境的欲壑外,现代人过劳工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现代社会把对财富的追求与责任、忠诚、荣誉等方面的伦理融合在了一起”。
心理学家认为,在工作场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可能有助于建立“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曾经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个良性整合的小村落、小社区。而在现代城市中,这种“集体意识”有助于解决城市社会的疏离感问题。
我们大多数人与同事相处的时间要远远超过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而且日常生活也要围绕工作去安排。不仅如此,我们所做的工作常常成为社会焦点,进而影响我们的抱负、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很多人从事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他们却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满足感,或者至少享受到了这份工作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陪伴感和结构感,使自己的生活不至于孤独、凌乱,这是毫无疑问的。”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乌托邦幻想吗?
19世纪70年代,圣卢伯克是最早热情倡导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平衡的人。
他说,“工作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但休息并不是无所事事,因为夏天的时候,有时躺在树下的草地上,听着潺潺的流水声,或者看着天空云卷云舒,绝不是浪费时间。”但是人们犀利地指出,圣卢伯克之所以能一边担任着要职,一边还能细致研究英国的植物和昆虫,并撰写论文和书籍,是因为他继承了家族地产,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过着舒适休闲的生活,换句话说,他的富有能让他集中精力做任何想做的事。而他所担任的要职不过是在某个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打一天盹,中间醒来陪某个银行家吃一顿丰盛的饭。而对工人而言,所谓的劳动却是要在一个冷冰冰的火柴加工厂每天工作14个小时,被硫磺的烟雾呛得喘不过气来。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普通劳动者要实现工作和生活平衡几乎是天方夜谭。只不过是某些富人和权贵的乌托邦式设想罢了。
但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化提高了工作效率,丰富了物质资源。凯恩斯相信,向近乎完全自动化的转变不仅标志着物资稀缺的结束,而且围绕着解决经济问题的这个之前看似永恒的挑战而形成的所有的社会、政治、文化、规范、价值观、态度和雄心都将随之结束。稀缺经济学必然被新的丰裕经济学所取代。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引领我们进入一种物质财富极为丰裕的时代,因此,无论我们在通向经济乌托邦道路上遇到何种障碍,都能找到克服之道。
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能生活在王尔德设想的田园般的未来:我们可以自由地花时间去追求那些能够体现良好教养的休闲方式,“或者创造美好的事物,或者阅读美好的事物,或者仅仅怀着钦佩和喜悦来审视这个世界”。
文章引文片段摘自《工作的意义》(【英】詹姆斯苏兹曼著,蒋宗强译),具体章节为:“明亮的灯”“无穷欲望的弊端”“人才之战真的合理吗?”“社畜之死”“智能技术的挑战”
是福报,当然,是对资本家而言[得瑟]你也赚了血汗钱,还得感谢人家感谢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