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以非凡智慧与雄才大略,于内革新制度、选贤任能、轻徭薄赋,于外开疆拓土、威服诸夷,铸就盛世华章。然而在追求古代君王最高荣誉封禅的道路上,他却历经波折。小编以太宗六次封禅为主线,带大家深入剖析贞观之治的辉煌成就与封禅未遂背后的复杂缘由,展现那段波澜壮阔且发人深省的历史画卷。
贞观初兴:治世根基的奠定从公元626年到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23年,铸就了闻名遐迩的贞观之治。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从隋末的动荡中逐步走向繁荣昌盛,成为封建王朝治理的典范。
贞观之初,局势极为严峻。对内,隋朝遗留的烂摊子致使人口锐减,且贞观元年至三年自然灾害频发;对外,强大的东突厥对中原虎视眈眈。然而贞观君臣仅用四年便扭转乾坤,成绩斐然,其成功主要归因于三个关键因素。
首先是君臣深刻总结历史教训。经历隋朝由盛转衰的巨变,尤其是隋炀帝因护短拒谏、刚愎自用,导致身边小人环绕,最终身死国灭的惨痛教训,使贞观君臣深知体恤民力的重要性。他们崇尚节俭,秉持民本思想,轻徭薄赋,宽以待民。
太宗即位伊始,便令长孙无忌率众人在《武德律》基础上,以宽法减刑为宗旨制定新律。面对自然灾害,太宗不仅在各州设立义仓,还多次减免赋税,并自掏腰包赎回百姓变卖的子女。这些举措为大乱后的民生恢复和百业振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物质基础。
第二个关键因素就是乱世洗礼后的选贤举能。南北朝末期以来,传统世家门阀衰败,已无法培育贤才,而寒门氏族借军功或科举制崭露头角。太宗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如马周,本是常何府上家客,因代常何撰写奏书而被太宗赏识,迅速入职门下省,开启名臣之路。太宗曾斥责封德彝称无人才可用,强调君子用人应各取所长,此理念为朝廷广纳贤才开辟了道路。
科举制
最后一个关键因素当属全方位的制度改革。首先是裁撤冗官,针对战乱遗留的官多民少问题,太宗下令裁并州县,精简官员,划分天下为十道,大幅缩减中央官员数量,既节约开支,又提升行政效率。其次将臣子上谏制度化,开启三省制度改革。中书省负责接纳百官奏书与草拟诏令,门下省复核,尚书省执行。三省长官皆为宰相,共同组成宰相团。
太宗还提升谏官地位,令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必有谏官跟随。同时确立五花判事制度,保证中书省决策质量。此外,贞观三年在思想文化层面设立史馆修订诸朝历史,军事上重视马政,以太仆寺为主体建立监牧制度,扩大牧马范围,使唐朝马匹数量剧增,为组建强大骑兵军团奠定基础。
凭借这些举措,贞观二年唐军讨灭梁师都,四年再灭东突厥,太宗获 “天可汗” 尊号,内政外交均取得阶段性成果,“天下大稔,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贞观之治的盛景初现。
封禅之议:荣耀与考量的权衡贞观五年正月,赵郡王李孝恭等人以天下一统、四夷来朝为由,上书请求太宗封禅。这是太宗登基后收到的首次封禅请求。唐朝这时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太宗认为隋末战乱后民生凋敝尚未彻底改善,田地荒芜,仓库空虚,此时封禅不过是贪慕虚荣,遂拒绝了请求。
此后,太宗继续致力于内政建设。他将太子冠礼移至十月,以免耽搁百姓耕种;下令掩埋京观,收拢隋朝将士遗骸安葬。然而,期间也发生了一些波折,如张蕴古因调查李好德案被权万纪诬陷,太宗盛怒之下将其斩杀,事后又深感懊悔,颁布死刑复议制度。
贞观五年十二月,利州都督武士彟等人再次呈上封禅请求。太宗虽在诏书中列举自身五大成就,显示出对政绩的满意与封禅的渴望,但仍以不想耗费民力为由拒绝。不过,这次他在诏书中对自身功绩的阐述,表明其内心认为已符合封禅条件。
贞观六年正月,群臣又发起封禅请求。太宗与群臣一番讨论后,表达出筹备封禅之意,却遭魏徵反对。魏徵指出,唐朝承隋末大乱,户口未复,仓廪尚虚,封禅所需千乘万骑的补给难以保障,且沿途荒草满目,若被夷狄酋长看到,反而暴露虚弱,物资不足也难以满足赏赐需求,此举崇虚名而受实害。
魏徵画像
太宗不甘心,提出改到中岳嵩山封禅,却因河南、河北数州水灾而作罢,第三次封禅之议就此终止,此后五年无人再提封禅之事。
这五年间,唐朝经济持续恢复,粮食连年丰收,一斗米价降至四五钱。在军事上,唐朝在西域影响力扩大,焉耆王入朝进贡,西突厥遣使内附,契苾何力率部归降,李靖等人击垮吐谷浑。文化领域成果丰硕,贞观三年启动的修史任务完成,五代史修成;贞观十一年,新律法颁布,构建起完整法律体系,同时房玄龄、魏徵修订的新礼也得以颁布。
封禅波折:梦想的起伏与停滞贞观十一年三月,鉴于前期的众多成就,群臣重提封禅之事。太宗此次未多作讨论,直接令颜师古、房玄龄筹备。因距上次封禅已近600年,礼仪细节残缺,太宗令儒士们讨论方案,最终由房玄龄、魏徵、杨师道裁定,颜师古完成封禅仪注书。
然而此次封禅之议却戛然而止。虽史书未明确记载原因,但推测与当年天灾有关。四月雷火击中乾元殿前槐树,七月大雨引发穀水、洛水泛滥,洛阳受灾严重,溺死众多,太宗一面赈灾,一面令百官上书指出执政过失。
此外,臣子的奏疏也可能是重要因素。魏徵在四月、五月、七月四次上书,其中《谏太宗十思疏》流传千古。八九月间,马周也呈上长文,指出太宗应如贞观初年那般执政。这些奏疏被视为贞观之治前期与后期的分界,反映出太宗后期思想逐渐骄傲自满,纳谏、恤民不如从前。
在封建帝王专制框架下,人治的弊端在太宗的智骄意满中逐渐显现。尽管贞观之治在诸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封禅这一古代君王的最高荣誉,却因各种因素与太宗多次失之交臂,成为贞观之治辉煌中的遗憾,也让后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禁感叹历史的复杂性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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