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挥枪”是我军的一个重要传统。早在1930年，红军总部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就明确规定：政委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持时，政委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
换言之，关键时刻军事主官必须听政治主官的，即我们熟知的政委有最后决定权的说法。
这一制度，有利有弊。1932年8月，红三军团第二师师长郭炳生在江西乐安叛变投敌，起初郭炳生想把红5团和师特务连拉走，但因政委彭雪枫在，郭炳生没能如愿，只好一个人投敌，这是利的一面。
但同时也有一些弊端，主要是在军事指挥上，可能会出现错误的决策，导致战斗的失利，比如抗战时期的雪村战斗，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1942年5月1日，日军调集5万余兵力，由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直接指挥，对冀中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其中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首当其冲成为敌人“扫荡”突击的重点。
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出身红二方面军，是一名老红军，在冀中一带名气很大，连日军都觉得他不好对付，因此送了个“冀中之狐”的外号给常德善。
跟常德善搭档的第八军分区政委王远音出身知识分子，曾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抗战初期还组织过一支抗日游击队，为人精明干练、善讲善写。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扫荡”，第八军分区的领导层提前做出了部署，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行动，以避免被敌人一口吃掉：
其中，分区部分机关、23团(主力团)2营、30团(基干团，缩编为六连制小团)、23团团部、23团3营，由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指挥。
23团1营，“扫荡”开始时随冀中军区行动。
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副司令员孔庆同带小部分机关人员在任(丘)、河(间)、大(城)地区活动。
第八军分区参谋长李弗畏带部分机关人员和警卫营，在献县、交河一带活动。
在“扫荡”初期，常德善、王远音先是率领着队伍，在饶阳、武强、献县等冀中腹心地区活动。
当日军调集重兵，准备对冀中腹心地区进行“合围”时，常德善又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群众的掩护，及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他们转移到了文安洼地区。文安洼，地势低洼，河网纵横，芦苇丛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在这里，常德善等人得到了暂时的喘息和休整。
5月中旬，日军对冀中腹心地区的“拉网扫荡”暂时告一段落。
常德善等人，敏锐地捕捉到了战机。他们认为，日军的“扫荡”重点已经转移，腹心地区相对空虚，正是开展游击活动的好机会。
于是，他们大胆地采取行动，率领部队从饶阳城西渡过滹沱河，一路向南，插入到饶阳至安平公路以南的南京堂一带，重新回到了冀中腹心地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德善等人逐渐发现，这一次的“扫荡”，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
日军不仅仅是进行短期的、掠夺性的“扫荡”，而是采取了长期“驻剿”的策略。
他们开始在根据地内修筑公路、炮楼，挖掘封锁沟，建立“爱护村”，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将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彻底分割、包围、消灭。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常德善等人意识到，必须改变战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腹心地区与日军硬碰硬。
他们果断地决定，再次撤离腹心地区。部队向北渡过滹沱河，转移到了任河大地区。
从5月中旬到6月初，这段时间里，常德善的部队，一直在任河大地区活动，休整。
值得注意的是，在5月21日和22日，冀中军区曾两次向部队发报，要求他们重返中心地区，打开局面，恢复地方工作，稳定群众的情绪。
这说明，在“扫荡”初期，冀中军区对日军的战略意图，还存在一定的误判。
他们认为，日军的“扫荡”只是暂时的，只要挺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就可以恢复对中心地区的控制。
军区命令下达以后，尽管各级指战员均有不解，但大家最终还是遵照执行了这一决策。
5月29日，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的主力团——23团的第三营，在团长谭斌的带领下，在饶阳县张岗村宿营。
第二天拂晓，部队突然发现，四周已经被大量的日伪军包围。
23团三营的将士们，奋起反击，试图从敌人的包围圈中打开一个缺口，突围出去。
然而，敌人的兵力太强大了，火力也太猛烈了。
23团三营多次尝试突围，都以失败告终。
战斗持续到中午，包围圈越来越小，23团三营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最终，团长谭斌壮烈牺牲，只有政委姚国民带着少数几个人，侥幸突围成功。
23团三营的惨重损失，给冀中军区敲响了警钟。
军区领导终于意识到，这一次的“扫荡”，与以往的任何一次都不同。
日军是铁了心要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他们再也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了。
于是，冀中军区改变了之前的指示，不再要求军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地区作战。
6月4日，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各主力部队，根据自身的情况，自行选择突围路线，分散转移到外线作战。
只留下少部分的基干团、地区队，配合县、区游击队，继续留在冀中根据地，坚持敌后武装斗争。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就在23团遭受重创的同时，六连制的小团基干团第30团，也失去了联系。
在大“扫荡”中，第30团奉命坚持中心区根据地的斗争，但“扫荡”初期便在饶阳县五公村遭敌合围损失严重，电台坚壁起来，与分区失去电信联络。
为了寻找失联的第30团，常德善、王原音率部急行军过河肃路进驻万里、泥马头一带，于6月7日与第30团取得了联系(第30团此时已又集结二三百人)，两部计划于8日早上会合。
就在这时，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向常德善和王远音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报告司令员、政委，刚刚得到的消息，河间和肃宁都发现了日军的司令部，兵力远远超过我们！而且，在这一带，敌人还有大量的机动部队，正在向我们这里集结，看样子，是准备对我们进行合围！”
这个情报，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让原本就紧张的局势，更加雪上加霜。
面对日军即将展开的“铁壁合围”，常德善和王远音，这两位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的最高指挥员，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常德善毕竟久经沙场，凭借着敏锐的战场嗅觉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认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带领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常德善斩钉截铁地说道：“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转移，我们要赶在敌人完成合围之前，撤到子牙河东去！”
在常德善看来，只要部队能够及时渡过子牙河，就可以跳出日军的包围圈，获得喘息和调整的机会，将来也能打回来。
但政委王远音，却对常德善的提议，持反对意见。
王远音是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他长期在冀中根据地工作，与当地的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放弃冀中根据地，撤到子牙河东，无法对根据地的群众交待，同时也会严重影响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威信。
王远音说道：“老常，你这个想法，我不同意。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丢下根据地的老百姓不管！再说，我们好不容易找到30团，还是等明天见了30团再说。”
除了对30团和根据地群众的感情因素外，王远音还担心，撤到子牙河东岸后，部队的处境会更加艰难。
王远音认为，子牙河东岸的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在这种关键时刻，不免有群众受利益驱使，成为日军的帮凶，出卖队伍，倒不如暂时分散隐藏起来，等敌撤走了再相机行动。
最重要的是，日军对常德善极为痛恨，明码标价，开出了7000万日本票的悬赏金。
常德善理解王远音的心情，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
“老王啊，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一样难受。”常德善说道，“但是，我们现在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感情用事。”
“如果我们现在不撤退，继续留在中心区，与日军硬拼，那只会白白牺牲更多的战士，最终，还是守不住根据地。今天我们撤了，将来还可以打回来嘛！”
话说到这个份上，王远音只好提议说：“要不这样，我带着一部分人留下，接应第30团，你带着主力部队先撤出去。”
王远音的这个提议，让常德善大为光火。
“老王，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常德善怒道，“我常德善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负过那么多次伤，什么时候怕过死？能让你一个人冒险？”
常德善和王远音，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气氛越来越紧张。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着天就要亮了，如果再不能做出决定，就真的要被日军包围了。
常德善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军事指挥员，在战场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应该听从他的意见，采取果断措施，带领部队迅速撤离。
但王远音也坚持自己的看法。两人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
按照我军的传统，在军事行动中，如果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意见不一致，政委可以否决军事主官的决定，并按照自己的意见执行。
最终，王远音动用了“政委的最后决定权”，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面对王远音的坚持，常德善虽然心中焦急，但也无可奈何。
于是，常德善只好表示，服从王远音的决定。
就在这时，侦察股长杨克夫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
“司令员、政委，你们先别争了。”分区侦查股长杨克夫说道，“我刚从老乡那打听，雪村和顶旺村这两个地方，从来没有来过敌人。这两个村子，离得不远，而且都靠近河肃公路。要不然，我们先去雪村，再做打算？”
常德善拿起地图，仔细查看了这两个村子的位置，雪村在他们现在的东北方向，距离大约二十多里地，顶旺村也离得不远。
王远音听了，点了点头，说道：“这样吧，让30团去顶旺村，我们带队伍去雪村。”
6月8日凌晨4时，常德善和王远音率领部队，刚刚进入雪村。
战士们疲惫不堪，就抓紧布置岗哨，构筑阵地。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
“报告司令员、政委，发现敌情！”一名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在河肃公路梁家村方向，发现敌人的汽车纵队，大约有五六十辆车，正向我们这边开过来！”
与此同时，另一个侦察员也跑来报告：“肃宁、献县臧桥、饶阳方向的敌人，也全部出动了，正向我们这边开来！”
这两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常德善和王远音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他们意识到，日军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并迅速展开了合围。
“敌人已经把我们包围了！”常德善的声音，低沉而严峻，“雪村不能再待了，我们必须立即突围！”
就在这时，顶旺村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
原来，刚刚抵达顶旺村的30团，就与日军遭遇，双方展开了激战。
30团的战士们，在没有工事、没有阵地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很快就被日军的优势火力压制，伤亡惨重。
听到顶旺村方向传来的枪声，常德善和王远音的心，更加焦急。
他们知道，30团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想办法支援他们。
然而，此时此刻，他们自己也已经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自顾不暇。
常德善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没有退路了，必须冲出去，杀出一条血路！”
他命令部队，立即向北突围。
但从雪村向北，一直到北河肃公路，中间是一片开阔地，没有任何遮蔽物。
这对于突围的部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当时，日军正沿着公路机械化行军，速度非常快。
而且，公路本身就比周围的地面高出许多，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日军居高临下，向突围的八路军战士，疯狂扫射。
子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下，许多战士还没来得及冲出村子，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面对敌人的猛烈火力，常德善毫不畏惧。
他一把抓起一挺机枪，冲到队伍的最前面，亲自为战士们进行火力掩护。
在常德善的带领下，战士们奋勇向前，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北突围。
但敌人的火力实在是太猛烈了，常德善的头部，被一颗子弹击中，壮烈牺牲，时年31岁。战斗结束后，老百姓找到了常德善的尸体，发现他全身中了27颗子弹，光太阳穴就三处中弹。
王远音，在突围中腿部中弹，行动困难，为了不拖累战友和被日军俘虏，他毅然决然地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壮烈牺牲，年仅26岁。
除了常德善和王远音，还有许多八路军的优秀指挥员，也在这场突围战中牺牲：30团政委汪威、30团副团长肖治国、总支书记沈笑天、23团2营营长邱福和、军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
30团的警卫连，又被称为“青年连”，战士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全部壮烈牺牲。
后续的战斗中，23团副团长赵振亚、政治处主任孟庆武，也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在这一战中，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损失了大量的优秀指挥员和骨干力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得知常德善、王远音双双牺牲的消息后，也颇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雪村战斗，教训沉痛。”
值得一提的是，常德善不仅是吕正操司令员的爱将，还是贺老总的爱将。
红军时期，常德善曾三次在战场上救过贺老总的命。贺老总每次提起常德善，都会说：“没有当年的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元帅亲自为常德善烈士题写碑文：“功勋卓著，业绩永存。”
雪村战斗的失利，震惊了整个八路军，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1942年9月1日，党中央毛主席正式修改了一项军事条令，明确规定：“取消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在今后的军事行动中，统一由部队军事主官做最后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