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初六,身处河南钧州(今河南禹州市)的徽王朱厚爝上奏朝廷,称王府典宝、典服等官出缺,严重影响王府运转,请求朝廷进行增补,奏疏中还附带一份由他本人拟定的增补人员举荐名单。亲王向朝廷举荐王府官人选很是寻常,但往往是一两个而已。此次徽藩于需要增补的人员较多,谨慎起见礼部进行了核验,结果发现徽府官员并未出缺.所以朱厚爝的奏请,名为补缺,实为在定员之外添加人员,此举有违《皇明祖训》的规定。
古钧台
朱厚爝的祖父徽庄王朱见沛当年也干过这种事情,朝廷处理的结果是王府私自添加的官吏被尽数革退,未打报告就径自开革徽藩自设官吏的河南左布政使徐恪,被认定为办事毛躁,对其罚俸两月。有这么个殷鉴在,当孙子的还不吸取教训,自然不会有好结果。明世宗下旨切责徽府内外辅导官,要求他们将此事审核明白之后再行奏报。
明世宗的同道中人朱厚爝(音jue),出生于正德元年(1506年),为徽简王朱祐枱庶长子,生母徽简王次妃张氏。正德十三年(1518年)六月,13岁的朱厚爝被册封为安邑王。
嘉靖四年(1425年)十月十三,徽王朱祐枱薨逝,享年44岁,朝廷赐谥曰简。朱祐枱共有五子,可与父王徽庄王朱见沛一样,全是庶出,故身为庶长子的朱厚爝成为徽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按照惯例,朱厚爝需要等到为父守制期满,才能进爵徽王。朝廷在接到朱祐枱讣告的第一时间,也是这么打算的,所以命朱厚爝管理府事。
“戊戌……徽王祐台薨,命徽庄王庶长子安邑王厚爝管理府事,辍朝三日,祭葬如例。”(《明世宗实录》)
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明世宗竟在次年十月就传制,命武进伯朱江、翰林院编修王教正副使,持节前往钧州册封安邑王朱厚爝为徽王。这个时间点也就在徽庄王小祥(人死后第一个周年祭)前后,离二十七个月的守孝期还有一大半时间。在以往即便是继承人冒着不孝的名声,请求提前袭爵,基本都会被朝廷打回。朱厚爝能提前晋封,其中必有特殊原因,只是典籍没有明载。至于他的原配安邑王张氏,直到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才得以晋封为徽王妃。
钧瓷世博鼎
朱厚爝为人较为儒雅,颇有才华,多次上疏奏请赐予文艺类物品。比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八月,在他的奏请下,明世宗赐予《通鉴纲目》、《文献通考》各一部。再比如他专门在王府之中建造一座充满艺术气息的楼阁,上疏请求皇帝赐名,并赐予文房器具和奇香异品,这次结果不太好,皇帝只赐予“养德”楼额,其他的被驳回。
“(嘉靖十八年闰七月)丁酉,徽王厚爝建楼乞额名,并乞赐文房器具与奇香异品实其中。上赐名养德。而所乞之物,所司查无例,不许。”(《明世宗实录》)
1、《明史》对朱厚爝修道的记载
朱厚爝生平的一大爱好就是抚琴,能写会弹,是一位杰出的古琴大家,编辑整理有一部名为《风宣玄品》的古琴谱。《风宣玄品》共分十卷,首卷详论古琴制度、弦、调试、指法等古琴基础理论,后九卷共收录《阳春》等琴谱一百零一曲,前有朱厚爝自序及嘉靖十八年山西右布政使张鲲序文,是古琴学中的经典之作。
另一大爱好是修道,算是明世宗的同道中人,故被明世宗册封为太清辅玄宣化忠道真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正月,在他的奏请下被赐予太清辅玄宣化忠道真人金印。
据《明史》记载,朱厚爝修道与他爱琴这个嗜好有关。
身为古琴大家,自然与当地擅长制琴的斫琴师们关系莫逆。与他相交的一个斫琴师与钧州知州陈吉交恶,求到他门下,请求徽王殿下为其主持公道。朱厚爝认为和他身边的人过不去,就是同他堂堂徽王过不去,所以不管对错,直接上疏弹劾陈吉,添油加醋的给按了一堆黑材料。
七弦古琴
陈吉因此被打入锦衣卫诏狱。都御史骆昂和御史王三聘两人很是同情陈吉的遭遇,上疏为他抱不平,要求彻查此事还陈吉清白。结果惹得明世宗勃然大怒,下令将骆昂打死,王三聘和陈吉流放。
“初,厚爝好琴,斫琴者与知州陈吉交恶,厚爝庇之,劾吉,逮诏狱。都御史骆昂、御史王三聘白吉冤。帝怒,并逮之,昂杖死,三聘、吉俱戍边。”《明史·列传第七》
朱厚爝的所为顿时惹来诸多非议,因担心遭到报复,便想方设法地想要去讨好明世宗。皇帝陛下醉心于修仙炼道天下皆知,是以他便从这方面入手,一面装出潜心修道的样子,一面结好当时最受皇帝宠信的道士陶仲文,通过他曲线救国。
明世宗因为修道,不得不与满朝文武作斗争,当他从陶仲文的口中得知,宗室之中居然还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不免大为高兴,遂下令册封其为太清辅元宣化真人,并赐予真人金印。
2、《明实录》对朱厚爝修道的记载
可《明实录》对徽王朱厚爝与钧州知州陈吉之间的矛盾记载,与《明史》截然不同。
明代宗室的岁禄需要到藩地的官仓中领取,这算是朝廷对他们的一种制约。而这又成为明代中后期地方官拿捏宗室的一种手段,钧州知州陈吉就是如此,他给徽王府拨付岁禄时率性而为,时不时得就拖它一段时间。朱厚爝愤而上门讨要说法,陈吉却直打官腔,不作正面回答。加上陈吉曾经因为其他事由,鞭笞拷打拷打过徽藩军校。双方可谓是新仇加旧恨加,于是王府长史李应时率众打上门去,将陈吉好好地羞辱了一番。
钧州文庙
堂堂朝廷命官受此对待,简直是奇耻大辱。陈吉愤而上疏控告徽藩长史李应时。李应时也不该示弱,上疏回怼。陈吉认为李应时敢如此对自己,乃是徽王在背后指使所致,故在这过程中一并检举揭发朱厚爝的不法之事。朱厚爝为此不得不上疏自辩。明世宗顿时大怒,立马下令将陈吉押解进京,听候处置。
“先是,徽王以钧州徵解禄粮不时,怒让知州陈吉。吉不为理,又尝以他事榜笞本府军校。于是长史李应时遂率众殴辱吉。吉不胜愤,与应时等各相告言,并发徽王所为不法事。王具疏自讼。上怒,趣命械吉至京。”(《明世宗实录》)
至于雒昂和王三聘,一个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河南巡抚,一个是河南巡按御史,牵涉其中算是无妄之灾。明世宗下旨缉拿陈吉之后,余怒未消因而迁怒雒昂和王三聘,以两人不早将徽藩与陈吉的矛盾上奏为由,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一月,命锦衣卫将二人押解进京进行审问。
修仙带来的好处朱厚爝修仙,与明世宗成为同道中人,也为徽藩赢得了不少实打实的好处。比如嘉靖六年(1527年)三月,在他的奏请下其生母张氏被册封为徽简王次妃,这是很多庶子出生的藩王之母可望而不可及的位置。
若说让生母张氏成为亲王次妃,还属于拥有为数不少实例的正常操作,那么接下来的几件事无疑体现了修仙带来的好处,否者以一个远支藩王很难获得这许多好处。
1、周、徽两藩在盐引上受到的不同待遇
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月,周王朱睦㰂上疏朝廷,称周藩名下的每年三百引食言需要从河东盐运司(掌管解州盐池)支取,但开封水运通道——汴河无法沟通河东,转运不便,故请求如徽藩一般改从两淮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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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户部以纲盐制下,各盐运司都有划定的卖盐区域为由提出反对,同时以徽藩改从两淮支取食盐,是因为当年河东盐池出现问题,而一时采用的权宜之计,也应当予以纠正。结果明世宗只接受了户部的部分提案,要求周藩继续从河东盐运司支取,同时行令天下诸藩不得再为此上疏奏扰,至于徽藩则继续从两淮支取。
轮到徽王朱厚爝恩请时,情况变得截然不同。
嘉靖十八年(1539年),朱厚爝以王府度用不足为由,请求朝廷赐予其产自北直隶的长芦盐二千引,被户科给事中驳回。他毫不气馁地再次上疏乞请,户部提出没有先例不宜赐予。结果明世宗特旨予以恩准,并强调不为例。
“(十一月)乙巳,予徽王厚爝长芦盐二千引。先是,徽王以用绌陈乞引盐,为户科所驳止。已,复上,请更下户部查例以闻。户部以例不宜予,乞勿听。上重违王意,遂予之,弟不许诸王援以为例。”(《明世宗实录》)
2、庄田田租自收、代收之争
徽庄王朱见沛之国钧州时,明宪宗赐予他鹿邑县庄田一处。庄田与俸禄田不同,它属于王府的私产,部分王庄由王府自行管理,自行收租,徽藩的鹿邑县庄田就是如此。可嘉靖十五年左右,徽藩派往鹿邑县庄田管庄人与佃户发生激烈冲突,双方为此打起了官司。
时任户部尚书梁材等人借机提出革除庄园的管庄人职位,由当地有关衙门代为收租,王府直接来领田租便可。这等于是要侵夺徽藩对庄田的控制权,朱厚爝自然不肯吃这个亏,以不便为由要求保持原样,明世宗“从其请”。
为防止朝廷再打代收的主意,朱厚爝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五月上疏朝廷,请求赐予敕命镌刻成碑文立在庄田之中,以示此地永久由徽藩管理、自行收租。明世宗让户部进行讨论,结果户部官员旧事重提,要求代管、代收。
老子故里——鹿邑
明世宗认为户部“故违明旨抑勒宗室”,顿时大怒,下令追究当年提出代管王庄相关官员的责任。户部尚书梁材此时已经去职,被降职为右侍郎闲住,左侍郎唐胄及已经调任的右侍郎王尧封等各罚俸半年,户部河南清吏司郎中等官员则被丢进锦衣卫逮镇抚司审讯。
3、为宠妾求次妃封号
嘉靖十九年(1540年)六月,朱厚爝突然上疏朝廷,请求册封其庶长子伍城王朱载埻(音zhun)的养母为次妃。
明代对嫔妃的封号卡得还算严格,除两名备选的皇后落选女子外,其余后宫嫔妃几乎都要等到为皇帝生儿育女之后才能获得妃号(早期殉葬追封的不算)。皇帝后宫如此,宗王的内院同样如此,没有生育的普通侍妾称宫人,只有生子且儿子受封后才能获得夫人称号,且不给诰命和冠服,所以这“夫人”称号可谓是有名无实。
“己巳,封徽王见沛庶长子祐枱生母刘氏为夫人,给与诰命。故事,王府庶子必十岁受封后,始封生母为夫人,例不给诰命、冠服。”(《明宪宗实录》)
有子嗣的侍妾尚且如此,没有子嗣只担个养母名分的侍妾自然更难以获得封号。何况次妃的地位仅次于正妃,相当于后宫之中的皇贵妃,一般情况下连庶出袭爵的亲王生母都难以获得,区区一个养母何德何能,敢觊觎次妃封号?可朱厚爝就是为她奏请了,而明世宗也特旨恩准了。
“癸酉,徽王厚爝疏乞封其长子伍城王载埻养母为次妃。诏:养母原无授封之例,但王父子情词恳恻,特允所请,后不为例。”(《明世宗实录》)
4、徽王府整修事件
徽庄王朱见沛和徽简王朱祐枱两代徽王,与皇室关系相对亲厚,王府的规格自然相对较高。何况弘治十七年(1504年),朝廷对徽王府有过一次大的整修。因此徽王府的规制,与《大明会典》中划定的亲王王府规制相比有所逾越。即便如此,朱厚爝对王府依然不甚满意,提出要再次对王府进行修整,上报的维修费用高达十万两。
逾制的复建代王府承运殿
这么大一笔银两河南省一下子是拿不出来的,故他提出王府由其自行维修,不过要先从开封府所属州县拨给一万两移交给徽藩,其余九万两则分九年以每年一万两的数额从当地税粮中征派。
徽王府的规格本身已经逾制,加上这个方案不仅让人遐想徽王殿下很可能想要借机敛财,故户部收到河南方面的奏报后提出反对,要求先让河南抚按官对徽王府的规制先行堪核,再做下一步打算。徽王府逾制是明摆着的事,真按标准来必定难以重修。
眼见计划即将落空,朱厚爝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四月祭出杀手锏,向皇帝举报称,河南方面在堪核过程中,巡按御史张坪、参议李洛、佥事李延康等人故意找借口不来会勘,拖延长达三年之久,直到得了他的厚赂才与会。而左布政纪常因贪欲得不到满足,故意在奏报中将修府邸改为修坟,这是在暗搓搓地诅咒他。
明世宗得报怒极,下旨将张坪、纪常二人革职,对李洛、李延康施以罚俸三个月的惩戒。同时命新任的河南抚按官,速速将徽藩整修王府的银两划拨过去。
徽王府的整修,在历时数年,一波三折之后,以这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得以展开。
阿越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五月十五,徽王朱厚爝薨逝。明世宗听闻讣告,派泰宁侯陈编前去致祭。朱厚爝人品一般,可在音乐家的光环笼罩之下,也算是名垂青史,给宗室争光,且他这一生并无什么大过,加上与明世宗属于同道中人这一加分项的作用,最终被赐予谥号“恭”。
明显陵:兴献王陵墓
再说朱厚爝崇道的根源,相对于《明史》,阿越更信服《明实录》的记载,朱厚爝本人是真喜好修道,而非为避祸而假装。毕竟明朝皇帝对道教还是比较崇信的,比如明成祖北建故宫,南修武当,再比如明朝16位皇帝中有4人或直接或间接死于服食丹药。皇家崇道的背景下,宗室之中必然也会有相当多的人跟进,兴献王朱祐杬就道教信徒,明世宗对道教的痴迷与他不无关系。所以朱厚爝信道并不是什么怪事。何况崇道可以给自己,给徽藩带来诸多好处,即便最开始是假装的,到最后也会转变为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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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堉算不算
明朝后期是由封建社会转型资产社会,资产阶级代表东林党是最大的势力,保皇派魏忠贤也仅能维持皇权的苟延残喘,崇祯没了魏忠贤的帮助,那就是完全的被社会抛弃。崇祯的罪过是跟虚君的时代潮流对抗,输光了还宁死不南迁,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如果能南迁到资产阶级大本营,皇权虽正式落幕,但明朝也就正式完成资本社会的进阶。